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老建築的上海人對邬達克并不陌生，說起樂濱生，知道他的應該都是樂迷。論影響力，邬達克的建築植根于上海，而樂濱生的唱片帝國輻射了整個華語地區。
樂濱生（E. Labansat）當年還是在滬法國商會的委員會成員
衆所周知，中國的唱片工業發源于上海，而上海生産第一張唱片要從法國人樂濱生（E. Labansat）買下徐家彙路的一塊地皮、建造法商東方百代公司的唱片廠說起。關于這段曆史，葛濤的著作《唱片與近代上海社會生活》爬梳得很詳細，這本書也是研究中國唱片業早期史的名著，其内容被廣泛引用。比較遺憾的是，樂濱生在葛老師的筆下是一條沒有尾巴的冷凍黃魚；我們讀不到樂氏上海故事的尾聲，當然，這些問題在現有的其他著述裡也同樣無解。
《唱片與近代上海社會生活》
我最近因為研究黎錦光，每天要花數小時翻閱民國報刊，春節前讀到1939年3月16日的《申報》，偶遇這條新聞——《法文上海日報前董事長逝世》，叫人驚歎的是小标題“手創百代公司 營業範圍極廣”，徹底震驚的是文首：“據十五日法文上海日報載，法文上海日報前任董事長那邦沙君，近在法國逝世，至堪惋惜，按那邦沙系于一九一〇年來華、創設法商百代公司……”簡直難以置信，文中提到“那邦沙”明顯是樂濱生的另一譯名，而樂濱生來華居然發生在1910年。這段記載如果屬實，那麼中國唱片業史的第一章都要推倒重建了。以葛濤的《唱片與近代上海社會生活》為例，他寫道：“19世紀90年代中、後葉，樂浜生遠渡重洋來到上海……屢經周折後，樂濱生最終找到了自己的謀生之道——沿街設攤播放唱片，這時已是20世紀初葉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6月版，235頁）他援引的文獻出自中國唱片上海公司網站，一篇名為《舊中國唱片業》的文章。
《申報》的訃告
有此疑惑，我查閱了晚清民國史料裡的樂濱生；華語部分對他極冷漠，倒是張長福（百代的華人經理，前任為李錫堂，兩人交接工作的啟事詳見1913年10月2日《申報》）在媒體上經常露臉；英文部分，1932年3月1日的《字林西報》記載了樂濱生再過一至兩周将乘船赴巴黎。1932年3月被證明是樂濱生告别上海、回法國養老的時間點，這在1939年3月16日《申報》、1939年3月15日《字林西報》刊發的樂氏訃告裡都有記載。那期的《字林西報》寫道：“Mr.Labansat first arrived in China in 1910, after having established branch offices for his firm in india, the Strait Settlements, Indo-China and Hong Kong.”大意是他來華之前已在英法的幾處殖民地有開分公司，換言之，他也許不是來華以後才涉獵唱片業的，來上海是為了拓展業務。這篇新聞還提到了樂濱生的主要成就，跟學界公認的曆史頗有抵牾，譬如我們曾經認為樂濱生是東方百代的創始人，而報道隻給了一個“former general manager of Messrs.Pathé-Orient in Shanghai”（東方百代的前總經理）的擡頭；譬如我們曾經以為他常年在滬打拼，報道卻說：“After successfully marketing the products of Pathé-Orient in Shanghai, the deceased went to North China were another office was opened at Tientsin. These various branches had been successfully engaged in business for some time when the world war broke out, M. Labansat being mobilized in Tientsin where he served as instructor, only returning to Shanghai in 1919.”大意是他在上海做出成績後，北上拓展，常駐天津，隻在1919年回過申城一次。
《字林西報》對樂濱生即将離滬的報道
《字林西報》對樂濱生去世的報道
