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会不是什么吉利事，但却是一种文化现象。
古今中外，有人去世了，不论大小，总会有些悼念的活动。民国著名的追悼会有很多，比如孙中山的追悼会、鲁迅的追悼会，阮玲玉的追悼会都非常盛大，而且在当时和近代史上都有不小的影响。
遍数民国众多的追悼会，最盛大的则应当是《大公报》的笔魂张季鸾了。
张季鸾名炽章，字季鸾，笔名一苇、老兵，在民国的报界是绝对的大腕。自合伙接手《大公报》之后，事业更是如日中天。特别是其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办报方针，直至现在，都对报人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的文人论政，也就是被他推向高峰的。
据说当时，张季鸾要见蒋介石都不用门卫通报，蒋介石也几乎天天都要看《大公报》。同时，陕北的毛主席也是《大公报》的忠实读者。周恩来曾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游刃有余”。
抗战开始之后，《大公报》迁到了重庆，张季鸾随着《大公报》也迁到了重庆。
这时候的他，已经被结核病缠身了，报社的很多事都交在了王芸生的手上。但是忧国忧报的张季鸾一日不闲，病虽日渐加重，但还时常著文。其在重病住院期间，写下的评论《我们在割稻子》（背景是日军飞机经常轰炸重庆，张季鸾以我们在割稻子入题，很好的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依然是新闻史上的名篇。
1941年9月4日，听说张季鸾病危的蒋介石亲自跑到歌乐山中央医院探视。
看着张季鸾被病痛折磨的甚是消瘦的身体，据当时的报道说，蒋介石满眼含泪。9月6日上午4时，也就是在蒋介石探望罢的第二天，张季鸾病逝。
9月7日，重庆的《大公报》主版公布张季鸾先生离世消息，并刊登了蒋介石发来的唁电：《大公报》社转张夫人礼鉴：
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驱，握手犹温。遽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怆悼之怀，匪可言馨，特电致唁，惟忘节哀。
之后的两三天之内，孔祥熙、宋子文、阎锡山、张治中、白崇禧、冯玉祥等政要，胡适、黄炎培、蒋廷黻、张奚若、潘梓年等文化名人以及各国使节、各国通讯社、新闻学会等纷纷发来唁电或唁函，这种盛况极其少见。
9月22日的时候，《新华日报》刊登了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吴玉章、林祖涵五人的唁电：
“张季鸾先生追悼会及季鸾先生家属：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籍达哀忱。”
能同时得到国共最高层，以及民国各大势力的吊唁，足见张季鸾的影响力。
9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褒扬令，张季鸾的丧礼在嘉陵宾馆开吊。当时候的国共两党的高层，都去参加了。国民党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陈布雷、徐永昌、朱家骅等，共产党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潘梓年等，再加上民主党派以及当时有影响力的文人，一共达数千人。下午三点半的时候，蒋介石亲自前来敬献花圈并赠手书挽联：“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同日，陕西各界也举行盛大的张季鸾追悼大会，张继、胡宗南、蒋鼎文等七百多人前去悼念，全国新闻界、陕西各界并组成了以于右任为主任委员、胡宗南为副主任委员的“公葬张季鸾先生筹备委员会”。
这种规格的筹备委员会，对于一个身在体制之外，单单是办些报纸的人来说，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1942年4月21日，张季鸾先生灵柩在陪都重庆举行了隆重的起灵仪式，29日灵车抵达西安，暂停于兴善寺后殿。同时张季鸾先生的墓地开始选址，购买，设计建造。前后共用了4个月的时候，终于完工。
最终定在9月6日在西安进行公葬。
9月5日灵堂布置的时候，兴善寺山门到灵堂间，菊花达几千盆。两千多件挽联挽幛挽额挂满了寺内走廊、墙壁甚至树上。灵堂正中，悬挂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挽额“文行同钦”，两侧是蒋中正题写的挽联。
公葬当天，西安全城降半旗致哀，随后，灵车缓缓驶向墓地所在—长安县之南的樊川，所经之处，民众夹道迎祭。可见张季鸾先生在陕西的影响力。之前陕西遇灾，张季鸾在报纸上曾广为宣传，募集赈灾资金，所以三秦大地的人，都对张季鸾先生十分敬重。
张季鸾的墓地占地40亩，据说是块“双龙戏珠”的风水宝地，墓地除了陵寝及刻满国共两党政要、社会各界名流题写的挽诗挽词的石碑之外，还种满了洋槐、白杨、桃树以及一大片从秦岭移植来的秦岭松。
当日下午2点的时候，蒋介石夫妇亲自到墓地拜祭。国家最高元首，病中探望，追悼会亲临，公葬日亲赴，这样的事，可能仅此一件吧。
当时来悼念张季鸾先生的，也有看热闹的，西安一城观礼者超过十万人，张季鸾墓地周围的上百亩庄稼地都被人们踏平，可见当时的阵势之大。
那时候还是抗日时期。西安城经常会有日军的飞机飞来飞去，零零散散地扔些炸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搞这么大的葬礼，更是难得。
如此规模之葬礼，或许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人物身上才可能发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