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慎獨
編輯：慎獨
《覺醒年代》對辜鴻銘這個形象的塑造可謂是非常的成功，一個學貫中西，遊遍西方，會多門外語，卻留着辮子的老學究，他反對陳獨秀等人的新文化運動，在課堂上讓胡适難堪，擁護君主制，被視為前清遺老。但當英國蠻橫幹涉北大内務時怒斥英國大使，在無數青年人對中華文明失去信心時讓他們重拾自信，當學生運動遭遇挫折時力挺陳獨秀等人。可以說，這部劇把辜鴻銘拍活了，畢彥君把辜鴻銘演活了。
我特意去查了辜鴻銘的生平，看了關于辜鴻銘的傳記，以及辜鴻銘所著的《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辜鴻銘1857年生于馬來西亞槟榔嶼，其祖上是福建人，18世紀便到南洋謀生。他父親是英國人的橡膠園管家，母親是會說葡萄牙語以及英語的歐洲人。雖然生在國外，但辜鴻銘父親一直教育他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
辜鴻銘的才學是無可置疑的，辜鴻銘自稱“東西南北人”，他生于南洋，學在西洋，婚與東洋（妻子是日本人），仕于北洋。除了中文與英文，他還精通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希臘文，對日文、俄文也有所涉獵。他擁有13個博士學位，先後把四書中的三本《論語》、《大學》、《中庸》翻譯成英文等，并著有《中國人的精神》等，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他在歐洲名聲甚廣，在不少大學裡都是名人，以至于歐洲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知辜鴻銘”。
辜鴻銘12歲踏上歐洲，此時的歐洲的境況可能與我們一般印象大相徑庭。雖然工業革命讓歐洲的生産力生活水準遠超中國等東方國家，但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和啟蒙學者的華美約言比起來，‘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然是一幅極度失望的諷刺畫”。
工業革命的成果并沒有被普羅大衆所享受，相反，他們遭遇了更深層次的剝削。社會主義者們抨擊資本家剝削壓迫無産階級。浪漫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的奢靡享樂之風讓整個社會堕落。對于辜鴻銘來說，彼時的歐洲處于一個“百家争鳴”，各種思想學說此起彼伏的時代。
辜鴻銘在歐洲的第一個老師是他的英國養父布朗。他讓辜鴻銘在完全不懂字義的情況下背誦莎士比亞戲劇以及歌德的《浮士德》等作品。擁有驚人記憶力的辜鴻銘竟然全都背了下來。16歲時他考入愛丁堡大學，英國浪漫主義文學家卡萊爾是布朗的好朋友，這位78歲的老人影響力辜鴻銘一生。浪漫主義者對現實的批評，對資本主義的揭露，以及對精神生活的推崇，讓年輕的辜鴻銘變成了一個浪漫主義學者。
歐洲的現狀也讓辜鴻銘意識到西方文明的弊端，辜鴻銘認為“歐洲人賴以維持文明秩序的兩個武器是宗教和法律。也就是說，歐洲人是以對上帝的敬畏和對法律的恐懼來維持秩序的。恐懼就意味着武力的使用”。按他老師卡萊爾的話說就是“歐洲是無政府狀态，再加一個警官”。
辜鴻銘認為，西方文明已經走到了崩潰邊緣。如果歐洲國家不實行軍國主義，那麼無政府狀态将使他們的文明瓦解，而實行軍國主義，他們的文明會因為戰争的破壞而瓦解。歐洲若想改變這種兩難的局面，就必須依靠道德的力量，但基督教已經失效，歐洲應該從哪尋找道德的力量呢？答案就是中國，必須從中華文明中汲取道德的力量。
辜鴻銘把中國人視為世界文明的财富，當然，這裡的中國人是“堅守良民信仰的尚未改變的真正的中國人”。所謂的良民信仰就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仁慈的力量”，“愛的法則是愛你的父母，正義的法則意為真誠、守信和忠誠”，“婦女必須絕對的忠于她的丈夫，男子必須絕對的忠于她的君主”。
辜鴻銘用一個英文詞概況中國人的性格就是“gentle”，溫順。他認為中國人比歐洲人少了動物的野蠻性，并非“傷心 而柔弱”的那種溫順，而是“不猛烈、不苛刻、不粗野、不暴虐”，“從容、冷靜、練達”。他說歐洲人在中國住久了就會“欣賞”中國人，因為“中國人過着一種情感或者人性友愛的生活，一種靈魂的生活”，以至于對周圍環境漠不關心。
“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辜鴻銘引用孟子的話說明，“一個人民沒有榮譽感、政治上沒有道德的社會，我認為是不能團結的”。不過關于榮譽感的塑造，辜鴻銘就引導君主制上了。“對皇帝絕對的、至高無上的、卓越的、全能的權力的信仰也保證了在中國老百姓頭腦中國家的絕對穩定性和持久性”。這裡固然可以把辜鴻銘這一舉動看作是開曆史的倒車，但是換一個角度考慮，辜鴻銘的這一思想也是對中國應該實行中央集權的論證。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才能保證中國社會的長久穩定。
辜鴻銘最典型的标志便是他頭上的辮子，最有名的那句話可能就是“我的辮子在頭上，諸位的辮子在心裡”。《覺醒年代》中，辜鴻銘說這根辮子是中華文明的根，是割不掉的。這當然不是說中國人一定要留辮子，辜鴻銘是用這根辮子來代替中華文明，用留辮子這種方式去表達自己對中華文明的堅守。當時中國雖然興起了剪辮子、反纏足，但理由多是西方人視之為也野蠻落後的行徑。辜鴻銘用一根辮子來顯示自己對此的不認同，中國人如何生活，不應該考慮西方人的看法。劇中辜鴻銘引用了詩句“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形容自己的辮子，這句詩出自蘇轼。即自誇品格，又以辮子為自豪。老先生真的很可愛。
新文化運動過程中，不少學者已經表現出了對中華文明的不自信，認為中國人的性格，中國的文化讓中國無法走向富強甚至已經有聲音要把漢字拉丁化，用簡單的拉丁字母去拼寫漢字。但遊遍歐洲的辜鴻銘明白，歐洲人并沒有比中國人優秀。中國人如果穿上西裝打上領帶，滿嘴English，并不會赢得歐洲人的尊重。相反，中國人堅持自己的文化，堅持中國人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定會引起歐洲人的向往。
《覺醒年代》中胡适一出場就被辜鴻銘、黃侃等國學大師狂怼。胡适用《荷馬史詩》裡面的句子作開場白，辜鴻銘就站起來說，我會用拉丁語背《荷馬史詩》你會嗎？人家英國紳士都用标準的倫敦腔吟誦《荷馬史詩》，你用個美音算什麼意思？黃侃譏諷胡适說“既然胡适教授推崇白話文，那你胡适之（胡适字适之）就應該叫胡到哪裡去”。
如果辜鴻銘生在當下，他一定會減去辮子，因為中國的國力已經足夠支撐民族自信，不需要用一根辮子去維系。倒是有些人，一看到辮子就跳起來大喊文化滅絕國将不國，拿着日本人分裂中國的話術去罵街，這辮子可真是紮到這些人心裡了。
況且清朝剃發這件事從未得到徹底的執行，但是也算是成功改變了發式。不過有一件事滿清花了300年也沒有做到，那就是給女人放腳，漢家男兒用非凡的韌性與骨氣，捍衛了女人裹腳這一傳統。現在辮子紮進他們心裡，裹腳布塞在他們腦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