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夏日,早上六點鐘天已經大亮了。
街上的行人并不多,除了早點店早已開門迎客外,不少店鋪依舊關着門。
這裡是新餘縣城的一條街道,這家“興記鹽店”此刻大門緊閉。鹽雖然日常生活離不了,但是早上的冷貨,沒有多少人會起早買鹽的,是以,這一點也不奇怪。
不過,1952年7月28日這天,這家鹽店的門前,卻出了狀況。早上六點許,剛剛還靜悄悄的鹽店四周,呼啦一下,上來十幾個穿着公安制服的人,霎時間就把鹽店給包圍了。
“陳老闆,開門!”公安上前拍打着叫門。店裡的人并不知道外面有這麼多人。門栓抽動了一下,随後門就開了一條縫。門縫裡露出鹽店夥計的臉:“請問……”
還沒等夥計說完,公安們一擁而上,夥計已經被制服了。周圍看熱鬧的人們圍攏過來,議論紛紛。而被抓的夥計,邊反抗邊嚷嚷着:“你們抓我幹什麼,你們抓錯人了!”
“到局裡你就知道了,老實點!”兩名公安把夥計反剪的手臂擡起,使他動憚不得。

抓捕叛徒
聽到動靜的鹽店老闆陳次興從後屋趕了過來,一見這架勢,愣了,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平時很老實的夥計,犯事了?
“你是陳老闆吧?也請給我們走一趟,有些需要核對一下。”陳次興聽了公安的話,趕忙點頭說道:“應該的,應該的,我這就跟你們去。”
讓陳次興怎麼也想不到的是,他的這位夥計,竟然是11年前“皖南事變”中,槍殺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的兇手,一個新四軍的叛徒。
陳次興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怎麼可能想到,自己的一次行善,竟然變成了窩藏罪犯!
那是1948年6月的一天,那時候陳次興還在九江的“武記鹽鋪”當管賬先生。那一天,他早上開門起來,發現一個人被餓昏了倒在店門口。那年頭,兵荒馬亂的,有人餓昏了并不稀罕。
陳次興是個善良的人,他把這個人扶進了店裡,煮了碗面條讓他吃下去。詢問之下,知道他是湖南耒陽人,跟自己是老鄉。很巧的是,他也姓陳。
異鄉遇老鄉,而且五百年前是一家,都姓陳,是以就覺得特别親近。見他無處可去,就向老闆求情,收留他在店裡做了個夥計。
老陳人很勤快,又不呆闆,大家都喜歡他。過了不到半年的光景,陳次興就離開了九江去了新餘,在新餘自己開了爿鹽店。
陳次興以為,那就是他們的分别了,沒想到,1949年5月的時候,老陳竟然也辭了職,來到新餘投奔他。他覺得這就是緣分,是以特别珍惜,就認他做了兄弟。新餘解放後登記戶口時,他們二人都是湖南人,又都姓陳,就登記在了一起,他們成了同一戶口簿上的兄弟。
可是,陳次興怎麼會想到,他的這位兄弟,根本就不姓陳,而是姓劉呢?
叛徒劉厚總(劇照)
是的,他不姓陳,而是姓劉,叫劉厚總。那次在九江,餓昏在武記鹽鋪門前,他是被從船上趕下來的,他本來是打算到上海謀生的,但因為他沒錢買船票,船到九江時,被趕了下來。
這是怎麼回事呢?他槍殺項英、周子昆這樣的新四軍進階将領,叛變投敵,為何會落魄如斯?
