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出土文獻對古典文學研究的影響

近年來，由于主動性或搶救性發掘工作的持續推進，以及若幹簡牍的先後出現，整理、公布的文獻如雨後春筍般增加，如清華簡、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馬王堆帛書與北大漢簡等，本文統稱為出土文獻。這些出土文獻促進了漢語言文字學的發展，使我們對中國古代文字有了更深的了解，與此同時，解讀（破譯）後的出土文獻對相關學科如古典文學、哲學、曆史學等，也産生了很大影響。本文以先秦兩漢出土文獻中的新舊材料，讨論其對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影響。

讨論出土文獻對古典文學研究的影響，學界往往聚焦于“文體”與“異文”兩大問題。研究“文體”者關心能否通過出土文獻，對古典文體進行溯源。例如，談及漢賦，學界往往以戰國荀子《成相》篇作為起源；談及唐代的志怪小說，則多以南朝宋劉義慶《幽冥錄》作為濫觞。上述兩種看法，在文學史上幾成定論，但在北大漢簡《反淫》《妄稽》及放馬灘秦簡《丹》等文獻公布後，這些文獻不僅補足了荀子至漢賦的中間環節，也将志怪小說的起源推至秦漢之際。

研究“異文”者着重于用出土文獻對傳世文獻進行補苴與正訛。例如，以清華簡《祭公》改讀《逸周書》中的“畢桓于黎民般”為“畢桓、井利、毛班”三人，解決了千百年來的學術懸案；又如，以郭店簡《老子》重新了解傳世本《老子》中的“寵辱若驚”當為“寵辱若榮”。“文體”關涉文學類出土文獻的性質界定，而“異文”則屬于内容的組成。目前已公布的文學類出土文獻，可能産生“文體”或“異文”問題的文獻多半屬于《詩》類、史傳類、辭賦類三種。

深化對《詩經》的了解

出土《詩》類文獻指的是體裁與《詩經》相同或相似的文本。近年公布的安大簡《詩經》，内容包括《國風》中的《周南》《召南》《秦》《矦》等共57篇，但其排列次序不同于《毛詩》、鄭玄《詩譜》及《左傳》，反映出先秦《詩經》文本的組成可能有多個版本，不同于傳統經學熟知的類型。類似的問題也見于上博簡《逸詩》，該篇收錄《交交鳴烏》與《多薪》兩首形式、風格極接近于《詩經》的作品，很可能就是散逸的《詩經》文本。如此一來，則傳統用以尊孔的“删《詩》說”，可能因為出土文獻的出現而需要修正。

此外，出土文獻中也有一些風格類似于《詩經》的篇目，如上博簡《采風曲目》與清華簡《耆夜》。前者屬于戰國時楚地的音樂文獻，記載分屬五音的樂曲名稱；後者記載周公與周武王宴飲并作歌《蟋蟀》，此詩與《詩經·唐風·蟋蟀》有密切關系。上述文獻對研究先秦時期《詩經》文本的起源與組成有重要學術意義，特别是與傳世本相比，安大簡《詩經》存在大量“異文”，包括章句差異、詞句差異、用字差異，不僅有助于語言文字研究，更有助于解讀《詩經》。例如，安大簡《周南·關雎》“腰嬥淑女”，今本作“窈窕淑女”。“腰嬥”即“腰身細長”，用以形容女子樣貌，比起舊注以“好貌”訓解“窈窕”，更為具體明确。

在《詩經》類出土文獻中，更不能忽略上博簡《孔子詩論》。這篇文字包括“序言”（概論《風》《雅》《頌》）及“詩論”（具論《雅》《頌》），是先秦儒家對《詩經》的重要評論文獻，一公布便引起學界矚目。學者尤其關注“詩論”與“體裁”，蓋因《孔子詩論》被認為是孔門弟子對孔子授詩内容的追記。這篇文字對所載詩文作了簡短、深入、反複的遞進論述，簡文更直接記錄孔子“詩毋離志、樂毋離情、文毋離言”等論點，其中“詩毋離志”，比之《詩譜序》的“詩言志”，更顯文學語言的意趣。此外，《孔子詩論》的詩目次序，亦不見于今本，為研究者了解、研究《詩經》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證據。

