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16年11月，在法國留學多年的蔡元培在北洋政府的盛情邀請之下，準備從法國馬賽回國，前往北京擔任北京大學的校長。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在蔡元培回國之前，他身邊的親朋好友都紛紛勸他推辭這一差事，免得毀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不過，蔡元培還是在12月26日毅然上任。
圖：蔡元培先生照
那麼這就讓人感到十分奇怪了：北京大學作為全國名義上最有影響力的學校之一，為什麼在當時擔任北京大學的校長就如同跳火坑一樣自讨苦吃呢？這就要從北京大學的前身，也就是京師大學堂的前生今世說起了。
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的風雨坎坷
在晚清的“閉關鎖國”政策被西方的堅船利炮轟開之後，如何能夠複興中華大業自然就成為了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夢想。于是在1896年，隸屬維新派的刑部左侍郎李端棻（fēn）上書光緒帝，請求設立“京師大學堂”。2年之後，光緒皇帝任用康有為、梁啟超發動戊戌變法，請自己的老師孫家鼐（nài）做京師大學城的首任管學大臣，由此他就成了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
圖：京師大學堂牌匾
按照光緒皇帝的意思，所謂“京師大學堂”不僅僅是一所普通大學，它還是中國最高的教育機關，
它的治學方針則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并用，觀會其通”。
除此之外，光緒皇帝還充分接受孫家鼐和李鴻章的建議，任命美國傳教士丁韪良為西學總教習。就這樣，北京大學從一開始就被打上了濃重的西學風格。
圖：京師大學堂合影
不過光緒皇帝的變法行為很快就失敗了。維新行動不過百日，光緒皇帝就被慈禧太後剝奪了皇權，被軟禁在瀛台。對此光緒的老師孫家鼐很是氣憤，先是上書進谏，看到慈禧太後對自己不理睬之後，就托病辭職了，這就導緻孫家鼐雖然做了3個月的校長，卻連北京大學的校址都沒有選好。
圖：京師大學堂職員一覽
值得慶幸的是，雖然慈禧太後将維新人士趕盡殺絕，不過卻留下了京師大學堂，此時擔任西學總教習的丁韪良向慈禧太後上書，要求加速京師大學堂的籌建，而慈禧太後點頭同意了。後來，慈禧太後還特地将位于沙灘後街的一處被閑置了一個世紀的驸馬府撥給了京師大學堂作為建校用地，就這樣，在
1898年的最後一天，京師大學堂就正式開始招生了
。
雖然戊戌變法沒有影響到京師大學堂的開學，但随後到來的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卻徹底讓剛剛成立的京師大學堂遭遇了毀滅性的打擊，從此一蹶不振。由于戰事，慈禧太後不得不停辦京師大學堂，随後狼狽逃往了西安，京師大學堂成為了俄國和德國侵略軍的兵營。《辛醜條約》簽訂之後，慈禧太後重新回到北京，任命重臣張百熙做管學大臣，但此時晚清政府早已經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對教學的投入力度也大有減少。
圖：北洋政府對北大校長的委任狀
1912年，宣統帝頒布退位诏書，清政府正式滅亡，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了讓京師大學堂重獲生機，袁世凱便提攜嚴複做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兼文學院院長。不久之後，
教育部部長蔡元培提議将學校名稱改為“北京大學”，由嚴複擔任校長，袁世凱也準許了這一請求。
從此，“北大”這一校名開始揚名中外。
1917年以前北大校園學風的敗壞
在袁世凱時期，蔡元培因為不願意與袁世凱合作，于是前往法國留學，而1917年之前的北大校園還遠遠不能說是一片“淨土”。
