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寵功高，擅權過甚愛新覺羅·多爾衮
愛新覺羅·多爾衮（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子，阿巴亥第二子。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出生于赫圖阿拉（今遼甯省新賓縣老城）。清初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萬曆四十年（1612年）十一月十七日，多爾衮出生于遼東赫圖阿拉城，生母名阿巴亥，烏喇那拉氏，是烏喇貝勒滿泰的女兒，比努爾哈赤小三十一歲，她早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一月滿十二歲時嫁給努爾哈赤。天命元年（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年号天命，兩年後以“七大恨”告天，發動了對明朝的進攻，揭開了明清戰争的序幕。在對明戰争節節勝利中，後金内部的沖突鬥争也不斷發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爾哈赤宣布廢黜大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德格類、嶽讬、濟爾哈朗、阿濟格、多铎、多爾衮為和碩額真”，共議國政。也就是說，從此時起，多爾衮以八齡幼童跻身于參預國政的和碩額真行列。這樣一個改變後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動，是從當年三月努爾哈赤體棄衮代皇後富察氏開始的。當時雖然給大福晉富察氏頭上加了四條罪狀，但是都缺乏足夠的根據，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與富察氏關系暧昧 ，實際上，是有人對他們進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棄之後，取代她作為大福晉的正是多爾衮之母阿巴亥。這樣，努爾哈赤愛屋及烏，多爾衮及其兄弟阿濟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代善由于處處計較而失去乃父的歡心，又聽信後妻的讒言而虐待已子碩讬，這就為觊觎其地位的人們帶來了反對他的口實，造成了前面所說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這樣，在努爾哈赤共治國政的制度下，多爾衮兄弟便第一次成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爾衮此時還不是旗主貝勒，而僅與其弟多铎各領十五牛錄，他畢竟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濟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間許多重大活動中，都不見多爾衮的蹤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賀典禮中，可以親自叩拜努爾哈赤的宗室顯貴中，阿濟格與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爾衮則不允許參與其中。盡管如此，除四大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爾衮是領有牛錄最多的主子，超過了德格類、濟爾哈朗、阿巴泰等人，在當時來說，也算是頗有實力的一位台吉了。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病逝，阿巴亥被逼殉葬。 父母死時，多爾衮年僅15歲。天聰二年（1628年），在母親死去的翌年，多爾衮就随其兄皇太極進軍蒙古察哈爾部。多爾衮有戰功，破敵人于敖穆楞。皇太極賜給他“墨爾根戴青”的美号，這一年，多爾衮16歲。天聰三年（1629年），多爾衮跟從皇太極從龍井關突入明朝邊塞，與貝勒莽古爾泰等攻下漢兒莊，逼近通州， 接近北京。并且在廣渠門外大敗袁崇煥、祖大壽的援兵，又在薊州殲滅明朝山海關的援兵。天聰四年（1630年），攻打北京的大軍班師回朝，多爾衮與莽古爾泰先行，又大破明軍。
天聰五年（1631年），皇太極初設六部，命多爾衮掌吏部事。在攻打大淩河之戰中，多爾衮親自沖鋒陷陣，直抵大淩河城下，城上炮矢猛烈，後金軍多有傷亡。事後，皇太極怒責他的部下不加勸阻，多爾衮說：“墨爾根戴青也沖鋒而入，倘有疏失，必将你等處以嚴刑，斷不寬容！”進攻錦州城，他又一馬當先，沖在前面。明将祖大壽的軍隊從錦州城頭向南發炮，洪承疇的軍隊則由南向北發炮，多爾衮受到夾擊，幾乎被擊斃。以後祖大壽投降，多爾衮向他談及當時的險狀，祖大壽說：“果有此事？如炮火擊中大王坐騎，後果不堪想象！”多爾衮卻說：“當時兩仇相敵，唯恐打不中啊。”天聰七年（1633年），皇太極與諸貝勒、大臣商讨進一步興國的大計，皇太極向大臣們詢問，明朝、北韓、察哈爾這三個地方，先打哪個。多爾衮力主以征明為先。他從動搖明統治根基，進而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目的出發，建議皇太極每年整頓兵馬，乘谷子熟時深入明境，圍困燕京截其援兵，殘毀其屯堡，消耗其國力。多爾衮的建策，得到皇太極采納。因山海關外一帶地方尚為明朝重兵把守，于是八旗軍隊繞道蒙古地區，越過長城，多次深入明境，蹂躏土地人民，給明朝以沉重打擊。攻滅蒙古察哈爾部，獲傳國玉玺。後金征服與招撫蒙古各部時，惟獨察哈爾部在林丹汗率領下，不肯降服，始終采取與後金對抗、周旋的态度。