更糟糕的是後續那段：“Shortly afterwards, the firm decided to build a factory which now stands on Avenue Petain and which had the rare dictinction of having been the first firm to make gramophone records in Shanghai.”這段引文順接1919年的回滬，換言之，樂濱生主導建廠不會早于1919年；貝當路（Avenue Petain ）即衡山路的舊名，那裡的唱片廠在本世紀初因市政動遷而拆除，目前隻留了百代小紅樓。1919年這個時間點讓人實在震驚，在葛濤的書中，關于百代生産中國第一張唱片的曆史是這樣描述的：“百代公司于1915年初決定在上海購地建廠……曆經兩年有餘，百代公司的工廠終于在1917年内建成，不久即正式投産。”（246-247頁）
我估計，《字林西報》《申報》的上述報道都轉載自樂濱生創設的法文日報Le Journal de Shanghai。我無緣得見這份報紙，可即便翻到了新聞的信源，僅憑這幾則報道也很難撼動中國唱片史的若幹定論。
于是，我翻了民國的“企查查”——The North-China Desk Hong List（《字林西報行名錄》）。現存的“行名錄”始于1872年，止于1941年，初為年刊，1月出版，1909年改半年刊，1月、7月出版，主要登載上海及國内各大城市的商行、企業、機構的資訊。百代公司作為一家大型外企，自然沒有缺席的理由。我找到了證據，具體為何，暫且不表。
我們先來看葛濤的論述。他說樂濱生于19世紀90年代中後葉來到上海，在南洋橋放“洋人大笑”的唱片給路人聽，每次收銅錢10文，數年後小有資産，告别攤販生涯，于1908年創立了自己的公司“柏德洋行”（柏德為法語Pathé的音譯，235-237頁）。讀葛氏文字，樂濱生給我的感覺是一個外國癟三，來上海淘金的，這隻“法國鳳凰”要蓄力多年才能起飛。可如此傳奇的人設，葛老師在書中卻無法舉證，不像他在考據柏德洋行與百代公司的關系時那樣讓人信服。柏德洋行是百代公司的前身，最硬的證明出自《申報》1910年4月下旬刊登的一組廣告。葛濤認為柏德洋行是樂濱生于1908年建立的，有何依據？書中似乎沒提。我查了柏德洋行（葛老師應該也查過），能找到的最早的一條記錄出自1908年7月28日的《申報》，還是一條廣告，并非開業啟事，而是：“本行于華七月初三日遷移至英大馬路北首四川路第九十九号新造大洋房内照常交易電光影機器影戲新片發電器其特别留聲唱戲機器新式十二寸雙面戲片悉由法國巴黎著名雞牌本廠自造……”這則遷移啟事的後半段都在宣傳唱片的品種與品質，創業時間、東家身份統統欠奉，但是提點了柏德洋行的營業範圍，該司早在1908年就已涉足電影、唱機、唱片三大領域。
1910年4月19日《申報》廣告
柏德洋行在《申報》最早的記載
這跟柏德洋行在1909年1月出版的《字林西報行名錄》的介紹倒是貼合：
“Pathe Phono-Cinema-Chine
Phonographs and Cinematographs Moving Pictures.”
“行名錄”1909年1月版的柏德記載
問題來了。“行名錄”随後給出了柏德的要員名單：一把手Lucien Dreyfus，是中國區的總代理人（General Agent for China）；二把手Le Bris，擔任經理（Manager）；後面還有三個名字，沒有樂浜生（E. Labansat）。分行資訊提到柏德除了上海四川路九十九号的店面，還在孟買、加爾各答、新加坡、香港、天津以及漢口設有分部。
“行名錄”的1909年7月版，樂浜生依舊缺席；1910年7月版，一把手Lucien Dreyfus離職，二把手Le Bris代之，取消General Agent for China這個職銜，改叫Director and Genera Manager，企業名也從“柏德”改為“百代”。葛濤說樂浜生19世紀90年代中後葉來到上海；1939年的《申報》、《字林西報》說樂浜生1910年初到中國；而E. Labansat在“行名錄”的首度登場遲至1913年7月版（該年的1月版散佚）。考慮到“行名錄”的編纂、印制耗費時間，有一定的延遲性，E. Labansat成為法商東方百代公司的“總司令”，此事應該發生在1912年的下半年至1913年的上半年。
“行名錄”1910年7月版的百代記載
“行名錄”1913年7月版的百代記載
還有兩份提及樂浜生的史料可以旁證。1931年11月3日的《申報》刊文《百代四分餘鐘唱片之暢銷》，同日《新聞報》刊文《百代四分餘鐘唱片之成績》，除了标題差了兩個字，兩則簡訊的内容如出一轍：“本埠百代公司在滬開設已久，發行唱片三千餘種，風行國内外，垂二十餘年，自法人賴朋薩任總理後，精益求精，營業尤盛，今春又發明一種四分餘鐘唱片……”這應該是百代公司給媒體的新聞通稿，“賴朋薩”當是樂浜生的另一譯名，引文的意思很明顯，這位法國人擔任百代的總經理之後，公司的營業又上了一層樓。