此時北大校園的學生大多數都是前清時期和民國時期的官二代、富二代，他們在北大學習的目的隻是為了混個文憑，好日後當公務員；而北大學校之中的一些教師更是師德敗壞，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
圖：民國時期北京的八大胡同
彼時，正值北京娼妓業的繁榮興盛，而北大學員們也為這份繁榮貢獻了很大一部分資金。在“課後休閑”之中，大批師生一放學就坐着小汽車前往北京著名的風月場所“八大胡同”處，那裡有着全北京最好的一等、二等妓院。
久而久之，妓女就笑稱最能照顧自己生意的地方是“兩院一堂”，所謂“兩院”指的就是北京的國民參議院和衆議院，而“一堂”自然指的就是北京大學
（京師大學堂）。
蔡元培整頓北大校風：成立“進德會”
1917年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有感于北京大學學風的頹廢，于是他立刻做了兩件事情整頓學校的校風：
其一，革新教師隊伍。在淘汰了一批舊官僚教師的同時，蔡元培招募了陳獨秀、辜鴻銘、胡适、周作人等大批民國優秀學者，充實了北大的教學實力；
其二，提倡創辦社團，豐富學生們的課外生活。在蔡元培的大力号召之下，北京大學的各種興趣社團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冒出，如新聞研究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等等。
圖：蔡元培紀念雕塑
為了支援學校的社團活動，蔡元培對學校的社團活動給予了充分的場地支援和資金支援，他這樣做是為了引導北大的學生們對體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也是為了引導北大的師生們進行健康的娛樂活動，避免他們因為沒有“高尚的娛樂活動”，而沉溺在學校之外的那些“不正當的的消遣娛樂”之中。
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更是以身作則，親自組織了一個極其特别的社團：“進德會”。那麼這一社團的加入條件是什麼呢？蔡元培的要求是：不嫖娼，不賭博，不納妾。很快，蔡元培的這一社團得到了校内師生的普遍參與。4個月之後，全校兩千餘名師生已經有将近460人左右入會，
其中包括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瑮（lì）、教授李大钊、周作人等等，還有一些後來叱咤風雲的北大學子張國焘、羅家倫等人。
當然了，社團制度并不是嘴上說說，蔡元培組織協會選舉出了會内的評論員和糾察員，專門對社員們的日常生活作風進行檢舉監督，每個入會的社員都必須填寫志願書承諾遵守三大社規。一旦發現社員違規，初犯的情況下會寫信進行勸誡，但如果屢教不改的話，那麼經過社員之中的10人簽名報告情況之後，評論員拿到确鑿的證據之後，就會将其除名。
圖：辜鴻銘照
不過，反對蔡元培這一提議的也大有人在，當時著名的“辮子教授”辜鴻銘就拒絕蔡元培的邀請入會。辜鴻銘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當時的西方人都說：
“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以不看辜鴻銘。”
這位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的“怪才”，一生拿到過13個國家的博士學位，精通9種語言，但回到中國的他卻是一個堅定的守舊派。
而對于納妾的态度，辜鴻銘做了一個比喻：“一個茶壺還能配好幾個茶杯呢。”他秉承着這一守舊理念，似乎故意和蔡元培作對一樣，故意納了幾個有名的日本小妾，
他認為，自古名士皆風流，而自己作為民國的名士，又怎麼能承諾不納妾呢？
事實上，當時和辜鴻銘有着相同思想的人可謂是大有人在。對此蔡元培提出了“兼蓄包容”的理念，聲稱自己創立“進德會”，隻是為了改善北大校園的社會風氣，他并不強迫大家入會，并且這一社團也不具備行政執法權力。
蔡元培整治北大學風
