戴燕（章靜繪）
曹植的《洛神賦》距今已有近一千八百年的曆史，在這部“神作”的漫長流傳過程中，其華美的辭藻被一再傳誦，至今不衰；其寓意也被不斷附會，依然是學界争論的話題；它還啟發了從書畫到戲曲的各種經典改編創作，是古典文學與藝術融通的範例。複旦大學中文系的戴燕教授傾十年之力，遍覽《洛神賦》的相關研究，她的新作《〈洛神賦〉九章》以鞭辟入裡的分析、詳實的考證和清通的文字受到了學界和讀者的好評，借此機會，《上海書評》請她談談《洛神賦》的魅力以及研究古代文學的心得。
《〈洛神賦〉九章》，戴燕著，商務印書館，2021年8月出版，254頁，58.00元
如果按《洛神賦》開頭的“黃初三年”（222年）算，今年是其“故事發生”一千八百年，而大多數學者認為《洛神賦》寫于黃初四年或更晚。您覺得應該如何判斷經典作品的創作時間？
戴燕：如果不是你提醒，我完全沒有想到《洛神賦》所講邂逅洛神的故事，它的發生，迄今已有一千八百年，因為有了公元紀年，我們很容易就知道這是多麼漫長的一段時間！我一直都很感慨也很好奇，為什麼這個故事能曆久彌新，到現在還有它的吸引力，所謂“文學的魅力”究竟是怎麼來的，文學到底是什麼。
說故事發生在魏文帝黃初三年（222），這是《洛神賦》作者曹植在這篇賦的序裡面寫到的，按常情推測，既然他說故事發生在黃初三年，那麼寫作一定是在這後面，可以是黃初四年或以後，最晚至魏明帝太和六年（232）曹植去世，理論上可以是這十年中間的任何一年。
讀文學的人，本來都不太在乎文學寫作的時間，因為好的文學、經典作品都是超越時間的，有的還能超越空間，我們現在讀屈原的《離騷》、狄更斯的《艱難時世》仍然會感動，就是這個道理。事實上大部分讀者并不關心《洛神賦》的故事發生在哪一年、又寫于哪一年，的确無須知道，不過總有極少數研究者對此懷有興趣。我讀《洛神賦》的時間比較長，一邊讀，一邊也看一些相關資料，慢慢才意識到還是應該了解它的寫作時間，應該給它一個大體的時間定位。但我這裡說的“寫作時間”，其實也是一個含混的概念。今天人有了版權意識，比較注意出版時間，在版權頁上都要予以明确記載，然而在曹植那個時代，一個作品的完成，我們大概知道已經有了從動筆、到定稿、到面世的步驟，這中間自然有或長或短的時間差，可是究竟差多少，目前還沒有看到過記錄，也就沒辦法做出區分，是以隻好采取一個比較含糊的說法，籠統稱之為“寫作時間”。
在研究《洛神賦》的時候，為什麼要知道它的寫作時間？簡單地說，就是為了還原曹植寫作時的曆史語境。這個工作并不是從我開始的，以前就有學者讨論，還有争論。我是在閱讀過程中逐漸體會到，對《洛神賦》這樣的作品，時間定位越清晰，對它産生的語境就會還原得越具體，對于曹植到底要借這個故事傳達什麼，也就能夠了解得越多。文學說到底是一種表達、一種對話，作者在寫作的時候，往往有他/她意念中的讀者，是為他們而寫，即使那種内心獨白式的寫作，也是作家在跟自己對話，是以要知道作者在說什麼，就不僅要從作者身上發掘，還要去看作者試圖通過寫作去對話的那些讀者以及由作者和讀者共同構成的對話場域。從作者與讀者的關系中，去看作品究竟要表達什麼，這是我所說文學作品的具體曆史語境，隻有具體到這一步，才能明白這部作品為什麼是“這一個”、為什麼有它獨特的地方。
這當然就是在講文學和曆史的關系。文、史分家，将文學從曆史中抽象出來，的确能讓人更好地思考文學的普遍性、建構文學的本質，但有時也會使人忽略掉對每一部作品獨特性的觀察，是以，研究者還是要經常想辦法将文學放回到生産它們的曆史當中，在曆史中去看它們本來有的各種面貌，這是文學史研究應該做的事情。當然話是這麼說，做起來可能要“碰運氣”，要看有沒有條件還原以及能還原到什麼程度，我想我的運氣不算太差，因為不光有《三國志》這麼重要的史書作證據，還有曹植同時寫的其他作品當内證，靠它們還是能建立起一個大體可靠的《洛神賦》的具體寫作環境，讓我們知道曹植在那一刻，他想要說的究竟是什麼。
