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16年11月，在法国留学多年的蔡元培在北洋政府的盛情邀请之下，准备从法国马赛回国，前往北京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在蔡元培回国之前，他身边的亲朋好友都纷纷劝他推辞这一差事，免得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不过，蔡元培还是在12月26日毅然上任。
图：蔡元培先生照
那么这就让人感到十分奇怪了：北京大学作为全国名义上最有影响力的学校之一，为什么在当时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就如同跳火坑一样自讨苦吃呢？这就要从北京大学的前身，也就是京师大学堂的前生今世说起了。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的风雨坎坷
在晚清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之后，如何能够复兴中华大业自然就成为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梦想。于是在1896年，隶属维新派的刑部左侍郎李端棻（fēn）上书光绪帝，请求设立“京师大学堂”。2年之后，光绪皇帝任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请自己的老师孙家鼐（nài）做京师大学城的首任管学大臣，由此他就成了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图：京师大学堂牌匾
按照光绪皇帝的意思，所谓“京师大学堂”不仅仅是一所普通大学，它还是中国最高的教育机关，
它的治学方针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会其通”。
除此之外，光绪皇帝还充分接受孙家鼐和李鸿章的建议，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就这样，北京大学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浓重的西学风格。
图：京师大学堂合影
不过光绪皇帝的变法行为很快就失败了。维新行动不过百日，光绪皇帝就被慈禧太后剥夺了皇权，被软禁在瀛台。对此光绪的老师孙家鼐很是气愤，先是上书进谏，看到慈禧太后对自己不理睬之后，就托病辞职了，这就导致孙家鼐虽然做了3个月的校长，却连北京大学的校址都没有选好。
图：京师大学堂职员一览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慈禧太后将维新人士赶尽杀绝，不过却留下了京师大学堂，此时担任西学总教习的丁韪良向慈禧太后上书，要求加速京师大学堂的筹建，而慈禧太后点头同意了。后来，慈禧太后还特地将位于沙滩后街的一处被闲置了一个世纪的驸马府拨给了京师大学堂作为建校用地，就这样，在
1898年的最后一天，京师大学堂就正式开始招生了
。
虽然戊戌变法没有影响到京师大学堂的开学，但随后到来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却彻底让刚刚成立的京师大学堂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由于战事，慈禧太后不得不停办京师大学堂，随后狼狈逃往了西安，京师大学堂成为了俄国和德国侵略军的兵营。《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太后重新回到北京，任命重臣张百熙做管学大臣，但此时晚清政府早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教学的投入力度也大有减少。
图：北洋政府对北大校长的委任状
1912年，宣统帝颁布退位诏书，清政府正式灭亡，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让京师大学堂重获生机，袁世凯便提携严复做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文学院院长。不久之后，
教育部部长蔡元培提议将学校名称改为“北京大学”，由严复担任校长，袁世凯也批准了这一请求。
从此，“北大”这一校名开始扬名中外。
1917年以前北大校园学风的败坏
在袁世凯时期，蔡元培因为不愿意与袁世凯合作，于是前往法国留学，而1917年之前的北大校园还远远不能说是一片“净土”。
此时北大校园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前清时期和民国时期的官二代、富二代，他们在北大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混个文凭，好日后当公务员；而北大学校之中的一些教师更是师德败坏，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
图：民国时期北京的八大胡同
彼时，正值北京娼妓业的繁荣兴盛，而北大学员们也为这份繁荣贡献了很大一部分资金。在“课后休闲”之中，大批师生一放学就坐着小汽车前往北京著名的风月场所“八大胡同”处，那里有着全北京最好的一等、二等妓院。
久而久之，妓女就笑称最能照顾自己生意的地方是“两院一堂”，所谓“两院”指的就是北京的国民参议院和众议院，而“一堂”自然指的就是北京大学
（京师大学堂）。
蔡元培整顿北大校风：成立“进德会”
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有感于北京大学学风的颓废，于是他立刻做了两件事情整顿学校的校风：
其一，革新教师队伍。在淘汰了一批旧官僚教师的同时，蔡元培招募了陈独秀、辜鸿铭、胡适、周作人等大批民国优秀学者，充实了北大的教学实力；
