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夏日，早上六点钟天已经大亮了。
街上的行人并不多，除了早点店早已开门迎客外，不少店铺依旧关着门。
这里是新余县城的一条街道，这家“兴记盐店”此刻大门紧闭。盐虽然日常生活离不了，但是早上的冷货，没有多少人会起早买盐的，所以，这一点也不奇怪。
不过，1952年7月28日这天，这家盐店的门前，却出了状况。早上六点许，刚刚还静悄悄的盐店四周，呼啦一下，上来十几个穿着公安制服的人，霎时间就把盐店给包围了。
“陈老板，开门！”公安上前拍打着叫门。店里的人并不知道外面有这么多人。门栓抽动了一下，随后门就开了一条缝。门缝里露出盐店伙计的脸：“请问……”
还没等伙计说完，公安们一拥而上，伙计已经被制服了。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围拢过来，议论纷纷。而被抓的伙计，边反抗边嚷嚷着：“你们抓我干什么，你们抓错人了！”
“到局里你就知道了，老实点！”两名公安把伙计反剪的手臂抬起，使他动惮不得。
抓捕叛徒
听到动静的盐店老板陈次兴从后屋赶了过来，一见这架势，愣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平时很老实的伙计，犯事了？
“你是陈老板吧？也请给我们走一趟，有些需要核对一下。”陈次兴听了公安的话，赶忙点头说道：“应该的，应该的，我这就跟你们去。”
让陈次兴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位伙计，竟然是11年前“皖南事变”中，枪杀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凶手，一个新四军的叛徒。
陈次兴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怎么可能想到，自己的一次行善，竟然变成了窝藏罪犯！
那是1948年6月的一天，那时候陈次兴还在九江的“武记盐铺”当管账先生。那一天，他早上开门起来，发现一个人被饿昏了倒在店门口。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有人饿昏了并不稀罕。
陈次兴是个善良的人，他把这个人扶进了店里，煮了碗面条让他吃下去。询问之下，知道他是湖南耒阳人，跟自己是老乡。很巧的是，他也姓陈。
异乡遇老乡，而且五百年前是一家，都姓陈，所以就觉得特别亲近。见他无处可去，就向老板求情，收留他在店里做了个伙计。
老陈人很勤快，又不呆板，大家都喜欢他。过了不到半年的光景，陈次兴就离开了九江去了新余，在新余自己开了爿盐店。
陈次兴以为，那就是他们的分别了，没想到，1949年5月的时候，老陈竟然也辞了职，来到新余投奔他。他觉得这就是缘分，所以特别珍惜，就认他做了兄弟。新余解放后登记户口时，他们二人都是湖南人，又都姓陈，就登记在了一起，他们成了同一户口簿上的兄弟。
可是，陈次兴怎么会想到，他的这位兄弟，根本就不姓陈，而是姓刘呢？
叛徒刘厚总（剧照）
是的，他不姓陈，而是姓刘，叫刘厚总。那次在九江，饿昏在武记盐铺门前，他是被从船上赶下来的，他本来是打算到上海谋生的，但因为他没钱买船票，船到九江时，被赶了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枪杀项英、周子昆这样的新四军高级将领，叛变投敌，为何会落魄如斯？
这就要从他这个人的前世今生说起了。
刘厚总再次回到新四军时，心里是很不痛快的，因为他只是副官处的一名副官，说什么都不算，都得听首长的。
而这是他最不喜欢干的活，他喜欢自己说了算，想干嘛就干嘛，当初他拉起游击队时，就是这样的，可以说是数一不二。因为他不怕死，战斗猛冲猛打，下手又狠，在当地有“总老爷”之称，当地好多人都说他是“大杀星”下凡。
那时候，他才20多岁。刘厚总1903年出生，23岁时参加农会，很快就成为骨干，第二年就当选农会委员，1928年成为农民赤卫队头头。
到了1934年，赤卫队被编为耒阳游击队第三大队，县委委派刘德总为大队长，刘厚总担任政委。过了不久，刘德总调大队任职，他担任大队长，但上级又派了个刘向明担任政委。
刘厚总对于上级的安排是不满意的，他要的是一个人当家。所以，他当政委时，跟队长尿不到一起，当队长时，跟政委总是闹别扭。他觉得领导不信任自己，所以牢骚满腹，经常不听指挥，擅自行动。
到了1938年，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他被任命为军部特务营副营长。多了个“副”字，就更令人很不爽了。所以，一直小错不断，直到他殴打战士还不服批评。这引起了上级的重视，送他去延安党校学习，因为他还是比较会打仗，又勇敢，所以组织上还是竭力想使他进步的。
刘厚总不想学习，多次要求回部队参加战斗。1939年，经组织批准，他回到了耒阳。开始他并不想回新四军，想自己拉一支游击队单干，但那时候国共合作，那个方面都不会允许他这样做，所以难度太大了，他才回到了新四军。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管木工班和饲养班。
这让刘厚总大失所望，他觉得自己到延安学习过了，起码能升一级，当上营长了。没想到，当了不当家的副官，分管的还是木工和饲养。
从那时候起，他就有了投敌的念头。投敌当然要有投名状，所以，他在等待机会。
项英
就在刘厚总一心想要投敌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很多人认为，刘厚总是项英的副官，其实这是个误解，刘厚总是副官处分管木工和饲养的副官，并非项英的贴身副官。