《申報》上的報道《百代四分餘鐘唱片之暢銷》
依據這些新材料，我推斷樂浜生并非“東方百代”的創始人，而是空降司令；說樂浜生在1908年建立柏德洋行更是胡亂攀扯，目前沒有任何的史料能夠佐證這點。倒是有一份資料把時間往前推了一年。1928年第8卷第2期《銀行月刊》上刊有文章《法國百代公司在華之獲利》，起手寫道：“法國之遠東電影唱片百代公司，簡稱為東方百代公司，創設于一九〇七年八月，資本共二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法郎。近有法報調查，其最近五年營業情況如左。”文章随後附錄了1922至1926年百代公司的（年）純利、（年）股分紅利，資料精确到個位數。這篇新聞轉載自“法報”，上文提過，樂浜生是法文上海日報的創始人，1927年12月6日的《申報》有一則簡訊提到法文上海日報定于十日出版。我估計這份于1927年12月10日創刊的法文日報在1928年的某期報紙上刊發了百代公司的财務報告，這兩家機關同屬樂浜生治下，不然很難解釋如此機密的資料是如何外洩的。由此我認為，轉載自法報的資訊可信，作為百代公司前身的柏德洋行，它在上海的創設時間是1907年8月。
《法國百代公司在華之獲利》
1922至1926年百代公司的純利、股份紅利
随後我又翻了“行名錄”，那上面隐含了一些資訊，能夠解答唱片廠創設時間之謎。唱片廠第一次在百代公司的企業資訊裡出現是在1920年1月版的“行名錄”，擔任工廠經理（factory mgr）的是M. Girardot、A. Grelet。Factory mgr這個職銜在1919年7月版“行名錄”的百代資訊裡是沒有的，由此，我推斷唱片廠是1919年建成的（與《字林西報》的說法一緻）。
“行名錄”1920年1月版的百代記載
我的這個推斷另有三組證據。
第一組證據來自中唱上海公司收藏的百代檔案。2012年，“中華老唱片保護工程”列入大陸的“十二五”規劃，當時已經退休的中唱上海公司原副總編輯陳建平老師重返機關，參與民國老唱片的整理工作，重點負責文檔的整理。我煩請陳老師調閱了百代檔案，她給我的答複是：“在百代公司留存的文檔中，至少有三份文檔涉及到購地建廠：1）最早的一張地塊圖，繪制于1918年；2）一個叫汪耀山的人在1919年2月留下的字據，言明将一塊地賣給百代公司，而這塊地與1918年那張圖上的地相鄰；3）百代公司所有房産的建築日期清單，上面最早的建造日期是1919年。由此可推斷，百代購地不晚于1918年，建廠不晚于1919年。是否更早？至少目前我沒有看到确鑿的證據。”
陳老師引用的這些資料都是2012年以後陸陸續續由她一份一份整理出來的。她告訴我，目前中唱收藏的百代檔案，有明确時間标注的、最早的文檔是1918年。她無法給出确切的建廠、投産時間，但是她在一份老職工的回憶中見到過“1919年百代開始生産鑽石針唱片”的表述；還有一份文檔記錄百代的廠房建築最早的建造時間是1919年，沒有具體到月；另有記載，百代公司1919至1920年有16台壓片機陸續投産，也沒有月的記錄。
結合這些新材料，我推斷百代公司于1918年買下了徐家彙附近的那塊地皮，1919年廠房竣工，同年生産出了中國的第一張唱片。
有一份北洋政府财政部的訓令可以佐證上述的觀點，題為《法商百代公司在上海設廠制造話匣話盤征稅給單辦法令仰遵照辦理文》，該令于1919年12月26日頒布，收錄在1920年第7卷第73期的《财政月刊》，訓令記載：“案查民國七年十月間，曾準外交部來咨，以法商百代公司，拟在上海設廠，制造話匣話盤，請援機器仿制洋式貨品成案。完納出口正稅。現準法柏使函請，應否照準應咨行查核見複等因。本處當以法商百代公司，在上海設廠制造話匣話盤，應先由外交部照會法公使，饬由該公司檢取樣品轉送本處考驗，再行核辦咨複查照辦理……”
北洋政府财政部的訓令
訓令的原文沒标點，有句讀，長達兩頁，提及百代公司于1918年10月間通過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送出了預備在滬開廠生産唱機、唱片，要進口一批機器的申請，申請的目的是希望北洋政府能減免進出口稅。文中的“拟在”二字說明當時隻是意向，并未落實，這也呼應了現存的百代檔案裡最早的那幅繪制于1918年的地塊圖——先買地，後建廠。另外，訓令提到百代公司為貨物減稅而做的一系列努力：最初，有關部門希望百代能先送出樣品（話匣一座話盤三片），百代送出了，有關部門驗收後發現，這些樣品并非真正意義的國貨，随即駁回了法商的申請，還要求今後在上海工廠制造的貨品必須用漢文标明上海百代公司等字樣，百代照辦，這才享有了免稅的優待。
