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會不是什麼吉利事，但卻是一種文化現象。
古今中外，有人去世了，不論大小，總會有些悼念的活動。民國著名的追悼會有很多，比如孫中山的追悼會、魯迅的追悼會，阮玲玉的追悼會都非常盛大，而且在當時和近代史上都有不小的影響。
遍數民國衆多的追悼會，最盛大的則應當是《大公報》的筆魂張季鸾了。
張季鸾名熾章，字季鸾，筆名一葦、老兵，在民國的報界是絕對的大腕。自合夥接手《大公報》之後，事業更是如日中天。特别是其提出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辦報方針，直至現在，都對報人有很大的影響。中國的文人論政，也就是被他推向高峰的。
據說當時，張季鸾要見蔣介石都不用門衛通報，蔣介石也幾乎天天都要看《大公報》。同時，陝北的毛主席也是《大公報》的忠實讀者。周恩來曾說：“做總編輯，要像張季鸾那樣，有優哉遊哉的氣概，如騰龍躍虎，遊刃有餘”。
抗戰開始之後，《大公報》遷到了重慶，張季鸾随着《大公報》也遷到了重慶。
這時候的他，已經被結核病纏身了，報社的很多事都交在了王芸生的手上。但是憂國憂報的張季鸾一日不閑，病雖日漸加重，但還時常著文。其在重病住院期間，寫下的評論《我們在割稻子》（背景是日軍飛機經常轟炸重慶，張季鸾以我們在割稻子入題，很好的表現了中國人民抗日的決心），依然是新聞史上的名篇。
1941年9月4日，聽說張季鸾病危的蔣介石親自跑到歌樂山中央醫院探視。
看着張季鸾被病痛折磨的甚是消瘦的身體，據當時的報道說，蔣介石滿眼含淚。9月6日上午4時，也就是在蔣介石探望罷的第二天，張季鸾病逝。
9月7日，重慶的《大公報》主版公布張季鸾先生離世消息，并刊登了蔣介石發來的唁電：《大公報》社轉張夫人禮鑒：
季鸾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緻耗其驅，握手猶溫。遽聞殂謝，斯人不作。天下所悲，怆悼之懷，匪可言馨，特電緻唁，惟忘節哀。
之後的兩三天之内，孔祥熙、宋子文、閻錫山、張治中、白崇禧、馮玉祥等政要，胡适、黃炎培、蔣廷黻、張奚若、潘梓年等文化名人以及各國使節、各國通訊社、新聞學會等紛紛發來唁電或唁函，這種盛況極其少見。
9月22日的時候，《新華日報》刊登了毛澤東、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吳玉章、林祖涵五人的唁電：
“張季鸾先生追悼會及季鸾先生家屬：季鸾先生在曆次參政會内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驚聞逝世，悼念同深。肅電緻悼，籍達哀忱。”
能同時得到國共最高層，以及民國各大勢力的吊唁，足見張季鸾的影響力。
9月26日，國民政府頒布褒揚令，張季鸾的喪禮在嘉陵飯店開吊。當時候的國共兩黨的高層，都去參加了。國民黨孔祥熙、何應欽、陳立夫、陳布雷、徐永昌、朱家骅等，共産黨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潘梓年等，再加上民主黨派以及當時有影響力的文人，一共達數千人。下午三點半的時候，蔣介石親自前來敬獻花圈并贈手書挽聯：“天下慕正聲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訣四海同悲”。
同日，陝西各界也舉行盛大的張季鸾追悼大會，張繼、胡宗南、蔣鼎文等七百多人前去悼念，全國新聞界、陝西各界并組成了以于右任為主任委員、胡宗南為副主任委員的“公葬張季鸾先生籌備委員會”。
這種規格的籌備委員會，對于一個身在體制之外，單單是辦些報紙的人來說，實在有些不可思議。
1942年4月21日，張季鸾先生靈柩在陪都重慶舉行了隆重的起靈儀式，29日靈車抵達西安，暫停于興善寺後殿。同時張季鸾先生的墓地開始選址，購買，設計建造。前後共用了4個月的時候，終于完工。
最終定在9月6日在西安進行公葬。
9月5日靈堂布置的時候，興善寺山門到靈堂間，菊花達幾千盆。兩千多件挽聯挽幛挽額挂滿了寺内走廊、牆壁甚至樹上。靈堂正中，懸挂着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挽額“文行同欽”，兩側是蔣中正題寫的挽聯。
公葬當天，西安全城降半旗緻哀，随後，靈車緩緩駛向墓地所在—長安縣之南的樊川，所經之處，群眾夾道迎祭。可見張季鸾先生在陝西的影響力。之前陝西遇災，張季鸾在報紙上曾廣為宣傳，募集赈災資金，是以三秦大地的人，都對張季鸾先生十分敬重。
張季鸾的墓地占地40畝，據說是塊“雙龍戲珠”的風水寶地，墓地除了陵寝及刻滿國共兩黨政要、社會各界名流題寫的挽詩挽詞的石碑之外，還種滿了洋槐、白楊、桃樹以及一大片從秦嶺移植來的秦嶺松。
當日下午2點的時候，蔣介石夫婦親自到墓地拜祭。國家最高元首，病中探望，追悼會親臨，公葬日親赴，這樣的事，可能僅此一件吧。
當時來悼念張季鸾先生的，也有看熱鬧的，西安一城觀禮者超過十萬人，張季鸾墓地周圍的上百畝莊稼地都被人們踏平，可見當時的陣勢之大。
那時候還是抗日時期。西安城經常會有日軍的飛機飛來飛去，零零散散地扔些炸彈。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搞這麼大的葬禮，更是難得。
如此規模之葬禮，或許隻有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人物身上才可能發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