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是偏白的淡色，一半是偏黃的深色，如果不仔細比對，還看不出來。這就是位于上海市靜安區南京西路與延安中路之間的上海展覽中心主體建築2022年2月初的模樣。原來，這裡正在進行修繕施工，一部分建築已經完成外牆的修補和清洗，另一部分仍有待進行下一步施工。
建于1955年的這幢優秀曆史建築，上一次大修是在2001年。而這次開始于2021年早些時候的再一次整體修繕，與上次大修有所不同。這一次，不僅對建築整體進行修繕，還拆除了周邊的鐵圍欄，替換成了可以更大程度對外敞開的伸縮門。《新民周刊》記者在現場所見，伸縮門内，一些區域正在施工。草坪、鵝卵石，以及各種灌木、喬木，錯落有緻地組合起來，形成綠植區。還有景觀區、休閑區、互動區、停車區等區域設定。其中，休閑區的東、西兩個花園，即将引入花園咖啡座……
回首往昔，此地曾經是上海縣城的西郊羅家村等地，後來成了猶太富商哈同的私家花園——愛俪園，亦經曆興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此地建成中蘇友好大廈。1968年，中蘇友好大廈更名上海展覽館，1984年組建成立上海展覽中心。
曾經，這裡見證過不少上海的時代風雲，又是上海“兩會”的會場。而在不少市民記憶裡，這裡還曾是上海書市的舉辦地。上海書市後來發展成上海書展，成為上海展覽中心一年一度的暑期之會。從那個年代到如今，再到未來，上海書展，還有各種車展、房展、藝術展等等，都曾經留下或者将要留下印痕……
無論建築如何改變，作為時代見證者的上海展覽中心，都是上海記憶的一部分，亦是上海的一部分……
從私家花園到城市地标
在如今上海展覽中心範圍内，記者仔細找尋，卻找不到絲毫愛俪園的痕迹。有一種說法，愛俪園曾是民國時期上海所建最大的一座私家園林。
在1873年亦即上海開埠30周年時，出生于巴格達的孤苦伶仃的猶太青年塞拉斯·愛隆·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來到上海。這時候，這一帶還是上海縣城外的羅家村。
哈同在英籍猶太人、有着“上海地産第一大戶”之稱的沙遜所開洋行謀到一份職業——門房。就是從這小小的門房職位開始，哈同繼而得以看倉庫，再接着他竟然通過長期研究上海地圖，按圖索骥，四處奔走，摸清了許多地塊的情況——是否有升值空間。由此，哈同幫助沙遜賺了不少錢。可沙遜給哈同的錢卻不多。哈同倒也不為所動，繼續在沙遜洋行整日奔忙。後來，他曾表示，自己這一階段就是在學習，在為自己開洋行積累經驗。
1885年，中法戰争結束後，當時的法租界公董局想擴大地盤。此時的哈同，在上海灘已經有“地老虎”之稱。法租界公董局請到哈同。哈同搖身一變，從洋行小職員躍升為法租界董事之一。春風得意的哈同，遂與相識多年的中國女子羅絲（Liza）結婚。羅絲本名羅俪穗，出身低微，母女兩代都曾遭法國浪子遺棄。她選擇同樣出身貧寒，但肯吃苦的哈同為夫。結婚以後，羅絲給哈同兩畝地契作為資本。哈同在南京路開起洋行。不久，哈同竟然成了南京路地産第一大戶，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的富豪大班。
相繼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打開局面的哈同夫婦，眼見與羅絲已經姐妹相稱的盛宣懷夫人在麥特赫司脫路（今泰興路的吳江路至新閘路段）坐擁一座辛家花園，便也想修座花園。另一個原因是——哈同與羅絲都曾因外表看上去不是白種人，而被擋在外灘公園門外。發家緻富以後，羅絲便希望哈同不惜錢财造一座豪華大花園以作顯擺。選址很清晰——湧泉浜（填浜之後為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邊上的羅家村。這裡既是羅絲的出生之地，又有她母親的墳地。此時的哈同，獲得了南京路（今南京東路）的許多地産以後，正欲向西發展，于是不擇手段，将羅家村周圍兩百畝土地占為己有。1902年，羅絲去鎮江金山江天寺燒香，向給她起法号“迦陵”的僧人烏目談及要建園林。