不過不久之後，“進德會”的兩位積極分子——身為評論員的夏元瑮和陳獨秀卻帶頭破壞紀律，讓蔡元培很傷腦筋。要知道，分管文理科的兩位學子都是蔡元培的心腹之人：
陳獨秀是蔡元培“三顧茅廬”請來的文科學長，而夏元瑮則是嚴複校長留下的的理科學長，他們都狂放不羁，畢竟成大事者不拘小節。
圖：陳獨秀油畫照
相對于陳獨秀來說，夏元瑮有着天生的優勢：由于他是個理科生，他主要講的内容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中國古代的儒家禮儀和三綱五常壓根搭不上關系，自然也不會被守舊派的文人們所攻擊；而陳獨秀問題就很多了，首先他是新文化運動的領頭人，無論說話還是行事都相當犀利，很容易遭人記仇，再加上他個人的婚姻和生活也有很多問題，是以非常容易授人以柄，被人攻擊。
陳獨秀的一生之中有4次婚姻。1896年，18歲的陳獨秀為了敷衍母親的好意，才參加了所謂的“院試”，不想名列秀才第一位。從此之後，陳獨秀家的門檻都被說媒提親的人踏平了，四裡八鄉的大戶人家都紛紛跑到陳獨秀家裡說媒提親，毫無疑問陳獨秀的第一次婚姻自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最終來自安慶統領高登科的女兒高曉岚最終勝出，成為了陳獨秀門當戶對的新娘。
圖：陳獨秀首任妻子高曉岚
此時的陳獨秀思想激進，對這種封建買辦婚姻非常不高興，雖然感到非常不快樂，但也隻能勉強接受。然而婚後不久，兩人之間的思想差距也就越來越遠。高曉岚本人是一個舊式的家庭主婦，雖然年輕漂亮，外表端莊，但是由于她自幼就受到後母的虐待，導緻她長大之後墨守成規，行為刻闆，也不識字。而陳獨秀這種先進的青年非常容易接受新事物，也不安于現狀，
用陳獨秀好友潘贊化的一句話來形容，就是“兩人的思想幾乎差了不止一個世紀”。
盡管在婚後，陳獨秀也曾經勸說讓高曉岚多識字，但高曉岚不但消極保守，還多次辱罵陳獨秀是在放“洋屁”，有一次陳獨秀拿過來一本《三字經》好心想要教高曉岚識字，卻被怒火中燒的高曉岚撕成碎片。此外，當陳獨秀想去日本留學，想要向高氏借金手镯作為盤纏時，高曉岚卻和他大吵大鬧，堅決不借，并且還想方設法組織陳獨秀出國留學，在這樣巨大隔閡之下，兩人分居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1910年，陳獨秀不辭而别，直接在安慶和另一位女子高君曼結合，從此之後就再也沒有回過家門。問題在于，陳獨秀找的這位新歡不是别人，正是高曉岚的妹妹，這就鬧得古城安慶滿城風雨，陳獨秀的養父陳昔凡罵他“大逆不道”，将他從家門之中趕出，宣布和他斷絕父子關系；而陳獨秀的嶽父高登科更是惱怒不已，恨自己瞎了雙眼選了這麼一個女性，還多次對高君曼進行體罰，希望能夠斷絕她和陳獨秀結合的希望。
圖：陳獨秀第二任妻子高曼成
最後，陳獨秀和高君曼與雙方家徹底斷絕關系，遠走高飛，前往杭州同居，在西湖旁邊度過了人生之中最幸福的兩年。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兩人投身革命洪流，從此直到1917年陳獨秀來到北大之後，兩人的感情一直十分和睦。但可憐的将門貴秀高曉岚卻從此一個人空守在安慶家中守活寡，盡管陳獨秀并沒有寫過休書，兩人的感情卻早已不複存在。
不過，陳獨秀自從來到北大之後，盡管他和高君曼是郎才女貌、珠聯璧合，
但他卻還是信奉“家花不如野花香”的原則，去北京的八大胡同閑逛，
很快就被人逮個正着。1919年3月，對陳獨秀的批判達到了高潮，陳獨秀逛八大胡同的時期被傳得盡人皆知，還有一些同學把陳獨秀早年的婚姻故事扒拉出來大肆宣揚，讓陳獨秀在北大校園之中非常難堪。
不久之後，這件事情就傳到社會上，導緻守舊派翻譯家林纾多次在報紙上發表公開信，批判北京大學校風日下、敗壞綱常。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寫了一封公開信回應林纾的抨擊：
圖：林纾先生像
