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下午15点，在天津市的居士林里佛堂里，原北洋军阀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被一个叫施剑翘的女子连打三枪，当场死亡。
当天下午18点，在《新天津报》上首先刊登了这一则消息，标题是“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父仇”。
当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在判决的时候，考虑到施剑翘有投案自首的情节，而且是“替父报仇”的名义，仅仅判处了她七年的有期徒刑。
施剑翘
但是，当这个判决结果传出来之后，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和旅京安徽学会、惠州学院等团体纷纷通电呼吁，要求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特赦施剑翘。
在对施剑翘的第二次开庭审理中，面对孙传芳的残余势力对法院的施压，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站了出来。
虽然冯玉祥与施剑翘没有见过面，但与她的叔叔施从云（也有传说是她亲生父亲）可是老相识了。
当冯玉祥得知这件事情后，被这个替父报仇，为民除害的女子所感动，他立即联合国民党的元老李烈钧、张继等人，请求南京政府特赦施剑翘。
为了这个事情，冯玉祥还亲自与蒋介石当面商量，最终蒋介石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将施剑翘无罪释放。
在施剑翘被赦免的整个过程中，冯玉祥从中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那么，冯玉祥为什么要帮助施剑翘呢？
要想弄清楚这个，还要从冯玉祥和施从云的关系讲起。
早在1911年，当时的施从云担任清政府新编陆军第二十镇第79标2营管带，王金铭担任第79标1营管带，而冯玉祥则担任第83标3营管带。
这一年的10月10日，清政府决定在直隶（如今的河北）举行第三次军事演习。军事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显示“满强汉弱”，维护专制皇权的统治。
其中，参加这次军事演习的东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三人开始密谋，计划在演习开始的时候，向同样参加军事演习的西军发动攻击，然后进攻首都。同时还秘密约定，武汉方面也同时举兵起义，迫使清政府首尾不能相顾。
施剑翘被赦免
但是，事情并没有朝着他们原先计划的那样发展。
武昌起义取得成功后，起义军很快占领了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并在湖北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黎元洪被推选为大都督。
此时的清政府紧急命令东军和西军停止军事演习，并调集各部队前往武汉镇压起义军。
就在这个时候，东军密谋起义的计划暴露了，王金铭、施从云和冯玉祥极力说服了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积极响应南方的起义军，并在滦州截获了清政府运往南方镇压起义军的军火物资。
在截获清军的军火后，张绍曾和吴禄贞立即联合反抗清政府，他们向清政府发报说：“废除内阁，速开国会，实行立宪，实行我们提出的改革《十二条政纲》。”
当时，在滦州的新军还建立了中华民国北方军政府，三位主要的领导人王金铭、施从云和冯玉祥，分别担任北方军政府的大都督、总司令和总参谋长。
冯玉祥
就在发起滦州兵变的同一天，山西农民军杀死了山西巡抚陆钟奇，宣布正式山西独立，这给了清政府很大的威胁。
于是，清政府只好暂时答应了《十二条政纲》，还释放了被关押的政治犯人，撤销皇族内阁，实行立宪。以《十二条政纲》为蓝本，起草了宪法，称为《重大信条十九条》。
然而，清政府并不是真的要妥协，他们一边假装奉承起义军，一边秘密部署打压起义军的行动。
首先，清政府任命张绍曾为“宣抚大臣”，将他调离了滦州，变相削去他的兵权，将第二十镇的兵力化整为零，最终难逃被害的命运。随后，参与策划起义的另一位大将，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也遭到了清政府的暗杀。
而张绍曾的部下王金铭、施从云等人也相继被清军逮捕后枪毙，身为中华民国北方军政府的参谋长冯玉祥，他当时跟袁世凯手下的一个大将陆建章的关系非常好，甚至还娶了陆建章的侄女。
就这样，在陆建章的力保之下，冯玉祥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滦州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或许是冯玉祥对曾经与自己并肩战斗过的王金铭和施从云心存感激，所以对他们的家人都格外照顾。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战败而下野，之后便一直在泰山过着隐居的生活。
直到1935年11月，由于当时日本人在华北地区闹得很厉害，蒋介石迫切需要团结国内的各个势力，所以把冯玉祥从泰山上请了下来。
冯玉祥回到南京后，蒋介石几乎每天都与他在一起商谈问题，并任命他担任国民政府副委员长，地位一下攀升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
就在冯玉祥抵达南京后不久，便发生了“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事件，施剑翘就是施从云的侄女，她的父亲施从滨曾被孙传芳杀害。
施剑翘（后）和兄嫂
冯玉祥在1935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同施则凡、施中达二世兄，去见焦易堂、居觉生先生，专为大赦施剑翘女士之事。”
焦易堂当时是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居觉生是司法院院长，在当时的“人治大于法制”的情况下，判处了施剑翘七年的有期徒刑。