烏目原名黃仰宗，據稱自幼博覽群書，不到20歲卻出家為僧。羅迦陵将烏目請到上海，安排禅房，請烏目以《紅樓夢》中有關大觀園的記述，來設計她的園林。還要将湧泉浜的浜水引進花園，既表示不忘本，又因“湧泉”兩字象征錢财将如泉滾滾湧來。于是烏目每日裡上午給羅迦陵講佛法，下午直到深夜則進行園林構思和設計。每逢節假日，烏目還去附近的張園觀賞，由此結識了汪康年、章太炎、蔡元培等人。不久，《蘇報》案發，章太炎被捕，蔡元培遭到通緝。沒想到烏目也在逮捕名單上。于是他逃亡日本。在日本，烏目結識了孫中山，還參觀了東京區湯島聖堂和岡山縣的後樂園。這兩座園林，據稱是根據中國明末名士朱舜水所著《學宮圖說》所建。這一番見識，對烏目啟發很大。烏目回國後，對原本的設計方案進行了改動，終于在1910年為哈同、羅迦陵夫婦建成園林。烏目從愛隆·哈同與羅迦陵的本名俪穗中各取一字，合在一起就是這羅迦陵夢中的“大觀園”的名字——愛俪園。但上海人習慣将之稱為“哈同花園”。
由當時書畫名家高邕題寫愛俪園名，園中挹翠亭、鈴語閣、涵虛樓……，以及哈同夫婦居住的迎旭樓、接待貴賓的侍秋吟館等等，一派風流。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駕臨愛俪園，更是讓愛俪園聲名遠播。據上海文史館館員、上海電影制片廠編劇沈寂生前所著《海上迷宮愛俪園》等文稱，畫家徐悲鴻曾經入園為教師，在園中認識了同在園中任教的蔣梅笙，并進而結識其女蔣碧微，與之相戀，結為夫婦。另一教師莊惕生與羅迦陵養女羅馥貞在園中結識，亦結為夫婦，日後誕下兩男一女，長子莊則敬長大成人後成為話劇演員。哈同派莊惕生去北京經商，住在一座舊王府裡，由一名雷姓姑娘服侍，竟也為之生一娃，名莊則棟——日後成為乒乓球世界冠軍。
然而，這愛俪園也确實如大觀園一般，隔不了多少年，竟然敗落了。先是1931年6月19日，80歲的哈同去世。盡管哈同遺囑寫明其财産由羅迦陵所有，可畢竟要向工部局上繳1500萬元遺産稅。羅迦陵拿不出現款，開始變賣地産。緊接着，日本侵華，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哈同家在租界外的地産遭受巨大損失。哈同夫婦收下的義子義女揮霍、侵吞之外，1941年11月，羅迦陵去世，緊接着，太平洋戰争爆發，日軍開入租界，将愛俪園洗劫一空，據統計劫走财物3400萬元。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當局稱，因為哈同家屬欠愛俪園地價稅不付，此地必須充公。這時，哈同後代表示反對，并答應未來陸續付清稅款。就這麼拖到1949年，哈同的義子喬治逃往香港。而一場大火又讓愛俪園幾無恢複可能。
記者在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網站查閱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上海市人民政府因哈同地産未交稅款，以及滞納金及罰款約百萬元也未交納，便于1953年決定征用愛俪園廢址。
新中國建國伊始，蘇聯對華援助頗多。到了1953年12月6日，時任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緻函周恩來總理，請示關于上海市舉辦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的選址問題。館址選擇有三處地方：一是逸園跑狗場，二是哈同花園舊址，三是位于如今的虹口區廣中路水電路西側的大華農場。最後确定哈同花園舊址作為展覽會的理想館址，但須全部建立。回看當年做出如此選擇，确實合理。
