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墓葬出土人首魚身俑研究

唐宋墓葬出土人首魚身俑研究

丁子傑（南京大學曆史學院）

内容提要：人首魚身俑是唐宋墓葬中時有出土的一種鎮墓神怪俑，唐代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區，五代兩宋時多見于南方，分布和使用有着明顯的時代和地域特色。其内涵在唐宋時期亦有不同。在唐和五代，它是鎮墓壓勝、喪葬禮制的一種表現，而在兩宋時，則和道教思想關系密切。

關鍵詞：人首魚身俑 鎮墓神怪俑 喪葬禮制 道教

人首魚身俑是唐宋墓葬中時有出土的一種随葬器物，它們造型獨特，形制多樣，置于墓中有着獨特的意義，為行文簡潔，以下簡稱為人魚俑。目前學界對其已有不少研究，如徐蘋芳和白彬兩位先生主要對其性質進行了分析，前者認為人魚俑是墓葬中名為“儀魚”的随葬品［1］，後者則認為人魚俑實為道教雷神［2］。崔世平則重點論述了人魚俑的分類和葬俗的傳播［3］。本文受教于前輩學者的論述，結合目前為止已出土的人魚俑材料，拟從類型、時代、地區、内涵幾個方面對人魚俑進行研究分析，如有不正，懇請諸位師長不吝批評賜教。

一、人魚俑分類

目前出土人魚俑的墓葬，筆者共收集有40餘座（表一）。根據出土的人魚俑造型，本文将人魚俑分為A、B兩型。

表一 人魚俑出土資訊一覽表

A型：人魚俑魚身扁平，人臉轉向身體左側，魚尾右擺，身體中部彎曲，整體輪廓呈“S”形（圖一），魚身下多連有底座，大都也為“S”形。該型不僅造型接近，大小上也十分接近，俑身長度都在20～22厘米之間，高度在8～10厘米之間。

圖一 A型人魚俑

1.天津軍糧城唐墓 2.遼甯朝陽黃河路唐墓(M1︰20）

B型：該型人魚俑數量較多，約占人魚俑總數的四分之三。魚身筆直，無彎曲現象，頭尾偶有上翹，輪廓總體呈直線形。身體部位上，除了常見的魚鱗、魚鳍外，還出現有足、角等。B型人魚俑種類較多，根據人面部朝向可分為Ba、Bb、Bc三小型。大小差距也較大，大的人魚俑長30、高13厘米，小的僅長13、高4.8厘米，多數長度集中于15～27厘米，高度在7～13厘米。

Ba型：該型人魚俑臉部均朝上或微向上（圖二︰1），多有魚鱗和魚鳍，在B型中數量最多。

圖二 B型人魚俑

1.李璟墓南Ⅱ︰81（Ba型） 2.江蘇蔡莊（Bb型） 3.李昪墓南Ⅰ︰189（Bc型）4.江西彭澤墓（Bc型）

Bb型：該型人魚俑臉部均向下或微向下（圖二︰2），身體部位上除了常見的魚鳍魚鱗外，目前有角的人魚俑也僅見于此型，即太原金勝村唐墓出土人魚俑。

Bc型：該型人魚俑臉部均向前（圖二︰3、4），該型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其魚身前部多設有足部，像範澄墓人魚俑魚身下有雙足，而李昪墓和江西彭澤墓人魚俑則是以鳍為足，雙鳍突出于身體兩側并支撐于地面。

陝西曆史博物館館藏一件人魚俑，長22厘米，臉轉向身體右側。目前為孤例，且這件人魚俑為征集品，具體的背景資訊亦缺乏，故本文未加分型，将其列入特例，亦未深入探讨。

最後簡要提及各型人魚俑的材質和底座。目前出土的人魚俑多為陶質，其中，A型人魚俑均為陶質，B型人魚俑在唐代均為陶質，而五代兩宋時期質地就較為多樣，如江蘇蔡莊五代墓的木質人魚俑、福建南宋陳元吉墓的石質人魚俑，可見唐代的人魚俑不論何型，均為陶質，而五代兩宋時的南方，人魚俑并不局限于單一材質。至于底座，A型人魚俑由于身體扁平且彎曲，需要底座來保持平穩，故A型人魚俑均有底座；B型人魚俑底部大多寬大平直，對底座要求較低，在唐代不少仍有底座，但五代兩宋就很少見了。底座形狀則大多取決于人魚俑的類型，A型人魚俑多為“S”形底座，B型人魚俑為長條形或長方形底座。