陳寅恪在《讀〈哀江南賦〉》這篇文章裡面講過，隻懂得庾信在《哀江南賦》中用的典故還不夠，還應該對賦中涉及的“今事”亦即庾信寫作此賦的“當日之時事”有所了解，了解之後能更加體會到它的“深切有味，哀感動人”，怎麼了解呢，“先須考訂此賦作成之年月”。這是他發表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文章，今天仍然可以拿來做我們閱讀經典文學作品的示範。
今天的學者研究《洛神賦》，應該怎樣看待“感甄”或“思君”這樣的窠臼？
戴燕：這用得着老話所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或者“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洛神賦》流傳了将近一千八百年，有各種各樣的解讀不奇怪，更何況似乎也隻有文學經典才能享受這種待遇，就像俗話說的：人們愛其所愛，而始終愛的是他/她自己。
這裡面，“感甄說”是發明比較早的，流傳也廣。我經常開玩笑說：從“傳奇”這一小說類型在唐代的風靡中，就可以看到唐人是多麼好奇，想象力無邊又愛傳八卦，他們最喜歡把《洛神賦》解釋成是在講曹植與甄後戀愛的故事，這符合他們的趣味，而到了理學發達的宋代，便有人出來質疑“感甄說”，這以後才有了對抗式的“思君說”，不過“思君說”太道德氣了，終究比不上“感甄說”深入人心，在哪個時代都接地氣，就是在二十世紀“新文化運動”以後，不是還有人為曹植與甄後的戀愛辯護，稱他們是以真正的愛情反抗曹丕與甄後的“封建婚姻”嗎？我的工作當然是在解構“感甄說”等，但是我也得承認，這樣的解讀，伴随着《洛神賦》的流傳也傳播了一千多年，它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又或者可以進一步說，正是這樣的解讀，為《洛神賦》始終作為一個活文學而存在提供了輿論的暖房。
我知道有的學者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一勞永逸解決問題，讓“曆史終結”，但我不是這一類型，特别是在我讀了這麼多年《洛神賦》，并且多少了解它的傳播史、研究史之後，從古到今，從文字到圖像到舞台熒屏，甚至去年我還看到有水下拍攝的《洛神水賦》，圍繞着洛神，是那樣一個豐富而有活力的世界，徜徉其中，反而讓我越來越相信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做人是這樣，做研究也是這樣。
啊原來唐人也愛八卦，那他們是怎麼選中甄後作為八卦對象的？如果說曆史上的甄後與曹植并無明顯的交集，她是如何“被戀愛”的？
戴燕：要知道這些說法是怎麼一步步附會到《洛神賦》上去的，還是要回到文學的對話關系。讀者的閱讀，也是一種對話，是讀者與作者的對話。前面我講作者往往是為他意念中的讀者而寫，事實上一般讀者也都相信自己能成為作者的知音，一旦被作品打動，他們馬上就會去感謝作者。隻不過閱讀這件事情，并不是簡單地将别人的作品複制粘貼到腦子裡，就會起反應，就能知道作者在說什麼，因而為之感動，那是要讀者帶着自己的知識、經驗、想象去閱讀，才能完成的。對話的意思，在這裡說的就是讀者也有話要講，他/她看了作者的表達，自己也被激發起表達的欲望。而讀者的表達，如果形諸文字，便成了讀後感或者評論。還有一種讀者，他并不作評論，隻是跟在後面效仿，“鹦鹉學舌”，也應該算是對話。《洛神賦》就有非常多的模仿者，而且是用文字、書法、繪畫、小說、戲曲、歌舞、影視等不同媒介，有的亦步亦趨，有的借題發揮，一千多年來綿延不絕。有這麼多後來的讀者跟它對話，勢必講什麼的都有，所謂“郢書燕說”，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發生的。