譬如逸園跑狗場，場内能容納2萬餘人。盡管解放以後，帶有賭博性質的跑狗活動終究被徹底取締，但跑狗場不久之後稍加改建，成為上海文化廣場——一座各種設施比較完備的群衆政治文化活動中心場所。此後，這裡經曆過一次火災，又重建而于20世紀70年代進行過一些至今令人難忘的演出——北韓平壤歌劇院的大型歌劇《賣花姑娘》、上海樂團鋼琴協奏曲《黃河》和大合唱《長征組歌》等等。改革開放後，文化廣場曾經改作花市，又經曆爆破拆除，建立新劇場，如今成為上海音樂劇演出的中心。
再譬如大華農場，原本為1930年由浙江奉化人鄭坡在閘北八字橋一帶置地九十畝所建。此地還曾建有五卅烈士墓，可日本侵華期間，卻又于1938年在此圈地，修建“八玄園”，亦即“海軍戰表忠塔苑”，其實就是掩埋“八一三”淞滬戰事中死去的鬼子的地方。
在1953年為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選址時，逸園的地上建築較多且仍可利用，大華農場位址略微偏遠，而愛俪園已是一座廢園，地上建築幾乎沒什麼用處。其所在之地，又距離南京東路較近，從城市建設的角度分析，這地方本就亟需重建立設。
上海老建築研究專家婁承浩告訴記者：“這塊地皮面積大、地理位置佳，符合建一座永久性展覽館的要求。”當時，蘇方專家組成員包括蘇聯中央設計院的建築師安德烈耶夫、吉斯諾娃夫婦，以及結構工程師戈赫曼，三人都是斯大林獎章的獲得者。中方則派出華東建築設計公司總建築師陳植、結構工程師蔡顯裕、裝置工程師趙忠邃等70多名人員，陳植任中方專家組組長。婁承浩回憶，陳植曾提起過，“好的建築是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内的”：“我的了解是，由外而内追求形式，把握不好就容易造成建築體内部很多‘死角’，譬如朝向、通風等等；由内而外從實踐出發，實用是第一位的，先把功能流程分析好，再考慮外在表現。”婁承浩表示。
1954年5月4日，中蘇團隊開始在愛俪園遺址上開工建造，适值五四運動35周年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誕生32周年紀念日。1955年3月，中蘇友好大廈完工。建築頂端的那顆紅五角星，自那時至1972年205米高的上海電視發射塔竣工，保持了17年“上海市區最高人工構築物”之名，成為名副其實的城市地标。
激情歲月見證時代風雲
回首中蘇友好大廈的設計、施工，有一段插曲。最初，安德烈耶夫希望搞一個“中西合璧”的設計方案。可中方設計師陳植冒着得罪蘇聯專家的風險，向主持這一重大工程的時任市政府秘書長徐平羽反映自己的不同意見。經徐平羽向潘漢年副市長彙報後，與安德烈耶夫婉轉商談，才改拟俄式古典方案。但安德烈耶夫又聽取了從蘇聯趕到上海的一位雕塑家的建議，希望在中蘇友好大廈的東西兩翼入口柱廊和友誼電影院柱廊上進行塑像。雖然強烈贊成俄式古典方案，但陳植認為，這些雕塑題材不妥當，還更費工費時。于是他再次向上級提出自己的看法。上級部門遂沒有采納安德烈耶夫的建議。
如此，建成後的上海中蘇友好大廈，與差不多同一時期建成的北京蘇聯展覽館、武漢中蘇友誼宮、廣州中蘇友好大廈等，形成了中國大城市一批類似建築。特别是北京蘇聯展覽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在外形上有許多類似之處。華建集團曆史建築保護設計院副院長宿新寶向《新民周刊》解讀：“北京展覽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等建築，實際上類似縮減版的莫斯科蘇維埃宮。”1924年蘇聯政府委員會提議興建的蘇維埃宮，高達415米，超過當時世界上所有建築，僅頂部列甯像就有75米高，但始終未能建成。但這種某種程度參考了美國摩天大樓的設計理念，又結合了俄羅斯建築式樣的建築，在莫斯科亦有實踐成功者。