呈現史傳類文獻的叙事方式

出土史傳類文獻指的是類似《左傳》《國語》《戰國策》的曆史類散文，如上博簡《昭王毀室》《柬大王泊旱》《競公瘧》《鄭子家喪》、清華簡《系年》《鄭武夫人規孺子》《晉文公入于晉》《越公其事》、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與北大漢簡《趙正書》等，數量豐富。史傳類文獻雖以記載史料為主，可推動先秦兩漢的曆史、社會研究，但也可借此研究類似文本的“文學叙事”與“構成脈絡”。餘嘉錫在《古書通例》提到，“夫引古不必皆虛，而設喻自難盡實……至于諸子用事，正如詩人運典，苟有助于文章，固不問其真僞也”，可見“古書多造作故事”，不同的故事可能具有相同的“原型”，情節隻是作者借以宣揚道理的鋪陳，不必然為真。東漢王充《論衡》亦提及：“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滅）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僞說傳而不絕。”

類似的叙事方式常見于此類文獻中。例如，上博簡《昭王毀室》記載楚國邦人希望合葬其父母于楚昭王宮殿的故事，相似記載又見于今本《晏子春秋》，一是《内篇》的“景公路寝台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谏而許”，二是《外篇》的“景公台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谏而許”，情節基本相同，隻是主角分别是逢于何與盆成适。《昭王毀室》為楚系文本，《晏子春秋》則為齊系文本，兩個故事十分類似，可能是戰國時期的叙事傳統，通過改造“母本（原型）”，将角色置換為該國（該地）熟悉的人物，以便于作者立論。

類似現象又如上博簡《競公瘧》與《新序》中的“中行寅将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一則，故事都是以上位者（“齊景公”與“中行寅”）希望通過處罰巫祝而使病情消緩，卻又為臣下（“晏子”與“祝簡”）勸谏制止，以傳達儒家的仁德之道。再如，上博簡《魯邦大旱》與《晏子春秋》“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谏”，故事始于希望通過祈雨而解除旱災（“魯哀公”與“齊景公”），但為人制止（“孔子”與“晏子”），借此表明應注重修德而非通過巫祝來逃避問題。這類文本的作者利用虛構情節，修改“故事原型”，傳達儒家思想，表現出強烈的警示意義。

史傳類文獻大量的“異文”除可供古典文學、文獻學、語言學研究外，也能以此讨論先秦時期叙事傳統的脈絡與故事原型的流變。倘若不以文學的叙事手法解讀，而直接以史料視之，不僅會忽略文本的形塑意義，也會建構出有偏差的史實。例如，北大漢簡《趙正書》稱“嬴政”為“趙正”，将其降格為戰國的諸侯王，并記錄秦始皇傳位于胡亥，而非扶蘇。其内容與《史記》所載不同，故有研究者據此認為《趙正書》所載，屬于未經司馬遷改造的史實。不過，這種說法卻忽略了《趙正書》中多有誇大不實的叙述，僅憑此便将其歸為史料，則容易做出錯誤的判斷。

除了可與今本對照外，部分史傳類出土文獻也有抄本的差别，可互相參照，如上博簡《鄭子家喪》（甲、乙本）、《天子建州》（甲、乙本）與《成王為城濮之行》（甲、乙本）等；有的内容可合并為一本，如《成王為城濮之行》，學者多将乙本簡文編入甲本，認為是同一文本的分章不同所緻；有的則凸顯用字習慣的不同，如《鄭子家喪》，有學者認為甲本是在乙本的基礎上進行校對後抄寫完成，是以乙本多有誤字、用字不穩定與脫文等現象。此類文獻對研究戰國楚地的文本抄寫與用字習慣具有特殊且珍貴的價值。

促進辭賦文體起源與形成的研究

辭賦類出土文獻指體裁近于楚辭或漢賦一類的文本，如上博簡《凡物流形》《李頌》《蘭賦》《有皇将起》與北大漢簡《反淫》《妄稽》等。一般多認為《楚辭》的整理與命名始于西漢劉向，内容包含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後東漢王逸編纂《楚辭章句》，劉向本因之失傳。但在班固《漢書·藝文志》中，楚辭一類的文體被歸入《詩賦略》，可知在漢人的觀念裡，賦不僅包括荀子的詠物賦、陸賈的說理賦，亦包括屈原等人的抒情賦。