當作者曹植離讀者越來越遠，他既沒有留下“創作談”，也不可能再跳出來辯解，在後世衆多的讀者當中就可以看到，圍繞着《洛神賦》，在讀者與讀者當中，又結成了一種新的對話關系，并于其中産生了所謂權威的解釋和評論，唐代李善注就是這樣一個權威性的注。當然，我們知道李善注的權威性，并不隻是建立他對《洛神賦》的注釋，而是建立在他對《文選》所收一百多個作家的幾百篇詩文的注釋基礎上，《洛神賦》恰好是這裡面的一篇，是以，李善注對于《洛神賦》的讀者才能有如此之大且如此持久的影響。過去中外學者都對李善注所引“感甄說”有過讨論，有的是為了研究《洛神賦》，也有的是為了研究《文選》，各有自己的側重，結論也有微妙差别，但不管怎麼說，我想正是由于李善注引了“感甄說”，他從他看過的書裡面選擇了這一條，放進注釋，提供給《文選》的讀者做參考，結果影響到《文選》這部文集的讀者，因為知道李善注的分量，便将“感甄說”當成了最接近《洛神賦》真相的一個解釋。而至于“感甄說”的始作俑者，雖然我們不知道是誰，可是通過梳理，也能知道這個說法是在曆史中形成的，并非空穴來風，李善注引它，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當初曹植寫《洛神賦》的時候，他能想到的隻是他同時代的讀者，他們是誰，他們要聽什麼，還無法預料後世讀者的需求。而後世的讀者呢，也隻能憑自己的經驗、知識，一邊閱讀一邊腦補，想象曹植在賦裡講述的是什麼。不過讀文學的人，又有哪一個不喜歡愛情故事呢？愛情與政治，永遠是廣受歡迎的文藝題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算有學者批評這是把《洛神賦》庸俗化了，可是與奉承帝王的解讀相比，畢竟這個解讀，更讓人感覺輕松、溫馨，哪怕這不是曹植的本意，并非事實。當讀者與讀者之間的對話關系建立起來，又在其中産生了公認高明的解人，作者自己的想法就不重要了，他這時候已經“被躺平”了。
您說在曹植的記憶中，應該不止有一個宓妃，那麼宓妃的神話在曹植之前已經經曆了怎樣的移植和變遷？
戴燕：如果去看有關宓妃的傳說，也包括對宓妃傳說的研究，就會知道宓妃這個形象，從戰國到兩漢，其實是不怎麼統一的，她有時是昆侖女神，有時是洛河神女，有時是河伯妻子，有時是伏羲女兒。我們應該了解作為傳說，這是很正常的，正因為傳說紛纭雜錯，不是事實，它才沒有邏輯，經不起推敲。可是由于宓妃是《洛神賦》的主角，曹植又說他是根據古代傳說裡的宓妃寫下《洛神賦》中宓妃的，是以讀這篇賦，就不得不了解曹植筆下的宓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宓妃？了解這一點，才能知道附着在她身上的意味，懂得曹植寫邂逅洛神宓妃，有什麼寓意。
從現在的分析來看，宓妃這個形象，在傳說中，她是從西方昆侖一點點向東遷移，先在長安附近，然後到洛陽，變成了洛河之神，也就是我說的從一個昆侖神話系統中的女神，最後變成了護佑洛陽的洛神，有這麼一個遷徙的過程。為什麼在傳說裡面，是走了這樣一條遷徙路線？那主要是因為西漢的首都在長安，而東漢定都洛陽。這麼一說便很容易明白吧？可是我仍然要強調：第一，這是我們做研究，根據僅存的一點資料得出的結論，不代表宓妃作為洛河之神的說法，到了東漢成為主流以後，就不再有别的說法存在，也許現在我們不知道而已。第二，當曹植寫“古人有言”時，他也并沒有指名道姓說這個“古人”是誰，那我想這個“古人”就應該是複數的。我們知道曹植是讀過很多辭賦的，他也是屈原、司馬相如、揚雄、蔡邕等人的讀者，在他的記憶中，是以必定有上述作者寫下的形形色色的宓妃，而當他寫《洛神賦》的時候，他也未必就不是在與過去的這些作者對話，在對話中寫下自己的宓妃。這就是為什麼他寫的宓妃，有一點像《離騷》裡的宓妃，有一點像《上林賦》裡的宓妃，也有一點像《述行賦》裡的宓妃，可是又不絕對跟哪一個宓妃雷同。而指出這一點，也是為了說明曹植寫《洛神賦》，同樣是在與過去豐富文學傳統的對話中進行的。
您覺得是什麼讓《洛神賦》能在一衆“神女文學”中脫穎而出，流傳千古？
戴燕：沈達材在1933年出版的《曹植與洛神賦傳說》中斷言，《洛神賦》決不是曹植寫他自己與甄後的戀愛，他當時提出來一個證據，就是《洛神賦》不過是漢末建安時期許多作家所寫“神女賦”中的一篇，陳琳、王粲等人都寫，曹植也寫，這是一種寫作的遊戲和訓練，曹植不可能在自己寫的賦中特别有所指。沈達材的論證，對于破除“感甄說”很有力量，但可惜的是，除了曹植《洛神賦》，上述其他作家的《神女賦》都沒有完整保留下來，在殘留的片段中，實在很難看出作者本意，也很難在與《洛神賦》的比較中，判斷它們寫得好不好。