譬如1953年建成竣工的莫斯科大學主樓。其與烏克蘭飯店、列甯格勒飯店、蘇聯外交部大樓、蘇聯重工業部大樓、文化人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藝術家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等6座外觀相似，建于1947年至1953年的摩天大樓，組成“七姐妹”組合，在國際建築界亦有“斯大林式建築”之稱。與此同時，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一些國家，也有類似建築。譬如波蘭華沙科學文化宮、捷克布拉格國際飯店、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新聞自由宮、保加利亞拉格爾宮都系此風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在外交上舉步維艱。上海，對于新中國來說，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在工業産品貢獻全國上來說如此，在對外交往上國家也需要上海做出貢獻。譬如将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設在上海。“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對外交往‘一邊倒’的形勢下，來訪的主要是蘇聯和東歐代表團，以及國際和平組織、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和進步人士團組。” 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馮紹雷教授如此說，“中蘇友好大廈的建成，當然與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有關，之後也曾經舉辦過一個俄羅斯巡回畫派展覽會，當時引起了很大轟動，影響非常深遠。”
1955年3月15日，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全部11500多件展品布置完畢，展覽開幕，盛況空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等主持開幕儀式。據統計，展覽會開幕當天接待的觀衆就達25000多人。
當時，11歲的婁承浩也加入到參觀的隊伍中。他至今都記得去觀展的情景：“排隊排了很長時間，可以說是全城出動了。看了也真是感慨，都說社會主義好，怎麼個好法呢？就是蘇聯這樣子，就是中蘇友好大廈裡呈現的樣子。看到那些當時蘇聯最先進的車輛、機器，就感到蘇聯是我們的榜樣。”
愛德華·布爾米斯特羅夫要比婁承浩年長幾歲。1956年，這名符拉迪沃斯托克太平洋進階海軍學院三年級學員迎來了一次畢生難忘的夏季實踐。當年6月，蘇聯海軍輕型巡洋艦“德米特裡·波紮爾斯基”号，和兩艘驅逐艦“智謀”号、“啟蒙”号組成編隊訪華。布爾米斯特羅夫成為訪華團隊的一員，于6月18日抵達上海港。據其回憶：“艦隊停泊錨地期間，中方對蘇聯海員的接待相當的熱情。每天海軍官兵下船，都有汽車在岸邊等待，送往活動場所。隆重儀式結束後，又受邀參加宴會，之後是演唱會或平劇演出。海員們睡眠時間非常地少，演出期間時不時地打盹，但每個演出結束後，所有人都從座位上跳起來使勁鼓掌。宴會總是布滿各種菜肴和數不清的酒品。但蘇聯海員有指令，不能喝酒。是以，所有人對酒都相當的克制。” 布爾米斯特羅夫珍藏的當年訪華的照片中，就有中蘇友好大廈的影像。據其回憶，當時參加的很多文化活動，都在中蘇友好大廈舉行。