這就要從他這個人的前世今生說起了。
劉厚總再次回到新四軍時,心裡是很不痛快的,因為他隻是副官處的一名副官,說什麼都不算,都得聽首長的。
而這是他最不喜歡幹的活,他喜歡自己說了算,想幹嘛就幹嘛,當初他拉起遊擊隊時,就是這樣的,可以說是數一不二。因為他不怕死,戰鬥猛沖猛打,下手又狠,在當地有“總老爺”之稱,當地好多人都說他是“大殺星”下凡。
那時候,他才20多歲。劉厚總1903年出生,23歲時參加農會,很快就成為骨幹,第二年就當選農會委員,1928年成為農民赤衛隊頭頭。
到了1934年,赤衛隊被編為耒陽遊擊隊第三大隊,縣委委派劉德總為大隊長,劉厚總擔任政委。過了不久,劉德總調大隊任職,他擔任大隊長,但上級又派了個劉向明擔任政委。
劉厚總對于上級的安排是不滿意的,他要的是一個人當家。是以,他當政委時,跟隊長尿不到一起,當隊長時,跟政委總是鬧别扭。他覺得上司不信任自己,是以牢騷滿腹,經常不聽指揮,擅自行動。
到了1938年,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他被任命為軍部特務營副營長。多了個“副”字,就更令人很不爽了。是以,一直小錯不斷,直到他毆打戰士還不服批評。這引起了上級的重視,送他去延安黨校學習,因為他還是比較會打仗,又勇敢,是以組織上還是竭力想使他進步的。
劉厚總不想學習,多次要求回部隊參加戰鬥。1939年,經組織準許,他回到了耒陽。開始他并不想回新四軍,想自己拉一支遊擊隊單幹,但那時候國共合作,那個方面都不會允許他這樣做,是以難度太大了,他才回到了新四軍。被配置設定到軍部副官處第三科任副官,分管木工班和飼養班。
這讓劉厚總大失所望,他覺得自己到延安學習過了,起碼能升一級,當上營長了。沒想到,當了不當家的副官,分管的還是木工和飼養。
從那時候起,他就有了投敵的念頭。投敵當然要有投名狀,是以,他在等待機會。
項英
就在劉厚總一心想要投敵時,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很多人認為,劉厚總是項英的副官,其實這是個誤解,劉厚總是副官處分管木工和飼養的副官,并非項英的貼身副官。
新四軍向北轉移和事變發生時,劉厚總跟項英并沒有一起行動,而是在突圍途中遇到的。那是1941年1月16日晚上,項英和副總參謀長周子昆帶着警衛員到達泾縣大康王村時,遇到了劉厚總。
項英并不認識劉厚總,但劉厚總認識項英。他主動介紹自己是副官處的副官,項英聽了就說,既然是副官處的,就一起走吧。
就這樣,劉厚總跟随項英行動将近兩個月,不斷地轉移和隐蔽,3月12日他們來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因為這個山洞很小,隻能容納四個人,是以,當晚,項英、周子昆和其警衛員黃誠加上劉厚總住在蜜蜂洞裡。
項英的警衛員李德和、鄭德勝等人,住在山腰上的一個草棚裡,帶隊的是作戰參謀劉奎。主要原因,一是山洞裡住不下,二是起到警戒哨作用。
那天,下着大雨和冰雹,洞裡陰冷。項英和周子昆都是身經百戰的将軍,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慌亂,他們鎮靜自若。進洞之後,在一塊平整的石頭上畫了棋盤下棋。副官劉厚總守在洞門口,警衛員黃誠守在最裡面。
周子昆
夜深了,黃誠幾次催促兩位首長休息,周子昆讓黃誠先睡,黃誠就在最裡邊睡了。他是被槍聲驚醒的,他剛抓起枕頭下的手槍,手臂就中彈了。他看到劉厚總朝着自己開槍,然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劉厚總從項英和周子昆身上,搜走了金錢、手表、鋼筆、香煙等物,下山來到警衛員住的草棚裡。因為剛到這裡時,項英就布置劉厚總和李德和第二天去找泾縣縣委書記洪林,聯系地下組織配合突圍。
是以,劉厚總來到草棚時,大家并沒發現什麼異常,他們似乎聽到了槍聲,但又都不确定。何況,在那時候,有槍聲實在是太平常了。
劉厚總對李德和說:“我們快點走,去執行任務吧。”這跟昨晚首長交代的任務是相吻合的。李德和跟劉厚總就下山了。
李德和跟劉厚總走了沒多久,撒了泡尿,結果看到劉厚總撒腿向山下跑。李德和喊他“等等”,劉厚總跑得更快了,那慌慌張張的樣子,讓李德和心裡咯噔了一下“不好”,就反身往山上跑。
作戰參謀劉奎見李德和急匆匆很慌張地跑回來,趕緊問:“劉厚總呢?”