其二，提倡创办社团，丰富学生们的课外生活。在蔡元培的大力号召之下，北京大学的各种兴趣社团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如新闻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等。
图：蔡元培纪念雕塑
为了支持学校的社团活动，蔡元培对学校的社团活动给予了充分的场地支持和资金支持，他这样做是为了引导北大的学生们对体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也是为了引导北大的师生们进行健康的娱乐活动，避免他们因为没有“高尚的娱乐活动”，而沉溺在学校之外的那些“不正当的的消遣娱乐”之中。
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更是以身作则，亲自组织了一个极其特别的社团：“进德会”。那么这一社团的加入条件是什么呢？蔡元培的要求是：不嫖娼，不赌博，不纳妾。很快，蔡元培的这一社团得到了校内师生的普遍参与。4个月之后，全校两千余名师生已经有将近460人左右入会，
其中包括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lì）、教授李大钊、周作人等等，还有一些后来叱咤风云的北大学子张国焘、罗家伦等人。
当然了，社团制度并不是嘴上说说，蔡元培组织协会选举出了会内的评论员和纠察员，专门对社员们的日常生活作风进行检举监督，每个入会的社员都必须填写志愿书承诺遵守三大社规。一旦发现社员违规，初犯的情况下会写信进行劝诫，但如果屡教不改的话，那么经过社员之中的10人签名报告情况之后，评论员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后，就会将其除名。
图：辜鸿铭照
不过，反对蔡元培这一提议的也大有人在，当时著名的“辫子教授”辜鸿铭就拒绝蔡元培的邀请入会。辜鸿铭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当时的西方人都说：
“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以不看辜鸿铭。”
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怪才”，一生拿到过13个国家的博士学位，精通9种语言，但回到中国的他却是一个坚定的守旧派。
而对于纳妾的态度，辜鸿铭做了一个比喻：“一个茶壶还能配好几个茶杯呢。”他秉承着这一守旧理念，似乎故意和蔡元培作对一样，故意纳了几个有名的日本小妾，
他认为，自古名士皆风流，而自己作为民国的名士，又怎么能承诺不纳妾呢？
事实上，当时和辜鸿铭有着相同思想的人可谓是大有人在。对此蔡元培提出了“兼蓄包容”的理念，声称自己创立“进德会”，只是为了改善北大校园的社会风气，他并不强迫大家入会，并且这一社团也不具备行政执法权力。
蔡元培整治北大学风
不过不久之后，“进德会”的两位积极分子——身为评论员的夏元瑮和陈独秀却带头破坏纪律，让蔡元培很伤脑筋。要知道，分管文理科的两位学子都是蔡元培的心腹之人：
陈独秀是蔡元培“三顾茅庐”请来的文科学长，而夏元瑮则是严复校长留下的的理科学长，他们都狂放不羁，毕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图：陈独秀油画照
相对于陈独秀来说，夏元瑮有着天生的优势：由于他是个理科生，他主要讲的内容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中国古代的儒家礼仪和三纲五常压根搭不上关系，自然也不会被守旧派的文人们所攻击；而陈独秀问题就很多了，首先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头人，无论说话还是行事都相当犀利，很容易遭人记仇，再加上他个人的婚姻和生活也有很多问题，因此非常容易授人以柄，被人攻击。
陈独秀的一生之中有4次婚姻。1896年，18岁的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的好意，才参加了所谓的“院试”，不想名列秀才第一位。从此之后，陈独秀家的门槛都被说媒提亲的人踏平了，四里八乡的大户人家都纷纷跑到陈独秀家里说媒提亲，毫无疑问陈独秀的第一次婚姻自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最终来自安庆统领高登科的女儿高晓岚最终胜出，成为了陈独秀门当户对的新娘。
图：陈独秀首任妻子高晓岚
此时的陈独秀思想激进，对这种封建买办婚姻非常不高兴，虽然感到非常不快乐，但也只能勉强接受。然而婚后不久，两人之间的思想差距也就越来越远。高晓岚本人是一个旧式的家庭主妇，虽然年轻漂亮，外表端庄，但是由于她自幼就受到后母的虐待，导致她长大之后墨守成规，行为刻板，也不识字。而陈独秀这种先进的青年非常容易接受新事物，也不安于现状，
用陈独秀好友潘赞化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两人的思想几乎差了不止一个世纪”。
尽管在婚后，陈独秀也曾经劝说让高晓岚多识字，但高晓岚不但消极保守，还多次辱骂陈独秀是在放“洋屁”，有一次陈独秀拿过来一本《三字经》好心想要教高晓岚识字，却被怒火中烧的高晓岚撕成碎片。此外，当陈独秀想去日本留学，想要向高氏借金手镯作为盘缠时，高晓岚却和他大吵大闹，坚决不借，并且还想方设法组织陈独秀出国留学，在这样巨大隔阂之下，两人分居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1910年，陈独秀不辞而别，直接在安庆和另一位女子高君曼结合，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门。问题在于，陈独秀找的这位新欢不是别人，正是高晓岚的妹妹，这就闹得古城安庆满城风雨，陈独秀的养父陈昔凡骂他“大逆不道”，将他从家门之中赶出，宣布和他断绝父子关系；而陈独秀的岳父高登科更是恼怒不已，恨自己瞎了双眼选了这么一个女性，还多次对高君曼进行体罚，希望能够断绝她和陈独秀结合的希望。