二、人魚俑的使用曆程

人魚俑雖盛行于唐宋，但在唐之前也有發現，目前發現最早的人魚俑時代為隋大業元年（605年），原報告中推測其可能為墓葬中的随葬品，而有明确紀年的人魚俑中最晚的是浙江雲和正屏山宋墓人魚俑，時間為1248年。人魚俑以唐代發現最多，其中又有近半數集中于初唐，時間在650—700年左右，中、晚唐時亦有發現，但數量較少，五代時人魚俑的使用有所回升，僅南唐二陵中就出土有13件人魚俑，後來的兩宋時期時有出土，但人魚俑數量較之之前已經不多。由此大緻可以得出，人魚俑在隋朝時就已出現并可能已經被當作随葬品使用，唐代則是人魚俑盛行的重要時期，其中尤以初唐時最為流行，雖然在五代時使用又有所增加，但不可否認的是，初唐以後直至南宋，人魚俑雖一直有使用，但數量已有明顯減少，南宋以後目前未見有人魚俑出土。

具體到類型上，明确出土有A型人魚俑的墓葬，除天津軍糧城唐墓時代沒有進一步精确，遼甯黃河路唐墓、河北獻縣唐墓時代接近中唐外，其餘均為初唐時期，唐以後就不見有A型。是以A型人魚俑僅在唐代使用，初唐時尤為流行，初唐以後數量減少，唐代以後則不再見到。B型共有30餘例，唐宋時期均有發現，南方北方都有出土，且目前已知年代最早和最晚的人魚俑均為B型，可見該型使用時間之長，使用地區之廣。不過各小型的發展有一定差別，Ba型、Bc型人魚俑唐至兩宋都有發現，其中Ba型在唐代占據主流，雖然到了五代兩宋仍有發現，但是數量都不及唐代多，Bc型則一直存在，唐宋時數量變化不大，而Bb型隻見于唐和五代，兩宋時已不見。

三、人魚俑的傳播和地域特征

唐代人魚俑多在北方地區，主要是河北和山西兩地，遼甯也有相當數量的發現，南方僅見有福建漳浦縣劉坂鄉唐墓和江蘇無錫皇甫雲卿墓。五代兩宋時，除了陝西洋縣南宋彭杲墓外，基本都在南方地區，五代時多見于江蘇，兩宋時多在江西、四川等地。人魚俑在北方流行時南方鮮有發現，在南方流行時北方也鮮有發現，是以人魚俑的主要使用地區随時代發展不斷轉移，不同時代各有不同。在唐、五代、宋三個不同時期，使用的中心地區由河北、山西向南到江蘇，再由江蘇繼續向南至江西、四川等地。而在轉移過程中，A型未離開北方地區，唐以後就不再見到，B型則進入南方地區，五代時流行于江蘇，此時三小型皆有，兩宋時Ba、Bc型向更南的江西、四川等地傳播，Bb型不再見到。