“劉厚總撂下我向山下跑了,剛才的槍響說不定就是他幹的,首長會不會有事?”
聽了李德和的話,劉奎指令李德和和鄭德勝去追劉厚總,說是可以采取特别措施,一定要帶回來。他自己帶着其他人,趕緊向蜜蜂洞沖去。
蜜蜂洞
來到蜜蜂洞,大家都倒吸一口涼氣,有的戰士當場就哭了起來。項英和周子昆兩位首長都已經犧牲了。黃誠還有氣,搖醒後說,劉厚總槍殺了首長。他很自責自己沒保護好首長,又受了重傷,要求劉奎為自己補一槍。
劉奎當然不會答應。這時候,去追劉厚總的李德和等人回來了,人早跑沒影了。劉奎跟着首長時間長,比較鎮定,他判斷劉厚總投敵後,一定會帶着敵人來尋找首長的屍體。
是以,他指令大家立即将兩位首長的屍體,轉移到離蜜蜂洞一百多米的一個山坳處掩埋了,做上記号。大家約定,将來誰活着,要向組織報告,找到首長遺骸,重新安葬。
交代完畢,他讓警衛人員尋找路徑突圍,自己背着黃誠,走了二十多裡路,将他送到了一個最值得信任的徐老三家。後來,又找醫生為黃誠做了手術,這才離開。
後來,他回到徐老三這裡,接走了傷好了的黃誠,跟一個女戰士劉明——後來成了他的妻子,三人組成了遊擊隊。就是這三人遊擊隊,堅持在皖南鬥争,竟然發展到了上萬人。劉奎為皖南鬥争,作出了重大貢獻。
再說劉厚總這個叛徒,殺害了兩位首長後,借口跟李德和下山執行任務,借李德和小便之機,狂奔下山。投敵後,述說自己殺了項英和周子昆,要求把他送到第三戰區。
果然不出劉奎參謀的預料,敵人不相信他說的話,就讓他帶路來到蜜蜂洞,檢視項英等人的屍體。但當他們來了之後,洞裡什麼都沒有,連血迹都看不到。
這個可恥的叛徒,不但沒得到重賞,沒做上高官,還被投進了監獄,并受到多次審問。直到後來,新四軍副軍長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總參謀長周子昆等犧牲的消息見諸報端,敵人這才相信了劉厚總。
劉奎(1955年大校)
1948年,劉厚總才被釋放,拿到了一筆兩千五百萬的款項。這兩千五百萬現在看起來好像是一筆巨款。其實在那時候,值不了什麼錢,當時反動政權已經搖搖欲墜,物價飛漲。
劉厚總也認為給得太少了,他給老蔣寫信,要求另發獎金,或者叫救濟金也行。但,根本就沒人理會他。他隻好拿着這筆錢,吃喝玩樂。他不敢回湖南,就去了重慶玩了一段時間,然後又去了漢口。
很快,錢就用完了,他想去上海謀生,結果到了九江,因為沒買票,被趕了下來。就這樣餓昏在武記鹽鋪門前,遇到了好人陳次興。
而這次,是全國統一行動核對戶口,來到陳次興家核對的公安人員中,有一位曾經當過項英的警衛員。大家都在軍部,自然是見過面的。雖然這麼多年過去了,但人的變化不會很大,是以就認出來了。
這位從部隊轉業的公安,立馬向局長進行了彙報,也就有了本文開頭公安抓捕這個可恥叛徒的一幕。
得知叛徒劉厚總被抓獲後,陳毅當天就給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打電話,訓示必須嚴懲不貸,處以極刑。
1952年8月初的一天,叛徒劉厚總被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