莊惠亮老人當年曾在中蘇友好大廈工作。他回憶，1957年4月24日，蘇聯國家元首伏羅希洛夫主席來訪，中蘇友好大廈張燈結彩，并在面臨延安中路和南京西路的主樓上，安裝了用霓虹燈制成的巨幅中俄文智語，這兩組霓虹燈的每一個字都有一人高，長度約37米。“當伏羅希洛夫到達大廈門前時，人們敲鑼打鼓、燃放爆竹，少先隊員們還放出1000羽和平鴿、1000隻氣球和懸挂着歡迎智語的6隻大氣球，氣氛非常熱烈。當時在宴會大廳裡擺了有100桌的樣子，你想想，那個場面！” 莊惠亮說。
除了中蘇交往之間一些事情在中蘇友好大廈發生之外，莊惠亮印象中，毛主席在1956年1月9日在此召開座談會。會上，毛主席曾對數學家蘇步青說，“我們歡迎數學，社會主義需要數學”。
1957年12月14日，周恩來總理在中蘇友好大廈觀看了紹劇《大鬧天宮》後，走上舞台接見六小齡童，總理還懷抱小六齡童與六小齡童一起拍過一張照片。而作為中蘇友好大廈的從業人員，莊惠亮也曾有幸與周總理合影。
在中蘇友好大廈舉行的各類涉外展覽，除了涉及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之外，其實早就向持對華友好的西方國家、西方人士開放。譬如1956年6月10日至24日，英國版畫展覽在中蘇友好大廈舉行，展覽共展出從中世紀到當代各種風格流派的英國版畫200多幅，以及配有版畫插圖的書籍。
複旦大學教授、昆曲研究名家趙景深在觀展後說：“我在這裡滿意地欣賞了一個下午，我認為這個展覽應該激起我們的畫家與作家設計出一些更好的著名插畫本來。”畫家陳煙橋看展之後，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具有現實主義傳統的英國版畫》，配圖是詹姆斯·吉爾雷的漫畫《英國屠夫給約翰牛一個面包替代品》。此後不久，他調往廣西南甯工作，以拓荒的精神投身壯鄉的美術教育工作。出生上海奉賢的畫家滕白也先生在看展之後，在《新民晚報》發表《介紹幾幅英國版畫展中的作品》，配圖是喬治·克魯克香克的作品。吉爾雷、克魯克香克都是出生在18世紀的英國畫家，作品享譽世界。從中不難看出，當時英國方面在對華關系上，與美國是不盡相同的。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有印度、印度尼西亞、芬蘭、比利時等國家的文化藝術展覽在上海舉辦。
1963年12月，日本工業展覽會在此舉辦。記者在國家檔案局主管的中國檔案咨詢網上查閱到，這次展覽會的參觀券上隻印了展覽時間，以及展覽位址“延安中路1000号”，而沒有提及“中蘇友好大廈”之名。這場展覽會無疑是非常成功的。時任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和上海市有關上司會見了日本客人，中國和日本簽署了《展品買賣議定書》，雙方各向對方購買了價值22萬多英鎊的商品，海關還對展覽會的零售品實行了免稅政策。
中蘇友好大廈甚至也曾見證過中美交流。1965年11月24日，系美國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80歲生日。毛澤東主席約請這位中國共産黨的故交到上海過生日。周恩來總理和夫人鄧穎超專程從北京趕來。生日聚會就在中蘇友好大廈進行。
上海市民的公共記憶之地
1968年，中蘇友好大廈改名為上海展覽館。1984年改現名上海展覽中心。
不為人知的是，1986年，經上海市人民政府準許，與美國波特曼公司合作開發的上海展覽中心北館項目在南京西路北側開工。有當年親曆與波特曼公司談判者告訴記者，美國著名建築師約翰·波特曼先生來到上海後，當時有關部門準備在虹橋經濟技術開發區尋找合适的地方與之合作。然而，在經過多番考察以後，波特曼方面認為，當時的虹橋地處滬西郊區，尚不足以承載這一合作項目，而上海展覽中心北側，位置極佳。當時此地是上海工業展覽中心技術革新館。波特曼選中此地，上海展覽中心北館項目啟動，後取名“上海商城”。
