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洪兵：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是對其人格尊嚴的嚴重侵犯

作者：陳洪兵（東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節選自《人身犯罪解釋論與判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主要法規連結：刑法第241條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非法剝奪、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傷害、侮辱等犯罪行為的，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定罪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并有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的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又出賣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四十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按照被買婦女的意願，不阻礙其傳回原居住地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一

法益的确定

（1）“人具有人格，既非物，亦非動物，故不能成為買賣或質押的标的。”“販賣婦女兒童犯罪的實質是将人作為商品來買賣，這種犯罪嚴重侵害婦女兒童身心健康，也是對作為人的尊嚴的一種極端的侵害，為現代文明所不齒。”

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本質是把人當作商品加以購買，因而是對人格尊嚴的嚴重侵犯。若認為該罪還侵犯人身自由與安全，則收買後剝奪自由、傷害的，就不應在該罪之外另定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了，這顯然與刑法第241條第4款關于數罪并罰的規定相沖突。

之是以認為拐賣婦女、兒童罪侵害的法益除人格尊嚴外，還侵害了被拐賣人的人身自由及安全，顯然是因為實施拐賣行為過程中通常伴随着非法剝奪自由、傷害行為的發生，而且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法定最高刑可以達到死刑，遠遠高于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法定最高刑隻有三年有期徒刑）。相較之下，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法益隻能是人不能被作為商品出售的人格尊嚴。

人格尊嚴顯然屬于個人法益，被害人是否可以承諾放棄，換句話說，被害人同意被收買的，是否阻卻該罪構成要件的成立？通說認為，“即使被害人同意被收買，也不影響本罪的成立。”但是，個人法益除生命（有的認為重大健康的承諾也無效）這類重大法益不能承諾放棄外，為尊重個人的意思自由，原則上應認為放棄個人法益的承諾是有效的。實踐中也發生過被害人同意被收買的情形。

【判例1】被拐賣人盤某之母（越南籍人）托甲幫忙在中國給其女兒找婆家。在甲的介紹下，收買者張某華支付了23000元将盤某娶回家。後盤某被警方遣送回原籍後，向警方表示，願做張某華的妻子，不同意回越南。法院認為，甲的行為構成拐賣婦女罪，張某華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婦女罪。（湖南省株洲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株中法刑一終字第52号刑事裁定書）

筆者認為，上述判決是錯誤的。被拐賣人對自己被出賣給人做妻子的事實有清醒的認識，并同意與收買人為妻，事實上也與收買人相處融洽，甚至被警方解救後還主動回到收買人身邊。這充分說明被拐賣婦女存在真實有效的同意，故應阻卻拐賣婦女罪的成立，拐賣者與收買者均無罪。

（2）該罪犯罪形态的确定也與法益有關。筆者認為，由于該罪的法益是人格尊嚴，随着收買行為的完成，犯罪就随之終了，此後隻是違法狀态的繼續，因而屬于狀态犯。若認為該罪屬于繼續犯，則意味着收買後他人參與看管的，也能成立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共犯；收買人本人收買後剝奪被拐賣人人身自由的，也不另外成立非法拘禁罪，這與第241條第3、4款的規定明顯相沖突。

二

罪數及競合

立法者之是以沒有在拐賣婦女、兒童罪條文中規定數罪并罰，而在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條文中用多個條款規定罪數。原因在于：該罪的法定刑較低，收買之後實施新的犯罪行為若不數罪并罰，就難以實作罪刑相适應；該罪隻是侵害人格尊嚴的犯罪，屬于狀态犯，收買完成後實施新的行為，侵害新的法益的，根據法益保護原則，也應當數罪并罰；該罪沒有結果加重犯或情節加重犯的規定，若不數罪并罰，也顯然罪刑不相适應。

（1）第2、3、4款的規定是注意規定還是法律拟制？筆者認為，其一，強行與被拐賣的女童或得到其承諾發生性關系，屬于第3款中的“等犯罪行為”，因而，第2款關于強奸罪的規定隻是注意規定，并沒有窮盡所有應按強奸罪論處的情形。其二，成立非法拘禁罪要求非法剝奪自由，對于限制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自由沒有拟制為非法拘禁罪的必要。是以，第2、3、4款屬于注意規定。

（2）第5款收買後又拐賣的以拐賣婦女、兒童罪定罪處罰的規定，是注意規定還是法律拟制？若認為是注意規定，則收買後又拐賣的，應當以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與拐賣婦女、兒童罪數罪并罰；若認為是法律拟制，則意味着是将原本應數罪并罰的拟制為一罪。

應該說，第5款的規定在3、4款關于數罪并罰的規定之後，若認為還應數罪并罰，則根本沒有必要單列一款進行規定；而且拐賣婦女、兒童罪法定刑很重，以拐賣婦女、兒童罪一罪定罪也能做到罪刑相适應。是以，該款規定屬于法律拟制。不能推而廣之。

（3）行為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後，對其實施了強奸、非法拘禁等行為，後來又将其出賣的，是應當認定為拐賣婦女、兒童罪一罪，還是應另外成立非法拘禁罪、強奸罪等罪，并數罪并罰？筆者認為，既然第5款是法律拟制，就僅限于将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與拐賣婦女、兒童罪拟制為一罪，而不能因為拐賣婦女、兒童罪中包括非法拘禁行為、強奸等行為，而認為無需數罪并罰。

（4）一次收買多名婦女、兒童的，是定一罪還是應該數罪并罰？理論通說認為，同種數罪不應并罰。可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所保護的法益是個人專屬法益，理當予以個别保護；而且，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法定最高刑隻有三年有期徒刑，不數罪并罰，顯然不能做到罪刑相适應。是以，筆者認為，無論一次還是多次，收買了多名婦女、兒童的，應當根據收買的人數，數罪并罰。

（5）關于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與拐賣婦女、兒童罪之間的關系，兩罪之間就是一種競合關系。當不能查明出賣的目的時，但能證明存在收買事實的，成立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

三

共犯的處理

（1）由于該罪是狀态犯，未參與收買行為，在他人收買後僅僅是與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共同生活的，不成立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共犯，若實施了非法拘禁、虐待、強奸、侮辱等犯罪行為，僅以這些犯罪論處。

（2）實踐中還存在教唆他人拐賣婦女、兒童後賣給自己的情形，教唆人除成立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外，是否還成立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共犯？筆者認為，應當數罪并罰。行為人無疑實施了兩個行為，完全符合數罪構成要件。

（3）在買賣雙方之間進行居間介紹，是成立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共犯還是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共犯？筆者認為，這種情況下同時成立兩罪的共犯，形成想象競合，應以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共犯論處。但是，受買方委托尋找賣方，若賣方本來就有拐賣婦女、兒童的犯意，則這種行為并沒有超出收買的範圍，僅成立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共犯，但如果賣方原本沒有拐賣的打算，隻是因為行為人的介紹才産生拐賣的犯意的，則應以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共犯論處。

【判例2】 2009年底，趙XX向其親戚崔XX表示想收養一男嬰，崔XX即聯系被告人林國才幫忙。林國才經人介紹，得知任XX妻子出生的第四胎男嬰欲出賣，林國才将男嬰送至趙XX處，趙XX先後給付其現金36000元。法院認為，被告人林國才犯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河南省南樂縣人民法院（2010）南刑初字第110号刑事判決書，）

本案中，崔XX受人委托，聯系林國才，林國才又經人介紹得知有人欲出賣嬰兒，由于出賣者原本就有出賣的念頭，因而崔XX與林國才的行為并沒有超出收買的範圍，不構成拐賣兒童罪的教唆犯，法院認定林國才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