天聰九年（1635年）二月，皇太極命多爾衮等率精兵萬人，前往黃河河套地區，招撫察哈爾部衆。此次進軍，進展順利，先後招降林丹汗的妻子囊囊福晉、蘇泰福晉、林丹汗的兒子額哲。林丹汗曾得到元朝傳國玉玺，上有“制诰之寶”四字，多爾衮将玉玺呈獻給皇太極。群臣因而奏請皇太極上尊号稱帝。
崇德元年（1636年）正月初一新年慶賀大典時，多爾衮首率諸貝勒向皇太極行禮，這與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謂天壤之别。當年四月皇太極稱帝，論功行封，多爾衮被封為和碩睿親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時年僅二十四歲。從此更加受到重用。十二月，清軍攻陷北韓李朝南漢山城 。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皇太極令多爾衮追擊北韓國王家屬，并限“戢其軍兵，無得殺戮”。四月初五，多爾衮押送國王家屬等182口報捷。
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極命睿親王多爾衮為“奉命大将軍”南征明朝，這次南征兵分兩路，貝勒豪格在多爾衮親率的左翼軍中。左翼軍從牆子嶺、董家口入關，掠山西，破濟南，殺明朝總兵盧象升；然後北掠天津、遷安，出青山關返還，往返掃蕩數千裡，于崇德四年（1639年）三月回到遼東；共攻陷城池36座，招降6座，克敵17陣，俘獲人畜26萬。崇德六年（1641年）至崇德七年（1642年）松錦之戰。雙方各投入十多萬大軍會戰，清軍起先以多爾衮、濟爾哈朗等為首，後皇太極親自趕來增援。明軍經兩年激戰最終慘敗，洪承疇松山城破被俘投降，祖大壽舉錦州城投降。松錦之戰後，遼東全屬大清，大明勢力退入山海關。
皇太極在更定官制時，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給多爾衮統攝。根據他的舉薦，皇太極将希福、範文程、鮑承先、剛林等文臣分别升遷，利用他們的才智治國。根據他的建議，皇太極又對政府機構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将的襲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貴胄也要經他之手任命。在統轄六部的過程中，多爾衮鍛煉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為他後來的攝政準備了條件。
崇德八年（1643年）農曆八月初九日，皇太極猝死于盛京後宮，他生前未立嗣子。此時，代善的兩紅旗勢力已經遭到削弱，他本人年過花甲，早已不問朝政。其諸子中最有才幹的嶽讬和薩哈廉年輕時已過世，剩下碩讬也不為代善所喜，滿達海初露頭角，還沒有什麼發言權。但以代善的資曆、兩個紅旗的實力，其态度所向卻能左右事态的發展。皇太極生前集權的種種努力和滿族社會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極長子豪格參加到競争中來。從利害關系而論，兩黃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繼位，以繼續保持兩旗的優越地位。他們認為，豪格軍功多，才能較高，天聰六年已晉升為和碩貝勒，皇太極稱帝之初晉肅親王，掌戶部事，與幾位叔輩平起平坐。皇太極在世時，為加強中央集權，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勢力，但同時又保持着一定實力，又把正藍旗奪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實力遠遠強于其他旗。是以，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擁戴豪格繼位。
多爾衮便是另一個競争者。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說，身後兩白旗和勇猛善戰的兩個兄弟則是堅強的後盾，而且，正紅旗、正藍旗和正黃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援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還有一個人也不容忽視，他就是鑲藍旗主濟爾哈朗。
雖然他不大可能參與競争，但他的向背卻對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響，無論他傾向哪一方，都會使力量的天平發生傾斜。是以，郡王阿達禮、貝子碩讬勸多爾衮自立為皇帝。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豫親王多铎、睿親王多爾衮等都一起來到崇政殿。最後沖突集中在了以豪格為首的兩黃旗和以多爾衮和多铎為首的兩白旗上。雙方相争，委決不下。