1919年歲末，北洋政府财政部的“百代訓令”下達之後，各省陸續響應，奉天省省長張作霖、安徽省省長呂調元、江蘇财政廳廳長胡翔林，各自公署了訓令，相關史料詳見《奉天公報》1919年第2812期、《安徽公報》1919年第557期、《江蘇省公報》1920年2174期。
此外，還有第三份證據，是在葛濤老師的啟發下才找到的。百代公司在晚清民國報刊裡留下的蹤迹數以萬計，光《申報》就有10934條，我試着逐字逐句地閱讀，加上截圖存檔，最勤奮的一天也隻消化了三百多條。多虧了葛老師的一段文字，為我指明了方向：“投産後，東方百代的‘雄雞’很快唱響了上海，乃至全中國……既然有了工廠，‘新片到申’就變為‘又出新片了’。”（65頁）
要了解這段文字，有必要普及一下唱片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最初純粹仰仗進口，是外國内容，外國制造；第二階段是中國内容，外國制造，這類唱片于中國錄音，原件送往國外制作母版，批量生産，成品再運回中國，故而唱片公司叫賣新貨之時在報紙上打廣告，經常使用“新片到申”之類的字樣。我不敢說“又出新片了”可以與唱片國産劃等号，但葛老師的确是提供了一個研讀文獻的視角，順着他的思路，我變換了近十種關鍵詞，在查到的記載中，涉及“出新片”最早的一條出自1919年5月31日的《申報》，是百代公司投放的一則廣告。假設這種邏輯成立，那麼中國生産第一張唱片的時間不會晚于1919年5月。
1919年5月31日《申報》刊登的新出唱片廣告
但這種邏輯似乎無法成立。1920年8月25日《申報》登載簡訊《新到之留聲機片》：“百代公司新由巴黎總廠運到大宗留聲機片，中有中華國歌，及華工歌等片，此項機片，即歐洲和會會議時，中國和會代表要求巴黎百代公司總廠制成者。”為什麼中國建成了上海的唱片廠，還得海外定制唱片呢？
1920年向巴黎總廠定制唱片
同年10月15日，《民國日報》給出了解釋，在《中華書局制造中華國音留聲機片緣起》一文中詳細記載了中華書局為了統一國語，統一讀音，與百代公司合作，定制了一套“國音留聲機片”，之是以這套唱片要在1921年初春上市，有兩條原因：
“一向來百代公司做中國戲片，是普通技師在上海收音寄往法國制造。語言片子，比戲片難做，要另請專門家來收音。
二百代公司已經在上海建設分廠，但須民國十年方能開工，九年份要制造，隻得仍舊寄往法國。”
《民國日報》給出解釋
同年11月2日，《時事新報》介紹了“國音留聲機片”，提到樣片已經制成：“由百代公司在滬用舊片材料改制，不甚滿意，三個月後巴黎新制片運到，必更适用。”
《時事新報》介紹“國音留聲機片”
三個月後，和前一篇報道說的1921年初春上市吻合。
歸納一下我對樂浜生在華事迹、百代建廠的觀點。我認為樂浜生不是法商東方百代公司的創始人，他于1910年抵華，1912或1913年空降成為百代公司的一把手，1932年3月退休，離滬返法；百代公司于1918年購買地皮，1919年廠房竣工，同年歲末能夠生産樣品，但真正成規模地國産唱片應該始于1921年。
百代唱片廠舊照，刊登于1937年《百代月刊》
百代旗下的寶芳公司專售百代的唱片、唱機
寶芳招牌下面的“麗歌”是百代唱片的子廠牌，張帆的名曲《滿場飛》即是麗歌出品
上述的論證難稱完美，畢竟我沒能盡覽1949年之前的百代文獻，将來若是有人能做到這點，絕對能比我給出更優質的考據。可是僅看上述征引的新材料，迄今編寫的中國唱片業史以及相關的論文、著作在談到樂浜生以及百代公司建廠時存在明顯的瑕疵。學界權威輕信坊間傳聞，為樂浜生打造了傳奇人設，誇大了他對大陸唱片業之貢獻。這不由叫我想起邬達克，好些年前，上海有一批老建築迷，隻聽他們的解說，仿佛上海最優秀的那些曆史建築都能跟邬達克沾親帶故。
不曉得海外文獻對樂浜生以及東方百代公司可有記載（暫無有價值的發現）。我覺得，在這方面應該聽聽近百年前老外的意見，畢竟樂濱生是法國人，百代公司是外企，在一個老外普遍歧視華人、不會講漢語的時代，華人對于他們的了解，難免帶一些神話色彩。而洋人的媒體因為近水樓台，或許看得更為真切——此時，回看1939年3月15日《字林西報》為樂氏編寫的小傳，居然八九不離十，讓人不禁興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