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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值此新春佳節，《探索與争鳴》微信公衆号特别策劃“春節随想錄”專欄，邀請多位人文社科學者，暢談過去一年的個體經曆和學思感悟。學人們透過飽學而又敏銳的筆觸，或叙事、或抒情、或議論，或學術探索，或文化感悟，或現實思考，為長期關心和支援《探索與争鳴》的讀者奉上一道道别具風格的思想大餐。系列文章将在節日期間陸續推出。《探索與争鳴》謹祝大家新春快樂！
從“記憶之場”到消費主義：如何重尋傳統節日的意義？
于京東｜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政府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探索與争鳴》第四屆青年理論創新征文一等獎獲得者
本文系《探索與争鳴》微信公衆号專欄專稿
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衆号立場
非經注明，文中圖檔均來自網絡
最近常聽身邊的人感歎道，現在過年都沒啥“年味”了，即便如此，一年一度的返鄉潮、春晚預告、超市火紅的大禮包與高速上堵車的信号，還是不斷提醒着我們春節的來臨。這之後不久又将迎來情人節，巧克力、雙人套餐與照例漲價的玫瑰花會增加許多儀式感，但也不免引起一些抱怨的聲音。現如今，人們一邊高呼再沒有什麼純粹的節日了，順便還要批評一下商家和資本的“套路”，一邊卻又反複過着一個又一個節日，甚至不斷發明出新的慶祝方式。
對學術界而言，節日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題。無論是在宗教還是世俗領域，人們會通過周期性重複的慶典活動來回顧與加強自身與所依賴的歸屬感之間的聯系，這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不過在傳統時代，節日呈現的是一個有差異的等級世界，小團體、多樣化的慶祝方式往往帶有片面、獨享的私人娛樂性質；現代節日則更加擁護包容、開放與普世性等價值，這種集體活動對參與者身份的确定是抽象而扁平化的，反而真正地使人陷入了疏獨（Ozouf，1976）。那些讓人眼花缭亂的節慶活動看似是集體的狂歡，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個體的疏離感。
上為塗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版
下為哈布瓦赫《記憶的社會架構》，1925年版
然而從節日的起源來看，它在原初就被賦予了解放個體于平庸與日常生活的重要使命。根據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的考察，原始部落中分散、獨立的個體或家庭總會在特定地點進行集會，時長從幾天到數月不等，他們展開祭祀、宴飲、歌舞、狂歡等 “集體歡騰”（corrobbori）活動，作為維系家庭、宗教與共同體熱忱的一種方式。在日常的生活中，這種“集體歡騰”也會依托一系列特定的符号、事物、場景與儀式來延續，節日便是這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形式。莫裡斯·哈布瓦赫繼續在這一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集體記憶”（mémoire collective）的概念，即非正常、間斷性的“集體歡騰”會通過個體和社會記憶的方式來補充和維持，而個體與社會記憶的喚起又是通過場所、建築、形象、标志、符号、慣習等這些承載曆史傳統的意義單元來實作的，塗爾幹稱之為“物質性支柱”（support matériel），哈布瓦赫則認為這是形塑和延續集體記憶的一種“社會架構”（les cadres sociaux）。
上為奧祖夫《革命節日》，1976年版
下為勒華拉杜裡《羅芒狂歡節》，1986年版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法國，圍繞節日的研究在曆史與文化領域逐漸興起，在奧祖夫（《革命節日》，1976）、勒華拉杜裡（《羅芒狂歡節》，1979）、奧利（Pascal Ory, Une nation pour mémoire, 1992）等不斷追溯過去曆史與節日變遷的同時，諾拉（Pierre Nora）等人也在倡導關于當下節日的社會性分析，在其主編的《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 1984）叢書中，就有專門一組關于節日慶典的文章，其中包括《伏爾泰與盧梭百年紀念》《七月十四日》《雨果的葬禮》《法國大革命百年紀念》《1931年的殖民博覽會》。這些關于節日的研究同當時法國與歐洲的文化政策也密切相關。1984年，當諾拉等人開始籌備記憶叢書編寫之時，法國文化部倡議設立了歐洲文化遺産日，以免費或優惠的形式向公衆開放大批的曆史遺産和名勝古迹，受此影響，各國和世界範圍内的公共性新節日也紛紛湧現。兩年後，時任法國文化部長的賈克朗（Jack Lang）提出用“記憶之場”（lieu de mémoire）來彌補原有“曆史建築”（monument historique）叫法的局限，用來标示那些在現當代仍存在且具有重要紀念意義的事物，比如著名的商店、餐廳、廣場，标志性的古迹、建築和曆史人物，當然也包括公共性的節日、慶典與紀念活動。到了1990年，《羅貝爾大詞典》收錄了這個新詞條，用以指代那些物質和理念層面上的意義單元，它們因人們的意願或時間的作用而成為某一共同體的象征元素。
上為1984年《記憶之場》第一卷封面
下為1993年《羅貝爾法語大詞典》中“記憶之場”詞條
從這個角度看，春節無疑是海内外中國人最重要的一處“記憶之場”。比如說“回家”“團圓”“貼春聯”“包餃子”“年夜飯”等詞彙組成了人們關于春節的言說記憶，這些話語既是過去與曆史的沿襲，也進一步促成了當下的共識與認同。除了詞語概念，承載這種節日記憶的架構性支柱還有很多，譬如作為場所的公園、廟會，作為儀式的守夜、拜年、祭祖，還有作為象征物的生肖動物以及作為事件的春節聯歡晚會等。這些之是以成為國人節慶記憶的架構性要素，一方面是由于時間作用而形成的曆史遺産與風俗傳統，另一方面則也反應了一種樸素而真實的共同意願——“有錢沒錢，回家過年”。即便在“年味”日漸淡化的今天，即便因疫情防控無法返鄉，人們關于春節的記憶也會在特定時刻被日常生活中的詞彙、場景、事物所喚起和強化，所謂“莼鲈之思”“睹物思情”，王維的詩“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也是這個道理。這種記憶的實質是“當下”對“過去”的重新組合，而這種重組是以群體或社會架構為坐标系的，因而個體的節日記憶同民族、國家的集體記憶是彼此關聯的。
上為《記憶之場：法國過敏意識的文化社會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3版
下為奧利《記憶的國度》，1992年版
在諾拉等人的記憶史研究看來，當代的公共節日已經實作了從“民族性”向“遺産性”的過渡，過去的曆史意義已經喪失了，人們同傳統與紀念之間的關聯已經十分薄弱，以往那些隆重而嚴肅的節慶活動如今已變成了消費主義的日常事物，這也是節日越來越多，節日感卻日漸淡薄的重要原因。對此，諾拉給出的解決辦法是回歸文學與想象，發揮原始節日共同體的情感屬性，也可以梳理現有日常生活中的節慶“子產品”，重新建構富有生命力的記憶架構，在此過程中也可以借助數字時代的新技術與新媒介。這或許就是今日以更加豐富與複雜的形式，對傳統節日進行有效重組或創新的一種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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