当“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二审的时候，冯玉祥再次四处游走，替她说情，甚至直接找到了蒋介石。而蒋介石也非常给冯玉祥面子，随后就命令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施剑翘发布了赦免令。
就在施剑翘被无罪赦免之后，全国上下议论纷纷，许多人都说：“施剑翘能够成功刺杀孙传芳，以她自身的能力肯定做不到，幕后一定另有高人指使。”
孙传芳
更有甚者，人们把“幕后的高人”直接指向了国民党的蓝衣社。
人们对蓝衣社的猜测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过程中，使用的手枪是一把由比利时FN公司生产的勃朗宁M1900式自动手枪。这种枪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小、重量轻，便于藏在身上，不容易被人发现。
根据施剑翘的交待，这把手枪是她从一位退役军人那里买来的，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在当时的部队中，根本没有人使用勃朗宁M1900式自动手枪，只有国民政府内部才拥有。
蓝衣社是1930年国民党成立的一个内部组织，又称为“力行社”，目的是克服日本入侵危机，制止国民党内部腐化堕落。后来，蓝衣社被国民政府独裁专制主义所利用，成为了国民党内部党同伐异的利器，他的头目就是臭名昭著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假如真的是蓝衣社在背后操纵，那么，蓝衣社为什么要利用施剑翘杀掉孙传芳呢？
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日军的势力不断向华北渗透。
两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内容主要是：“取消河北境内的国民党组织，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
随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开始大肆宣扬“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自治”。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派出蓝衣社在华北地区实施暗杀行动，又被称为“北国锄奸”行动，主要针对的就是汉奸头目，而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暗杀行动也是极具风险的。
长城抗战
蒋介石实施的“北国锄奸”行动，实际上是触动了日本人的利益。
日本人一方面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另一方面，派出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奔波于保定、太原、济南、天津等地，企图利用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等人来实现“华北五省自治”。
土肥原贤二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四处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势力，而此时正在天津隐居的孙传芳自然也在他的拉拢范围之内。
土肥原贤二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能够讲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是日本陆军特务系统中赫赫有名的“中国通”。
土肥原贤二多次登门找到孙传芳，劝说孙传芳与日本人合作，但都无功而返。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孙传芳的老熟人，时任日本
陆军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的
冈村宁次，计划让冈村宁次来劝说孙传芳。
土肥原贤二
看着日本人三番五次地不停登门拜访孙传芳，自然也就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蒋介石心想，一旦孙传芳与日本人合作了，将会对南京国民政府和华北地区非常不利，必须要想办法除掉孙传芳。
随着亲日派汉奸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博、天津《振报》社长兼伪“满洲国中央通讯社”社长白逾桓接连在日租界内被刺杀，时任华北驻屯军参谋长的酒井隆放出话来：“他们两人是被国民党蓝衣社所杀。”
一时间，这个事情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甚至以战争相威胁，要求国民政府将蓝衣社、军政机构和宪兵团全部撤出北方。
蒋介石认为，若是直接通过蓝衣社将孙传芳杀害，一旦被日军抓住把柄，很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大麻烦，于是就产生了“借刀杀人”的想法。
据说，蒋介石之所以想要杀掉孙传芳，不仅仅是因为他与日本人来往密切，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孙传芳在下野之后，一直都在暗地里从事着一些对蒋介石不利的秘密活动。
于是，蒋介石通过陈调元部队的师长施中诚，唆使施剑翘以“替父报仇”的名义刺死孙传芳。
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在1926年被孙传芳在蚌埠车站南侧斩首杀害。一方面，施剑翘愿意替父亲报仇雪恨；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想借助施剑翘的手除掉孙传芳。
在蓝衣社的暗中帮助下，为施剑翘提供了手枪和孙传芳的出行时间表。并约定在刺杀成功之后，由冯玉祥为她担保出狱，在一系列的有利条件下，施剑翘终于决定着手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