《凡物流形》是一篇韻文，前半部分多為疑問句，談論宇宙自然、生死神鬼等世間情貌，是作者對這些自然現象提出的疑問；後半部分則為直述句，以“道”作為國君“修身”的法則，認為“察道”可達到無為而治的最高境界。作者在行文間運用連串的疑問，故有學者将《凡物流形》與《天問》齊觀，進而引起本篇是否屬于楚辭類（或賦）的學術讨論。但無論對此贊成與否，《凡物流形》作為少見的先秦長篇韻文，可供我們研究相關文體的起源與形成。

與《凡物流形》相比，《有皇将起》《李頌》《蘭賦》《鹠鷅》四篇則是明顯的楚辭體。《有皇将起》很可能是戰國末期楚國的上層士人所作，因擔任教育貴族子弟的保傅之職，有感于當時政局之動蕩，加之受小人诋毀，故有此作；既表達對學生的拳拳愛護之心，又透露出憤慨之情，頗有屈原作品的韻味。《李頌》與《蘭賦》則是詩人歌詠“李樹”與“蘭”，自表心迹。《李頌》通過“官樹（桐樹）、木異類（李樹）”的對比，凸顯李樹雖受冷落、排擠，卻能一心一意，守其強悍而不随世風搖擺，表現詩人追求高尚品格的“君子”心态。《蘭賦》以“蘭”起興詠志，通過表現蘭的品格，抒發詩人的情感與志向：蘭草花落盡卻不失其芬芳，雖遭近人诋毀卻能四方稱譽。《蘭賦》對蘭的稱賞，實不亞于屈原《離騷》。《鹠鷅》以“枭”起興，責備小人不勞而獲，表現手法與傳統文學作品“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相同。

上述文獻大量使用語氣詞“兮”，具備明顯的楚辭體特征，不過句式多為四字句、五字句互動使用，尚未固定為典型的五字句或六字句。此外，《蘭賦》講究對仗，多連文疊用同義或近義字，如“茂豐”“殘賊”“備修”“約儉”“比拟”等，故有學者認為此賦修辭之美，遣詞用句之清麗，與屈原、宋玉作品相比亦不遜色。

至于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唐勒賦》殘篇，有學者認為其獨開漢賦先河，但對于宋玉之前的賦體作品，其體裁與形式當如何，學界則莫衷一是。此外，荀子的《成相》是否即為賦？“騷體賦”如何演變為“辭賦”？“詩人之賦”與“辭人之賦”的界線為何？諸多相關問題，或可借由辭賦類出土文獻獲得解答。

北大漢簡的《妄稽》與《反淫》是篇幅較長的賦。《妄稽》即“無稽”，漢賦常以這類名稱命名虛拟人物（如烏有先生、亡是公等），這篇賦叙述西漢名士（周春）與妻子（妄稽）的故事，意在表達“妒婦”行為之不當，反映秦漢時期“婦女嫉妒”的社會問題。《反淫》則是由“魂”與“魄”的對話構成，意在反對過度放縱欲望，其内容與枚乘《七發》多有相合，故有學者認為二者雖是各自獨立的篇章，但應有聯系，且《反淫》内容較為瑣碎，其産生的時間應較《七發》為早，《七發》則是對《反淫》的重新編輯歸類。

《妄稽》與《反淫》的寫作時代主要在漢武帝後期，下限不晚于漢宣帝，但其中部分字形具有秦代風格，學者分析其底本可能産生于西漢早期。《妄稽》出土後被視為大陸最早、篇幅最長的“古小說”，但在經過整理研究後，學界将其改歸入漢賦中的俗賦一類，使俗賦的曆史又較1993年江蘇尹灣西漢墓出土《神烏賦》時認定的時間（西漢成帝元延年間）往前推了半世紀以上。

出土文獻的内容不必然等同于傳世文獻，但卻能使我們從新材料、新觀點出發，探究相關文本的起源與重構問題，推動文學史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利用出土、傳世文獻的“二重證據”進行研究，不能随意隸定古文字形、曲解詞彙意義，更遑論改動經典用字，進行翻案。正确的做法是通過“曆史比較法”對文字進行隸定，畢竟“時有古今，地有南北”，語言文字自有其更疊，須用辯證的觀點，配合語言學、古典文學等學科知識進行研究。以古律今或以今非古，皆無法準确呈現出土文獻的學術價值。

（本文系福建省科學規劃項目“西漢初期數術類簡帛詞語整理與研究”（FJ2019C061）階段性成果）

（作者機關：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編輯：宗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