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下午15點，在天津市的居士林裡佛堂裡，原北洋軍閥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被一個叫施劍翹的女子連打三槍，當場死亡。
當天下午18點，在《新天津報》上首先刊登了這一則消息，标題是“孫傳芳被刺死，施小姐報父仇”。
當國民政府最高法院在判決的時候，考慮到施劍翹有投案自首的情節，而且是“替父報仇”的名義，僅僅判處了她七年的有期徒刑。
施劍翹
但是，當這個判決結果傳出來之後，江甯、揚州、江都婦女會和旅京安徽學會、惠州學院等團體紛紛通電呼籲，要求國民政府最高法院特赦施劍翹。
在對施劍翹的第二次開庭審理中，面對孫傳芳的殘餘勢力對法院的施壓，時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站了出來。
雖然馮玉祥與施劍翹沒有見過面，但與她的叔叔施從雲（也有傳說是她親生父親）可是老相識了。
當馮玉祥得知這件事情後，被這個替父報仇，為民除害的女子所感動，他立即聯合國民黨的元老李烈鈞、張繼等人，請求南京政府特赦施劍翹。
為了這個事情，馮玉祥還親自與蔣介石當面商量，最終蔣介石以南京政府的名義将施劍翹無罪釋放。
在施劍翹被赦免的整個過程中，馮玉祥從中起到了最為關鍵的作用。那麼，馮玉祥為什麼要幫助施劍翹呢？
要想弄清楚這個，還要從馮玉祥和施從雲的關系講起。
早在1911年，當時的施從雲擔任清政府新編陸軍第二十鎮第79标2營管帶，王金銘擔任第79标1營管帶，而馮玉祥則擔任第83标3營管帶。
這一年的10月10日，清政府決定在直隸（如今的河北）舉行第三次軍事演習。軍事演習的目的就是為了顯示“滿強漢弱”，維護專制皇權的統治。
其中，參加這次軍事演習的東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和第二混成協統領藍天蔚三人開始密謀，計劃在演習開始的時候，向同樣參加軍事演習的西軍發動攻擊，然後進攻首都。同時還秘密約定，武漢方面也同時舉兵起義，迫使清政府首尾不能相顧。
施劍翹被赦免
但是，事情并沒有朝着他們原先計劃的那樣發展。
武昌起義取得成功後，起義軍很快占領了武漢三鎮（武昌、漢口、漢陽），并在湖北成立了中華民國軍政府，黎元洪被推選為大都督。
此時的清政府緊急指令東軍和西軍停止軍事演習，并調集各部隊前往武漢鎮壓起義軍。
就在這個時候，東軍密謀起義的計劃暴露了，王金銘、施從雲和馮玉祥極力說服了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積極響應南方的起義軍，并在灤州截獲了清政府運往南方鎮壓起義軍的軍火物資。
在截獲清軍的軍火後，張紹曾和吳祿貞立即聯合反抗清政府，他們向清政府發報說：“廢除内閣，速開國會，實行立憲，實行我們提出的改革《十二條政綱》。”
當時，在灤州的新軍還建立了中華民國北方軍政府，三位主要的上司人王金銘、施從雲和馮玉祥，分别擔任北方軍政府的大都督、總司令和總參謀長。
馮玉祥
就在發起灤州兵變的同一天，山西農民軍殺死了山西巡撫陸鐘奇，宣布正式山西獨立，這給了清政府很大的威脅。
于是，清政府隻好暫時答應了《十二條政綱》，還釋放了被關押的政治犯人，撤銷皇族内閣，實行立憲。以《十二條政綱》為藍本，起草了憲法，稱為《重大信條十九條》。
然而，清政府并不是真的要妥協，他們一邊假裝奉承起義軍，一邊秘密部署打壓起義軍的行動。
首先，清政府任命張紹曾為“宣撫大臣”，将他調離了灤州，變相削去他的兵權，将第二十鎮的兵力化整為零，最終難逃被害的命運。随後，參與策劃起義的另一位大将，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在石家莊也遭到了清政府的暗殺。
而張紹曾的部下王金銘、施從雲等人也相繼被清軍逮捕後槍斃，身為中華民國北方軍政府的參謀長馮玉祥，他當時跟袁世凱手下的一個大将陸建章的關系非常好，甚至還娶了陸建章的侄女。
就這樣，在陸建章的力保之下，馮玉祥僥幸撿回了一條命。
灤州起義最終以失敗而告終，或許是馮玉祥對曾經與自己并肩戰鬥過的王金銘和施從雲心存感激，是以對他們的家人都格外照顧。
1930年，中原大戰結束後，馮玉祥戰敗而下野，之後便一直在泰山過着隐居的生活。
直到1935年11月，由于當時日本人在華北地區鬧得很厲害，蔣介石迫切需要團結國内的各個勢力，是以把馮玉祥從泰山上請了下來。
馮玉祥回到南京後，蔣介石幾乎每天都與他在一起商談問題，并任命他擔任國民政府副委員長，地位一下攀升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度。
就在馮玉祥抵達南京後不久，便發生了“施劍翹刺殺孫傳芳”的事件，施劍翹就是施從雲的侄女，她的父親施從濱曾被孫傳芳殺害。
施劍翹（後）和兄嫂
馮玉祥在1935年11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同施則凡、施中達二世兄，去見焦易堂、居覺生先生，專為大赦施劍翹女士之事。”
焦易堂當時是國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長，居覺生是司法院院長，在當時的“人治大于法制”的情況下，判處了施劍翹七年的有期徒刑。