新四军向北转移和事变发生时，刘厚总跟项英并没有一起行动，而是在突围途中遇到的。那是1941年1月16日晚上，项英和副总参谋长周子昆带着警卫员到达泾县大康王村时，遇到了刘厚总。
项英并不认识刘厚总，但刘厚总认识项英。他主动介绍自己是副官处的副官，项英听了就说，既然是副官处的，就一起走吧。
就这样，刘厚总跟随项英行动将近两个月，不断地转移和隐蔽，3月12日他们来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因为这个山洞很小，只能容纳四个人，所以，当晚，项英、周子昆和其警卫员黄诚加上刘厚总住在蜜蜂洞里。
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等人，住在山腰上的一个草棚里，带队的是作战参谋刘奎。主要原因，一是山洞里住不下，二是起到警戒哨作用。
那天，下着大雨和冰雹，洞里阴冷。项英和周子昆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慌乱，他们镇静自若。进洞之后，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画了棋盘下棋。副官刘厚总守在洞门口，警卫员黄诚守在最里面。
周子昆
夜深了，黄诚几次催促两位首长休息，周子昆让黄诚先睡，黄诚就在最里边睡了。他是被枪声惊醒的，他刚抓起枕头下的手枪，手臂就中弹了。他看到刘厚总朝着自己开枪，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刘厚总从项英和周子昆身上，搜走了金钱、手表、钢笔、香烟等物，下山来到警卫员住的草棚里。因为刚到这里时，项英就布置刘厚总和李德和第二天去找泾县县委书记洪林，联系地下组织配合突围。
所以，刘厚总来到草棚时，大家并没发现什么异常，他们似乎听到了枪声，但又都不确定。何况，在那时候，有枪声实在是太平常了。
刘厚总对李德和说：“我们快点走，去执行任务吧。”这跟昨晚首长交代的任务是相吻合的。李德和跟刘厚总就下山了。
李德和跟刘厚总走了没多久，撒了泡尿，结果看到刘厚总撒腿向山下跑。李德和喊他“等等”，刘厚总跑得更快了，那慌慌张张的样子，让李德和心里咯噔了一下“不好”，就反身往山上跑。
作战参谋刘奎见李德和急匆匆很慌张地跑回来，赶紧问：“刘厚总呢？”
“刘厚总撂下我向山下跑了，刚才的枪响说不定就是他干的，首长会不会有事？”
听了李德和的话，刘奎命令李德和和郑德胜去追刘厚总，说是可以采取特别措施，一定要带回来。他自己带着其他人，赶紧向蜜蜂洞冲去。
蜜蜂洞
来到蜜蜂洞，大家都倒吸一口凉气，有的战士当场就哭了起来。项英和周子昆两位首长都已经牺牲了。黄诚还有气，摇醒后说，刘厚总枪杀了首长。他很自责自己没保护好首长，又受了重伤，要求刘奎为自己补一枪。
刘奎当然不会答应。这时候，去追刘厚总的李德和等人回来了，人早跑没影了。刘奎跟着首长时间长，比较镇定，他判断刘厚总投敌后，一定会带着敌人来寻找首长的尸体。
所以，他命令大家立即将两位首长的尸体，转移到离蜜蜂洞一百多米的一个山坳处掩埋了，做上记号。大家约定，将来谁活着，要向组织报告，找到首长遗骸，重新安葬。
交代完毕，他让警卫人员寻找路径突围，自己背着黄诚，走了二十多里路，将他送到了一个最值得信任的徐老三家。后来，又找医生为黄诚做了手术，这才离开。
后来，他回到徐老三这里，接走了伤好了的黄诚，跟一个女战士刘明——后来成了他的妻子，三人组成了游击队。就是这三人游击队，坚持在皖南斗争，竟然发展到了上万人。刘奎为皖南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再说刘厚总这个叛徒，杀害了两位首长后，借口跟李德和下山执行任务，借李德和小便之机，狂奔下山。投敌后，述说自己杀了项英和周子昆，要求把他送到第三战区。
果然不出刘奎参谋的预料，敌人不相信他说的话，就让他带路来到蜜蜂洞，查看项英等人的尸体。但当他们来了之后，洞里什么都没有，连血迹都看不到。
这个可耻的叛徒，不但没得到重赏，没做上高官，还被投进了监狱，并受到多次审问。直到后来，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总参谋长周子昆等牺牲的消息见诸报端，敌人这才相信了刘厚总。
刘奎（1955年大校）
1948年，刘厚总才被释放，拿到了一笔两千五百万的款项。这两千五百万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笔巨款。其实在那时候，值不了什么钱，当时反动政权已经摇摇欲坠，物价飞涨。
刘厚总也认为给得太少了，他给老蒋写信，要求另发奖金，或者叫救济金也行。但，根本就没人理会他。他只好拿着这笔钱，吃喝玩乐。他不敢回湖南，就去了重庆玩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去了汉口。
很快，钱就用完了，他想去上海谋生，结果到了九江，因为没买票，被赶了下来。就这样饿昏在武记盐铺门前，遇到了好人陈次兴。
而这次，是全国统一行动核对户口，来到陈次兴家核对的公安人员中，有一位曾经当过项英的警卫员。大家都在军部，自然是见过面的。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人的变化不会很大，所以就认出来了。
这位从部队转业的公安，立马向局长进行了汇报，也就有了本文开头公安抓捕这个可耻叛徒的一幕。
得知叛徒刘厚总被抓获后，陈毅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必须严惩不贷，处以极刑。
1952年8月初的一天，叛徒刘厚总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