人魚俑除了使用地區不斷向南之外，南北之間的分布也各有特征。從圖三中可以看到北方地區人魚俑分布密集，而南方卻較為分散。先看北方地區，該區人魚俑多屬唐代，主要集中的地區為山西襄垣、長治地區和北京以南的河北大部地區，該區内人魚俑A、B兩型皆有，時代大都在初唐時期，北京地區的大業元年人魚俑更是目前可見時代最早的人魚俑，可見這一地區可能是人魚俑流行的重要地區。而北方另一個特殊地區是遼甯省朝陽市，該市附近出土了數例人魚俑，這是目前所見人魚俑位置最為偏東北的地方，與中原諸地相距較遠且周圍并未再見有人魚俑的發現，顯得較為孤立。該區人魚俑A、B兩型都有，形制上和河北、山西地區的人魚俑也有相似之處，人魚俑年代上以初唐時期最多，也有中唐時期的，是以朝陽地區雖然較為偏遠，但人魚俑類型和流行時間和北方山西、河北地區有很多相似之處，總的來看，北方地區的人魚俑不僅分布密集，使用上也具有相當的統一性。

圖三 人魚俑出土地區分布圖

1.北京 2.長治、襄垣 5.文安 6.朝陽 7.安陽 13.元氏縣 14.南和 19.定縣21.太原 23.安國 24.南呂固 25.獻縣 26.無錫 27.天津 28.漳浦 29.南京31.福州 32.蔡莊 33.景德鎮 34.邛崃 35.進賢 36.彭澤 37.洋縣 39.綿陽40.雲和 41.羅田

（注：圖中标号與前文表一墓葬編号一緻，地區相同的墓葬标注表中首次出現的編号）

和北方相比，南方的人魚俑分布特征則是總體分散，局部集中，總的來看南方人魚俑散布于南方各地，而局部地區又有明顯集中，如東南地區的江蘇，西南地區的四川。這種分布當有不少可以讨論之處。第一，五代時期，江蘇是人魚俑使用的重要地區之一，這種現象應和南唐政權有密切關系，江蘇大部分地區在五代屬南唐，南唐建國時吸收借鑒了不少唐代制度和文化，這可能是人魚俑在南方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五代時期南方出土人魚俑的墓葬的墓主地位大都很高，如南唐國主、閩國王室等，可見此時人魚俑應是南方地區上層人士常用的一種随葬品。而在五代之前，江蘇無錫唐墓和福建漳浦劉坂鄉唐墓就出土過人魚俑，唐代人魚俑主要分布于北方，是以這兩座南方墓葬出土人魚俑是較為特殊的，且劉坂鄉唐墓的人魚俑屬B型，南方地區的人魚俑也隻有B型，在人魚俑類型上也是一緻的。由此可見，江蘇、福建地區在唐代就已有使用人魚俑随葬的現象，因而東南地區在人魚俑葬俗上可能有着一定的文化共通性和較為連續的文化淵源，這可能也是東南地區人魚俑分布較為密集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兩宋時人魚俑集中于江西、四川兩地則應和道教關系密切，下文将有論述。而陝西洋縣南宋墓出土的人魚俑為當時唯一一個北方地區人魚俑，洋縣位于陝西西南部，隸屬漢中，漢中為道教起源發展的重要地區，也是通向巴蜀之地的重要門戶，和四川聯系緊密，是以該人魚俑可能和道教有一定關系，也不排除四川地區的影響。

四、人魚俑内涵試探

人魚俑形制獨特，是唐宋時期的一種鎮墓神怪俑，在出土人魚俑的墓葬中，大多還有其他鎮墓神怪俑，不少即位于人魚俑附近，這些神怪俑共同在墓中起着鎮墓辟邪、吉祥壓勝之類的作用。不過雖然唐宋時期的人魚俑性質上均屬于神怪俑，但背後的内涵展現是有所差別的。