睿親王多爾衮在兩黃、兩紅和兩藍六旗不支援的情勢下，多爾衮自立的條件還不成熟，阻力來自兩黃旗原皇太極手下的親信大臣。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多爾衮最後議定由皇太極的第九子、年僅六歲的福臨即帝位。 至是，禮親王代善等奉福臨登位，各王貝勒大臣等，共同誓書，昭告天地，同時宣布以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睿親王多爾衮輔政，改元順治。 就這樣，多爾衮妥善地處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奪問題，自己也向權力的頂峰邁進了一步。随後，統治集團處理了反對這種新格局的艾度禮、碩讬、阿達禮、豪格及其下屬，穩固了新的統治。多爾衮的這一方案，在客觀上避免了八旗内亂，儲存了實力，維護了上層統治集團的基本一緻。當然，他這一提案，是自己争奪皇位不易得逞之後才提出來的，是在兩黃旗大臣“佩劍向前”的逼人形勢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開始就高瞻遠矚、具有極廣闊的胸襟。
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順治帝在笃恭殿拜多爾衮為大将軍，親賜大将軍敕印，令他統大軍南下，入關與李自成和南明王朝開始了争奪天下的宏偉事業。
順治帝臨政時，關内正一片混亂。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聲威日壯的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攻克北京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統治中國276年的明王朝宣告覆滅。四月初四日，即吳三桂剛剛叛歸山海關之時，内院大學士範文程上書多爾衮，認為“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是我非與明朝争，實與流寇争也”。主張立即出兵進取中原。他提出，“戰必勝，攻必取，賊不如我；順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賊”，是以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搶掠政策，“嚴禁軍卒，秋毫無犯” 。即不僅在戰略上改變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戰術上也要招攬民心。多爾衮接受了範文程的建議，并在得到北京為農民軍攻破的确報之後，“急聚兵馬而行”，與農民軍争奪天下！
李自成此時方知事态的嚴重，于四月十三日親率部隊往山海關讨吳，但仍帶有招降他的僥幸心理，行軍速度亦頗遲緩，十九日前後才兵臨關城之下。在此期間，吳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軍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見到了多爾衮，向他遞交了吳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軍支援，則“将裂土以酬”。還不是投降的意思。多爾衮知道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但他非常謹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謀士們商議，一方面派人回盛京調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緩進軍速度，逼迫吳三桂以降清的條件就範。由于事态緊急，吳三桂隻得答應多爾衮的要求，請清軍盡快入關，因為二十一日清軍還距關十裡，而關内炮聲隆隆，喊殺陣陣，農民軍已經開始攻城了。四月二十二日，李吳雙方在山海關大戰。多爾衮非常了解吳三桂的窘境，是以長時間地作壁上觀，在李自成即将攻下東西羅城和北翼城，吳三桂幾次派人又親自殺出重圍向他求救的情況下，估計雙方實力已大損，這才發兵進入山海關。在與農民軍的決戰中，他又使吳軍首先上陣，在雙方精疲力竭之際再令八旗軍沖擊，結果農民軍戰敗，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說，在山海關以西發生的這次著名戰役前後，多爾衮充分利用了漢族内部的階級沖突，挾制了吳三桂，使他不得不充當清軍入主中原的馬前卒。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舉行了登基大典，四月三十日，李自成以郊外祭天為名撤出了北京。五月初二，清軍進入北京城。
清軍占領北京之後，多爾衮嚴禁搶掠，停止剃發，為明崇祯帝朱由檢發喪，博得了漢族士紳的好感，然後迎請順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穩定了占領區内的形勢。 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多爾衮與諸王貝勒大臣商議決定，遷都北京。清廷遷都北京既是出于統一中原、雄霸九州的目光，也是基于退可出關外的戰略考慮。清廷以多爾衮為首者認為要“以圖進取”，必須遷都北京，隻有占據這個關口才能進而統一全國，“以建萬年不拔之業”。八月二十日，清朝開始遷都。九月，順治帝從盛京（沈陽）到達北京，封多爾衮為叔父攝政王，賜穿貂蟒朝衣。命禮部為多爾衮建碑紀績，加賜多爾衮冊寶、上飾十三顆東珠的黑狐冠一頂、黑狐裘一襲，金銀、馬駝等。十月初十，順治帝在皇極門（順治二年改稱太和門）向全國頒布登基诏書，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開始了以北京為都城的長達260多年的統治。 十月，當順治帝于太和門（時稱皇極門）重行即位大典加封多爾衮為叔父攝政王的同時，即令為多爾衮建碑紀功，“永垂功名于萬世”。從此，在待遇上，多爾衮開始淩駕于諸王之上。