而上海展覽中心在1992年經曆擴建後，建築面積從5.4萬平方米增加到8萬平方米。之後入選1949—1999年“上海十佳建築”和“建國五十周年十大金獎經典建築”。
2001年，由上海現代建築設計集團負責，對展覽中心進行了“修舊如故、提升功能”的修繕，着重解決抗震、結構加強、鋼塔修複及裝置更新等問題。當時，箱型基礎的最大沉降已有1.9米，同時，五角星外覆紅玻璃也改用了更不易損壞的加膜玻璃。在婁承浩眼裡，曆史建築的修複不是要塗脂抹粉，關鍵是要加強以延緩使用壽命：“大動的話就不符合當時面貌了。”
宿新寶就是在2002年，亦即上海展覽中心上一次大修之後，第一次接觸到這一載入中國建築史的建築的。他當時沒有想到，自己會在20年後成為這棟曆史建築保護修繕設計的總負責人。“當時，我還在南京東南大學讀大學，以旅遊者的心态來到上海，看到這幢建築。”宿新寶告訴記者，“當時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與這幢建築結緣。畢竟，我們大學同學中，90%的人會将未來的職業生涯投入到建立築的設計中。”之後，宿新寶還曾經到上海展覽中心逛上海書展。
“上海展覽中心在上海書業掌門人心中一定有着一種揮之不去的情結。” 資深出版人汪耀華如此說，“1978年，我成為了上海新華書店發行學校的首屆學生，經過2年學習，畢業後配置設定到南京西路新華書店成為了一名營業員。之後，調到了上海市新華書店圖書宣傳科工作，親曆了1981年上海書市的舉辦。”1981年的上海書市設在上海展覽中心技術革新館。1986年，上海書市租借了上海展覽中心東一館5000多平方米開展，9月6日開幕，曆時15天到20日閉幕。此後，到2001年，上海書市與上海讀書節合并。再之後，上海書市升格為上海書展，一年一度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行，成為上海的文化盛事。
聞着海上書香，2009年初，在東南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的宿新寶來到上海，成為華建集團曆史建築保護設計院的一名“新兵”，從此結緣老建築。從修繕科學會堂到玉佛寺，到寶慶路3号，到上生新所，宿新寶說：“我發現上海除了龍華寺這樣的古代建築以外，許多需要修繕的老房子年代并不是特别久遠。上海開埠之後的一些建築，其實已經不存。”
愛俪園荒廢後，故址建造了中蘇友好大廈。而在愛俪園建成不久，烏目曾經考察過的張園就破産了，1919年起地皮一步步賣出，建造了不同風格的石庫門建築。2018年，張園啟動地塊保護性征收，這些石庫門建築正在修舊如舊，未來将派上新用場。而同在如今的浦西市中心範疇内的愚園、美麗園、露香園等等，如今卻都隻留下一個個美麗的名字，園林、建築早已不存。
“我們學習了西方的曆史建築修繕技術，又結合了中國傳統工藝和國情，融合了我們自己的一些方法，進行着保護修繕和更新利用。”宿新寶告訴記者，“理念上在遵循西方慣例同時注意中國人的審美和接受度，對于曆史建築先做價值評估和判斷，保護傳承具有曆史價值的内容和資訊，外牆水刷石是當時工藝技術水準的代表，雖破舊風化，也應采取盡可能保護、延續舊有材質。”在宿新寶看來，目前能夠在上海留下的老房子，诠釋了上海為什麼是上海。這就像東京為什麼是東京，倫敦為什麼是倫敦一樣。新的建築，和既有的建築，讓城市看上去是一個連續的生命體。不同時代的建築有機結合起來，成為一座城市的公共記憶。“上海展覽中心内原本已經有辦公場所、畫廊等等應用。當這座建築修繕之後，圍牆打開，相信會有更多上海市民走近甚至走進這座建築。隻有一代代人真正進入到曆史建築中去，才會真正愛上這建築，珍惜這建築。”宿新寶說。
作為時代見證者的上海展覽中心，未來将見證一個更美好的時代。（主筆 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