图：陈独秀第二任妻子高曼成
最后，陈独秀和高君曼与双方家彻底断绝关系，远走高飞，前往杭州同居，在西湖旁边度过了人生之中最幸福的两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两人投身革命洪流，从此直到1917年陈独秀来到北大之后，两人的感情一直十分和睦。但可怜的将门贵秀高晓岚却从此一个人空守在安庆家中守活寡，尽管陈独秀并没有写过休书，两人的感情却早已不复存在。
不过，陈独秀自从来到北大之后，尽管他和高君曼是郎才女貌、珠联璧合，
但他却还是信奉“家花不如野花香”的原则，去北京的八大胡同闲逛，
很快就被人逮个正着。1919年3月，对陈独秀的批判达到了高潮，陈独秀逛八大胡同的时期被传得尽人皆知，还有一些同学把陈独秀早年的婚姻故事扒拉出来大肆宣扬，让陈独秀在北大校园之中非常难堪。
不久之后，这件事情就传到社会上，导致守旧派翻译家林纾多次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批判北京大学校风日下、败坏纲常。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写了一封公开信回应林纾的抨击：
图：林纾先生像
“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笔欤？”
蔡元培与别人辩论时，通常不喜欢骂脏字，但为了维护陈独秀等人，他却以这封措辞十分激烈的公开信进行反驳，这说明蔡元培对外面污蔑北大之事十分生气。
在蔡元培看来，北大教授能够给学生把课上好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偶尔一些“生活绯闻”，他还是有着很强的包容性的。
图：沈伊默旧照
但是，虽然蔡校长能够包容陈独秀，可是学校里面的守旧派学者和北洋政府的顽固派议员们却不肯罢休。担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的张元奇公开弹劾北大校长蔡元培，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他纵容陈独秀嫖娼，这一理由一经曝光，舆论哗然。原先推荐陈独秀进入北大任职的汤尔和以及沈尹默等人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十分难堪，于是纷纷倒戈一击，认为陈独秀破坏北大学校的声誉，要求蔡元培给予陈独秀撤职的处分。
不过，蔡元培毕竟对陈独秀关爱有加，当年为了让陈独秀顺利入职北大，他不惜给陈独秀的学历造假，因此当然不愿意将他开除出校。可是汤尔和等人纠缠不休，说陈独秀“私德败坏”，而且蔡元培还是北大校长，怎能姑息迁就他？不得已之下，蔡元培只能在3月26日召集几位教授前往汤尔和的家中进行商议，做出了对北大学校制度改革的一些决策。
图：汤尔和旧照
4月10日，陈独秀在在北大全校的公开会议上宣布：北京大学废除学长制，改为教务处负责学校管理，马寅初被任命为首位教务长。感觉到被“变相辞退”的陈独秀很生气，事后就要找蔡元培提出辞职。在蔡元培的挽留之下，陈独秀还是保住了自己北大教授的职务，为了让他平复心情，蔡元培给他放了一年的假让他休息。不久之后，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因为散发激进传单被北洋政府抓捕，出狱之后陈独秀就离开了北京来到了上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与胡适分道扬镳，胡适扼腕长叹：都怪北大中了外人的离间计
1935年，十分怀念陈独秀的胡适来到了汤尔和的家中，他看到了汤尔和早年写下来的北大校园日记，不禁触景生情。12月28日，胡适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严厉批评了当时汤尔和的是非不分：
图：“更生”座谈会，右起坐者：三池、何其巩、周作人、张燕卿、汤尔和、泷川、成田、钱稻孙
“这些明明是攻击北大新思潮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和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而1936年1月2日，胡适又给汤尔和写信道：
“独秀从此离开北大，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道路，从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创立，以及《新青年》的分化都因此而起……这次会议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也决定了这16年以来我们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图：胡适近照
虽然胡适在与陈独秀分道扬镳的事情上表现得十分痛心疾首，但胡适有一点却说错了：
自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就完全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战士，无论他是否离开了北大，他的政治道路最终都会和胡适分道扬镳，嫖娼事件的东窗事发只能说明陈独秀特立独行的性格，他所认准的政治方向，也绝不会因为胡适等几个所谓“自由主义”的朋友而轻易的改变自己的奋斗目标。
说来有些讽刺的是，1937年，汤尔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成为了臭名昭著的汉奸，在汪精卫手下任职，直到1940年病逝；而此时的陈独秀还隐居在江津石墙院，这时陪伴他的已经是他的第四任夫人潘振兰，此时的他正在对自己过去进行反思，但自始至终却并没有投降过日本人，也不从属于任何政治派系。
相比之下，“私德”与“公德”之间到底孰轻孰重，相信各位看官们的心中也早就心知肚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