唐代墓葬中随葬陶俑盛行，《新唐書·唐紹傳》中唐紹曾上書道：“比群臣務厚葬，以俑人象骖眩耀相矜，下逮衆庶，流宕成俗。”［46］可見無論是官員大臣還是平民百姓，都熱衷于在墓中随葬陶俑，而唐代鎮墓神煞、地理風水之說大為流行，對葬俗也産生了深遠影響。《新唐書·藝文志》中記錄：“右五行類六十家，一百六十部，六百四十七卷。”［47］而其中和喪葬直接有關的書目就多達幾十卷，如《葬經》《葬書地脈經》《墓書五陰經》等［48］。在這類背景下，唐代不僅陶俑發展迅速，鎮墓俑也得到了充分發展，唐代的鎮墓俑已形成一個統一度很高的體系，以兩件鎮墓武士俑配兩件蹲踞狀鎮墓獸最為常見，同時還見有人魚俑、雙人首蛇身俑、十二生肖俑等神怪俑。唐代出土人魚俑墓葬的墓主大多有一定的身份或地位，身份較高的有五品以上官吏，較低的也大都為中下級官吏，至于五代，墓主身份更加顯貴，像南唐皇帝、閩國王室等，可見這一時期人魚俑的使用更有講究。總的來看，唐和五代，墓主身份差距雖較大，但大都為官員，基本都是具有一定地位或身份之人。而這一時期人魚俑形制的統一程度也很高，唐代人魚俑中，A型人魚俑前文已經提及，造型統一，B型以Ba型為主，五代人魚俑以南唐二陵為代表，雖然出土B型種類多，但除了面部朝向不同外，整體造型、身體特征等基本相同（圖二︰1、3）。是以唐和五代，人魚俑葬俗不僅是鎮墓神煞、地理風水等思想的表現，俑造型較高的統一性、所屬墓主有一定身份等又在一定程度表明人魚俑使用的特殊性，也是當時喪葬禮制的一種展現。

宋代統治者推崇道教，其中尤以真宗、徽宗時期為代表，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醜，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鸱尾上。”［49］此後天書屢降，而徽宗時期，一方面和道教保持密切聯系，如政和三年（1113年）“诏天下訪求道教仙經”［50］，政和六年（1116年）“會道士于上清寶箓宮”［51］。一方面又大修宮觀，比如在茅山建元符萬甯宮，在龍虎山遷建上清觀，增建靖通庵、靈寶觀，又“令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52］。在統治者的大力推崇下，道教在宋代快速發展，在民間的影響也不斷增強，對當時的葬俗也有重要影響。在兩宋墓葬中，唐代常見的鎮墓武士俑、蹲踞狀鎮墓獸幾乎不見，但造型特殊的神怪俑不僅沒有消失，種類反而更加多樣，宋墓中的神怪俑除了唐代已有的類型，還有四神俑、星宿俑、仙人俑等。出土人魚俑的宋墓規格大多較小，墓主身份也多為平民，墓中的人魚俑造型也更加多樣，各人魚俑的細節特征也互有不同，可見人魚俑的使用在下層更加普遍，造型設計也更加靈活。出土人魚俑的墓葬中也會有其他和道教有關的器物，如湖北羅田汪家橋宋墓除了人魚俑外，還出土有完整的十二生肖、四神、塔式罐，報告中指出這些“正好是一套伴随着道教盛行而出現的器物組合”［53］。而在江西、四川等地，即使是未出土有人魚俑的墓葬，墓中或有其他神怪俑，或有道教色彩濃厚的買地券、符箓等物，由此可見當時道教在民間的普及以及對當地葬俗的深刻影響。是以在這種大背景下，宋墓中的人魚俑雖然仍屬于鎮墓神怪俑，但它們和道教的關系更加密切，是道教思想對葬俗産生影響的重要表現。

綜上，本文認為，首先，人魚俑實質是一種随葬于唐宋墓葬中的神怪俑，有着明顯的時代和地方特色，是唐宋時期喪葬習俗、神怪觀念的重要展現。其次，人魚俑的内涵也并非一成不變，在不同時代有不同展現，在唐和五代，它是鎮墓辟邪、喪葬禮制、地理風水影響下的産物，在兩宋，則和道教關系密切。

［1］徐蘋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秘葬經〉劄記》，《考古》1963年第2期。

［2］白彬：《雷神俑考》，《四川文物》2006年第6期。

［3］崔世平：《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東南文化》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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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西省考古所、襄垣縣文物博物館：《山西襄垣唐墓》，《文物》2004年第10期。