李自成退入山陝之後，原明朝降官降将紛紛反水，但他在順治元年（1644）六月仍積極準備反攻。另一支農民軍在張獻忠率領下已建大西國于成都，統一了全川，而多爾衮對此尚不了解 。殘明勢力已于五月中擁戴福王朱由崧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為弘光，尚擁有中國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糧足，構成清朝統一中國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多爾衮的戰略是：對農民軍的主要力量堅決消滅，而對南明政權則是“先禮後兵”。在此方針上司下，多爾衮先後派葉臣、石廷柱、巴哈納、馬國柱、吳惟華等進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進而包圍陝西。同時，多爾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對南明君臣招撫，并寫信給南明閣臣史可法，提出“削号歸藩，永綏福祿”。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團來北京談判過程中，他将其軟禁起來，并不給予明确的答複。此時，清軍已于九月占領山東，十月進據蘇北，與史可法的軍隊沿河相峙。在這種形勢下，多爾衮認為全面進攻農民軍和南明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便于十月先後命阿濟格和多铎率軍出征，向農民軍和南明福王政權發起了戰略總攻。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取得清滅大順潼關之戰的勝利，李自成放棄西安轉移。多爾衮下令由阿濟格追擊農民軍餘部，而多铎則繼續南下。至順治二年（1645）二月，農民軍連戰失利，五月，李自成犧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宮山。這時多铎軍已克揚州，史可法殉難。接着，清軍渡長江，南京不戰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權滅亡。這一連串的勝利不禁使多爾衮喜出望外，他以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歸一統。五月底，他已對大學士們表示要重行剃發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國釋出剃發令。此舉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抗争。
順治二年（1645年），多爾衮晉為皇叔父攝政王後，一切大禮諸如圍獵、出師等時，王公貴族俱要聚集一處待候傳旨，還要“列班跪送”多爾衮。若其回王府，則需送至府門。如遇元旦、慶賀禮時，文武大臣在朝賀順治帝後，即去朝賀多爾衮。上朝時，多爾衮于午門内從便下轎，而諸王需于午門外下轎等等。上述所有儀注都表明一點，即多爾衮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同時，由于明末黨争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舊人，是以明末黨争積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來，并與滿洲貴族内部沖突糾纏在一起。從順治二年（1645）開始，以彈劾馮铨案形成了南北黨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禦史吳達上疏彈劾閹黨餘孽，矛頭直指馮铨及其黨羽孫之獬等 。高層官員中如洪承疇、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不會支援馮铨。多爾衮考慮到馮铨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滿洲貴族，如果處罰了他們，朝中南方官員得勢，于清朝統治可能發生不利影響。是以過了十天，多爾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對穩定整個形勢的考慮，他終于決定支援馮铨一派，在朝中公開申斥了龔鼎孳，僅将李森先革職，而對其他人并未深究。多爾衮通過雙方的鬥争更好地利用他們，借此達到他以漢治漢的目的。
順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爾衮以為順治皇帝信符收貯于皇宮之中，每次調兵遣将都要奏請鈴印，十分不便。于是，即遣人将皇帝玺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備用。從是年起，多爾衮所用儀仗的種類與皇帝等同，均為20種，隻是在每一種類的具體數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而輔政王的儀仗則隻有15種，明顯遜于多爾衮，說明多爾衮與皇帝的差距越來越小 。