當“施劍翹刺殺孫傳芳一案”二審的時候，馮玉祥再次四處遊走，替她說情，甚至直接找到了蔣介石。而蔣介石也非常給馮玉祥面子，随後就指令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對施劍翹釋出了赦免令。
就在施劍翹被無罪赦免之後，全國上下議論紛紛，許多人都說：“施劍翹能夠成功刺殺孫傳芳，以她自身的能力肯定做不到，幕後一定另有高人指使。”
孫傳芳
更有甚者，人們把“幕後的高人”直接指向了國民黨的藍衣社。
人們對藍衣社的猜測也并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在施劍翹刺殺孫傳芳的過程中，使用的手槍是一把由比利時FN公司生産的勃朗甯M1900式自動手槍。這種槍的一個很大特點就是，它的體積小、重量輕，便于藏在身上，不容易被人發現。
根據施劍翹的交待，這把手槍是她從一位退役軍人那裡買來的，顯然是不對的。因為在當時的部隊中，根本沒有人使用勃朗甯M1900式自動手槍，隻有國民政府内部才擁有。
藍衣社是1930年國民黨成立的一個内部組織，又稱為“力行社”，目的是克服日本入侵危機，制止國民黨内部腐化堕落。後來，藍衣社被國民政府獨裁專制主義所利用，成為了國民黨内部黨同伐異的利器，他的頭目就是臭名昭著的軍統特務頭子戴笠。
施劍翹刺殺孫傳芳一案，假如真的是藍衣社在背後操縱，那麼，藍衣社為什麼要利用施劍翹殺掉孫傳芳呢？
1933年，長城抗戰結束後，南京國民政府與日軍簽訂了《塘沽停戰協定》，日軍的勢力不斷向華北滲透。
兩年後，南京國民政府委員何應欽與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簽訂了《何梅協定》，内容主要是：“取消河北境内的國民黨組織，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軍，取締一切反日團體和反日活動等。”
随後，日本侵略者和漢奸開始大肆宣揚“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和綏遠）自治”。
在這種情況下，南京國民政府派出藍衣社在華北地區實施暗殺行動，又被稱為“北國鋤奸”行動，主要針對的就是漢奸頭目，而這種帶有政治色彩的暗殺行動也是極具風險的。
長城抗戰
蔣介石實施的“北國鋤奸”行動，實際上是觸動了日本人的利益。
日本人一方面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議，另一方面，派出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奔波于保定、太原、濟南、天津等地，企圖利用冀察平津地區的宋哲元、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韓複榘、河北的商震等人來實作“華北五省自治”。
土肥原賢二動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四處拉攏一切可以拉攏的勢力，而此時正在天津隐居的孫傳芳自然也在他的拉攏範圍之内。
土肥原賢二長期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能夠講出一口流利的國語，是日本陸軍特務系統中赫赫有名的“中國通”。
土肥原賢二多次登門找到孫傳芳，勸說孫傳芳與日本人合作，但都無功而返。于是，他想到了一個孫傳芳的老熟人，時任日本
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部長的
岡村甯次，計劃讓岡村甯次來勸說孫傳芳。
土肥原賢二
看着日本人三番五次地不停登門拜訪孫傳芳，自然也就引起了蔣介石的猜忌。蔣介石心想，一旦孫傳芳與日本人合作了，将會對南京國民政府和華北地區非常不利，必須要想辦法除掉孫傳芳。
随着親日派漢奸天津《國權報》社長胡恩博、天津《振報》社長兼僞“滿洲國中央通訊社”社長白逾桓接連在日租界内被刺殺，時任華北駐屯軍參謀長的酒井隆放出話來：“他們兩人是被國民黨藍衣社所殺。”
一時間，這個事情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強烈抗議，甚至以戰争相威脅，要求國民政府将藍衣社、軍政機構和憲兵團全部撤出北方。
蔣介石認為，若是直接通過藍衣社将孫傳芳殺害，一旦被日軍抓住把柄，很可能會帶來不必要的大麻煩，于是就産生了“借刀殺人”的想法。
據說，蔣介石之是以想要殺掉孫傳芳，不僅僅是因為他與日本人來往密切，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孫傳芳在下野之後，一直都在暗地裡從事着一些對蔣介石不利的秘密活動。
于是，蔣介石通過陳調元部隊的師長施中誠，唆使施劍翹以“替父報仇”的名義刺死孫傳芳。
施劍翹的父親施從濱，在1926年被孫傳芳在蚌埠車站南側斬首殺害。一方面，施劍翹願意替父親報仇雪恨；另一方面，蔣介石也想借助施劍翹的手除掉孫傳芳。
在藍衣社的暗中幫助下，為施劍翹提供了手槍和孫傳芳的出行時間表。并約定在刺殺成功之後，由馮玉祥為她擔保出獄，在一系列的有利條件下，施劍翹終于決定着手行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