我贊成沈達材的意見，可是要做一點補充。我們知道，他提到寫神女的那一批作家，最晚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幾乎都去世了，人人都來寫“神女”的時代結束了，而《洛神賦》的寫作，起碼是在這一“神女”寫作高潮之後的五、六年。就在這五六年裡，時代發生了巨大轉變，從漢變成魏，從漢獻帝的建安變成魏文帝的黃初，曹植個人也在這一階段遭受了不少政治上的挫折，有了很多新的人生經驗，對朝政、對自己，都有了新的認識。是以，無論是不是要将《洛神賦》放到建安“神女賦”的寫作風潮中去了解，都應該看到，它根本上是魏文帝黃初時代的一個作品，曹植在這裡面要表達的，是他在建安時期還不曾有的思想、心情，而他預期的讀者對象，也早已不是死在建安二十四年又或此前的那批作家，他已經不是在同他們一起進行寫作上的交流、對話和競争。當然，籠統說《洛神賦》是漢魏間一批神女文學中的一篇，并不錯，可是這還不足以說明為什麼曹植寫出來的是這樣與衆不同。
《洛神賦》呈現了哪些複調特征？您覺得它的文學主旨是什麼？
戴燕：當我們确定了《洛神賦》是黃初時代的一個作品，就能夠明白它為什麼要講“守禮”。守禮，是到了黃初時代，曹植反複要對他的讀者講的話，讀者中有他的哥哥魏文帝曹丕，還有他另外一個兄弟曹彪，主要是跟他有關系的這樣一些人。而守禮，本來是一種政治表态，可曹植畢竟是一個出色的作家，他用文學語言把它講出來，就變成了很不一樣的一個文本。
最主要的，他不是直奔守禮這個主題，而是先講到洛神宓妃的出現，怎樣帶來賦中“餘”和宓妃兩個人的情感交流，他寫了一大段宓妃的美貌賢淑，又寫了一大段兩個人往來的曲折，然後才講到守禮。而守禮這一部分，又寫得很節制、克制，遠遠比不上言情部分的高調、洋洋灑灑，這就造成《洛神賦》看起來好像不止有一個聲部，仿佛衆聲喧嘩但又那麼和諧，是以是一個複調的文學。“複調”是我從巴赫金那裡借來的概念，他曾用“複調音樂”來比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稱它們是複調小說，我覺得說得很透徹，就借來分析《洛神賦》的内部結構。要是換成一個中國式的術語，也可以用《莊子》裡面講的“混沌”。用複調的概念，是為了講清楚曹植拼命地寫宓妃如何美麗、寫“餘”如何愛慕這樣的宓妃，其實都是要表明守禮的重要以及守禮的艱難，不過他寫得太好了，不管是宓妃的美麗，還是“餘”和宓妃的交流，他都寫得那麼飽滿，都能自成一部，這就使得《洛神賦》這個不足千字的作品，容量特别大，層次也特别豐富。
《洛神賦》的另一特别之處，是它與其他藝術形式的結合非常緊密。從書法、繪畫一直到梅蘭芳改編的平劇，這些藝術形式對《洛神賦》的傳播産生了怎樣的影響？
戴燕：《洛神賦》在後來的傳播過程中，可能是跨媒介最多的一個文學作品。除了有人模仿它寫賦，從現有的記載看，大概在它面世不久，就有書家寫它，随之有人将它繪成畫卷，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傳為顧恺之畫的《洛神賦圖》，現在也還有傳說是王獻之寫的《洛神賦》帖，後來又有人把它寫進小說，有人根據它編成戲曲，這就讓它比一般單純的文學文本影響要大得多。而這對研究者來說，也構成了如何跨界的挑戰。
各個版本的《洛神賦圖》
跨界最難的地方在哪裡？不在于從A挪到B或者把A、B加起來，而在于要讓A和B起化學反應，産生新東西。在研究《洛神賦》的過程中，如果說從文學到曆史、書法、繪畫、小說、戲曲，在這些領域，我都曾經淺嘗辄止，那還是因為我研究的是《洛神賦》的緣故，是它引領并強迫着我一點一點地走近曆史以及曆史中的文學，以求得與它對話的資格。但老實說在我心裡，這些年最大的問題依然是：什麼是文學？文學為什麼有魅力？今天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