“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豔之詩詞，以納妾挾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并不誘學生而與之堕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诋公為以此事小說體裁講文學，以挾妓奸通争有夫之婦講倫理者，甯值一筆欤？”
蔡元培與别人辯論時，通常不喜歡罵髒字，但為了維護陳獨秀等人，他卻以這封措辭十分激烈的公開信進行反駁，這說明蔡元培對外面污蔑北大之事十分生氣。
在蔡元培看來，北大教授能夠給學生把課上好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偶爾一些“生活绯聞”，他還是有着很強的包容性的。
圖：沈伊默舊照
但是，雖然蔡校長能夠包容陳獨秀，可是學校裡面的守舊派學者和北洋政府的頑固派議員們卻不肯罷休。擔任北洋政府國會議員的張元奇公開彈劾北大校長蔡元培，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他縱容陳獨秀嫖娼，這一理由一經曝光，輿論嘩然。原先推薦陳獨秀進入北大任職的湯爾和以及沈尹默等人看到這種情況，覺得十分難堪，于是紛紛倒戈一擊，認為陳獨秀破壞北大學校的聲譽，要求蔡元培給予陳獨秀撤職的處分。
不過，蔡元培畢竟對陳獨秀關愛有加，當年為了讓陳獨秀順利入職北大，他不惜給陳獨秀的學曆造假，是以當然不願意将他開除出校。可是湯爾和等人糾纏不休，說陳獨秀“私德敗壞”，而且蔡元培還是北大校長，怎能姑息遷就他？不得已之下，蔡元培隻能在3月26日召集幾位教授前往湯爾和的家中進行商議，做出了對北大學校制度改革的一些決策。
圖：湯爾和舊照
4月10日，陳獨秀在在北大全校的公開會議上宣布：北京大學廢除學長制，改為教務處負責學校管理，馬寅初被任命為首位教務長。感覺到被“變相辭退”的陳獨秀很生氣，事後就要找蔡元培提出辭職。在蔡元培的挽留之下，陳獨秀還是保住了自己北大教授的職務，為了讓他平複心情，蔡元培給他放了一年的假讓他休息。不久之後，五四運動爆發，陳獨秀因為散發激進傳單被北洋政府抓捕，出獄之後陳獨秀就離開了北京來到了上海，成立了上海共産主義小組。
陳獨秀與胡适分道揚镳，胡适扼腕長歎：都怪北大中了外人的離間計
1935年，十分懷念陳獨秀的胡适來到了湯爾和的家中，他看到了湯爾和早年寫下來的北大校園日記，不禁觸景生情。12月28日，胡适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嚴厲批評了當時湯爾和的是非不分：
圖：“更生”座談會，右起坐者：三池、何其鞏、周作人、張燕卿、湯爾和、泷川、成田、錢稻孫
“這些明明是攻擊北大新思潮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和公行為分開，适堕奸人術中了……”
而1936年1月2日，胡适又給湯爾和寫信道：
“獨秀從此離開北大，逐漸脫離自由主義的道路，從此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和創立，以及《新青年》的分化都是以而起……這次會議不但決定了北大的命運，也決定了這16年以來我們政治與思想的分野。”
圖：胡适近照
雖然胡适在與陳獨秀分道揚镳的事情上表現得十分痛心疾首，但胡适有一點卻說錯了：
自五四運動之後，陳獨秀就完全成了一名馬克思主義戰士，無論他是否離開了北大，他的政治道路最終都會和胡适分道揚镳，嫖娼事件的東窗事發隻能說明陳獨秀特立獨行的性格，他所認準的政治方向，也絕不會因為胡适等幾個所謂“自由主義”的朋友而輕易的改變自己的奮鬥目标。
說來有些諷刺的是，1937年，湯爾和投靠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成為了臭名昭著的漢奸，在汪精衛手下任職，直到1940年病逝；而此時的陳獨秀還隐居在江津石牆院，這時陪伴他的已經是他的第四任夫人潘振蘭，此時的他正在對自己過去進行反思，但自始至終卻并沒有投降過日本人，也不從屬于任何政治派系。
相比之下，“私德”與“公德”之間到底孰輕孰重，相信各位看官們的心中也早就心知肚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