順治四年（1647年）以後，如果官員奏書中将“皇叔父攝政王”還稱作“九王爺”，或是不用全稱而丢字漏字的話，都會受到革職處分。而且“以後凡行禮處，跪拜永遠停止”，多爾衮再不用向順治帝行禮了。
順治五年（1648年）末，多爾衮又向前進了一步，變成了皇父攝政王。其後，多爾衮“所用儀仗、音樂及衛從之人，俱僭拟至尊”，即是說多爾衮不僅實權在握，而且在禮儀排場上也開始向皇帝看齊。凡一切政務，多爾衮不再有謙恭請示之舉，未奉皇帝旨意，卻一律稱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而且，任人唯親，任意罷免和提升官員。特别是“不令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入朝辦事，竟以朝廷自居”，指令上述人等每日于自己的王府前候命 。
順治七年（1650年）八月，多爾衮追尊生母太祖妃烏喇納拉氏，尊為“孝烈恭敏獻哲仁和贊天俪聖武皇後”，祔享太廟。十一月，多爾衮出獵古北口外。行獵時墜馬跌傷。十二月十二月初九（公元1650年12月31日），多爾衮薨于古北口外喀喇城，年三十九歲。
順治帝聞之震悼。率王大臣缟服東直門外五裡，迎多爾衮遺體。下诏追尊多爾衮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号成宗，追尊為成宗義皇帝，喪禮依帝禮。順治八年（1651年）正月，尊多爾衮正宮元妃博爾濟吉特氏為義皇後。祔享太廟。多爾衮無子，賜以豫親王子多爾博為後襲親王，俸祿是其他諸王的三倍。又以多爾衮的近侍詹岱、蘇克薩哈為議政大臣。
但是，多爾衮死後不久，其政敵便紛紛出來翻案，揭發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議了阿濟格的罪，然後恢複兩黃旗貴族的地位，提升兩紅旗的滿達海、瓦克達、傑書、羅可铎等。白旗大臣蘇克薩哈等見勢頭不對，也紛紛倒戈。在這種形勢下，先興羅什等五人獄，然後便正式宣布多爾衮罪狀，追奪一切封典，毀墓掘屍。接着，當權者又接連處罰了剛林、巴哈納、冷僧機、譚泰、拜尹圖等。多爾衮多年培植的勢力頃刻瓦解。多爾衮死後兩個月，突然從榮譽的頂峰跌落下來，完全是統治階級内部沖突鬥争的結果。但是，多爾衮對于清皇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絕不是政治對手們的幾條欲加之罪所能掩蓋的。順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長庚、一等子許爾安分别上疏，稱頌多爾衮的功勳，幾乎句句在理，但被濟爾哈朗罵了個狗血噴頭，流放甯古塔充軍 。遲至一百年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釋出诏令，正式為多爾衮翻案，下令為他修複墳茔，複其封号，“追谥曰忠，補入玉牒”。如此鐵案又再度被翻了過來。到此時，有清一代對多爾衮的評價算有了定論。
孝莊文皇後究竟是否下嫁了多爾衮，乃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在史學界是争論的焦點問題。
持下嫁說專家的理由：
1．多爾衮自稱“皇父攝政王，又親到皇宮内院。”無疑是把太後置于妻子，皇帝置于兒子的地位，如果太後沒有下嫁，她和皇室親王貝勒是萬萬不能接受的，奇怪的是此事卻得到他們的預設。”
2．據北韓史料記載，順治六年（1649年）二月，清朝廷曾派遣使臣赴北韓遞交國書，北韓國王看見書中稱多爾衮為“皇父攝政王”，便問“清國咨文中有皇父攝政王之語，此何舉措？”清朝來使答曰：“今則去叔字，朝賀之事，與皇帝一體雲。”右議鄭太和說：“敕中雖無此語，似是已為太上矣。”北韓國王也說：“然則二帝矣。”這裡說明北韓君臣也發現所謂“皇父”的奧秘。無疑是指太後下嫁一事。
3．明朝遺臣張煌言的詩詞。
4．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孝莊文皇後病重留下遺囑， 這種作法是違背清朝帝後喪葬制度的，可見她有難言苦衷，是以康熙把太皇太後的靈樞停放在東陵，雍正時才葬入昭西陵地宮。
持未嫁說的專家認為：
1．孝莊文皇後在順治時已貴為皇太後，以她的尊崇身份，如下嫁就不會死後葬入皇陵了。
2．順治诏書子虛烏有。
3．張煌言之詩不可信，有的著名清史學家認為，張煌言對清廷懷有成見，其詩不能作為史實根據。
4．康熙帝及以後各帝始終承認孝莊文皇後是清太宗文皇帝的皇後，對其尊崇備緻，歌功頌德，祭禮有加。是以“太後下嫁”之案根本不存在。
5．“慈甯宮裡爛盈門”之句說太後大婚時慈甯宮内外張燈結彩，喜氣洋洋。但據《清實錄》載，孝莊文皇後是在順治十年慈甯宮修葺之後才搬進去的，是以大辦婚事必得在順治十年（1653年）之後，但多爾衮已于順治七年（1649年）十二月病死，可見“太後下嫁”之說不可信。
原址位于北京市東直門街道新中街。順治八年（1651年）多爾衮被撤去帝号、廟享，家産皆籍沒入官，建設中的墓地被拆除。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诏令平反，依親王陵寝制度恢複墳茔。多爾衮園寝俗稱“九王墳”，占地面積20萬平方米，坐北朝南，最南邊有神橋一座，下有月牙河，有圍牆、子牆兩道，南辟宮門三間及栅欄門，進門有東西朝房，碑樓兩座，後有享殿五間。享殿後有月台，月台上建大墳冢一座。辛亥革命以後，多爾衮後人将地面建築拆賣。1954年九王墳被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