［6］長治市博物館：《長治縣宋家莊唐代範澄夫婦墓》，《文物》1989年第6期。

［7］長治市博物館：《山西長治市北郊唐崔拏墓》，《文物》198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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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晉東南文物工作組：《山西長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年第9期。

［12］長治市博物館：《山西長治市唐代王惠墓》，《文物》2003年第8期。

［13］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朝陽唐張狼墓發掘簡報》，《朝陽隋唐墓葬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9—29頁。

［14］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長治唐墓清理簡報》，《考古》1957年第5期。

［15］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晉東南文物工作組：《山西長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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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振奇、辛明偉：《河北南和東賈郭唐墓》，《文物》1993年第6期。

［18］辛明偉、李振奇：《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文物》1993年第6期。

［19］長治市博物館：《山西長治市唐代馮廓墓》，《文物》1989年第6期。

［20］山西大學文博學院、襄垣縣文物博物館：《山西襄垣唐代李石夫婦合葬墓》，《文物》2004年第10期。

［21］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長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2年第2期。

［22］信立祥：《定縣南關唐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6輯，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10—116頁。

［23］遼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朝陽市雙塔區中山營子村唐墓出土文物簡報》，《朝陽隋唐墓葬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73—80頁。

［24］山西省文管會：《太原南郊金勝村3号唐墓》，《考古》1960年第1期。

［25］遼甯省考古所等：《遼甯朝陽市黃河路唐墓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8期。

［2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處、安國市文物管理所：《河北省安國市梨園唐墓發掘簡報》，《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

［27］邯鄲市文物管理處：《河北邯鄲南呂固唐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春秋》1998年第1期。

［28］王敏之、高良谟、張長虹：《河北獻縣唐墓清理簡報》，《文物》1990年第5期。

［29］無錫市博物館：《江蘇無錫發現唐墓》，《文物資料叢刊》第6輯，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22—125頁。

［30］天津市文化局考古隊：《天津軍糧城發現的唐代墓葬》，《考古》1963年第3期。

［31］福建省文管會：《福建漳浦縣劉坂鄉唐墓清理簡報》，《考古》1959年第11期。

［32］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57年。

［33］同［32］。

［34］福建省博物館：《五代閩國劉華墓發掘報告》，《文物》1975年第1期。

［35］揚州博物館：《江蘇邗江蔡莊五代墓清理簡報》，《文物》1980年第8期。

［36］彭适凡：《景德鎮市郊出土宋瓷俑》，《考古》1977年第2期。

［37］邛崃縣文物保管所：《邛崃縣發現一座北宋墓》，《成都文物》（内部刊物）1987年第4期。

［38］彭适凡、唐昌樸：《江西發現幾座北宋紀年墓》，《文物》1980年第5期。

［39］江西省文管會：《江西彭澤宋墓》，《考古》1962年第10期。

［40］漢中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洋縣文博館：《陝西洋縣南宋彭杲夫婦墓》，《文物》2007年第8期。

［41］張煥新：《福建博物院藏南宋陳元吉墓出土器物》，《文物》2011年第7期。

［42］何志國：《四川綿陽楊家宋墓》，《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1期。

［4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宋墓》，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37頁。

［44］羅田縣文管所：《羅田縣汪家橋宋墓發掘記》，《江漢考古》1985年第2期。

［45］呼嘯、師小群：《解讀宋三彩陶俑》，《收藏》2011年第8期。

［46］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三《唐紹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4185頁。

［47］同［46］，卷六十《藝文志四》，第1559頁。

［48］同［46］，卷六十《藝文志四》，第1556—1557頁。

［49］元·脫脫等：《宋史》卷七《真宗二》，中華書局1977年，第135頁。

［50］同［49］，卷二十一《徽宗三》，第392頁。

［51］同［49］，卷二十一《徽宗三》，第396頁。

［52］同［49］，卷二十一《徽宗三》，第396頁。

［53］同［44］。

作者簡介 丁子傑（1996—），男，南京大學曆史學院考古專業2018級碩士研究所學生，主要研究方向：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

原載 《東南文化》 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