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原配盧慕貞
“科兒，把筆給我。”說這話時，盧慕貞一字一頓，非常用力，似乎在做一個萬難的決定。
孫科也很凝重，呈上紙筆。
“母親……”
盧慕貞顫抖着手，落筆成一“可”字。看得見的是，封口那一橫抖得不像樣子，不知她的心有多麼崎岖。
随後，她轉身看向侍衛官鄭卓，平靜地說：
“我确實幫不了手，我學識不夠，更不識英文，我又纏腳，行走也不友善，實在是幫不了什麼忙！”
直讓鄭卓眼睛犯了熱。這位大度包容的國母着實令人心疼!
是的，你猜得沒錯，
她就是中華民國的第一位國母，孫中山先生的發妻——盧慕貞。
盧慕貞
當孫中山寫信告知盧慕貞，自己在日本與宋慶齡相戀，想與其離婚，她回複了這個“可”字。
一個“可”字，虐哭國人，百轉千回。
恰如你我所料，中山先生與其發妻的婚姻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産物。
和所有舊時的中國女人一樣，盧慕貞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中長大。
她雖生于書香世家，父親也曾赴美經商，但其思想并不開化，對女兒進行的也是舊式家庭對于女人的教育模式。
在家庭的熏染中，盧慕貞練得女紅工巧樣樣精通，她賢良淑德，纏腳，孝敬，聽命于父母。這自然是所有父母打着燈籠都在尋找的好兒媳。
孫盧兩家是世交，孫中山的哥哥孫眉又與盧慕貞的父親交好。
當時，被哥哥接去檀香山讀書的孫中山，接受了西式教育，大開眼界。西方的世界，令他的思維與格局豁然洞開。
除了必修的科目之外，孫中山還接觸了《聖經》。
由于長時熏染，他接受了基督教的言說，一時有了受洗的打算。
對于孫中山的這一想法，哥哥孫眉覺得離經叛道。大哥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唯恐弟弟被西化學說騙了去，便強行将其遣送回家。
本指望弟弟回家後安然度日，沒成想，他公然毀掉村上的神像!這讓父母和大哥驚愕不已。
中山先生年輕時
為了讓弟弟收心，哥哥提議給孫中山娶一房媳婦，指望這位不安分的弟弟有了柔情的牽絆，便能安生下來。
就這樣，在父母之命的安排下，有着先進民主思想的孫中山與傳統文化下謹守婦道的盧慕貞走到了一起。
他們結婚那年，她十七，他十八，豆蔻年華，正值花開，但卻不是因為愛情。
但也談不上可悲，世世代代人們就是這麼活過來的。
不同的是，他的志向是要推翻舊社會，打造自由的新世界。而她，注定不能自主，她的使命是，以夫為重，随夫漂流。
這是她所遵從的文化屬性對她的要求，她的思維與眼界局限于此。雖勤儉隐忍持家，不求回報，但謹此小我的付出，注定不能與中山先生志同道合。
婚後僅三個月，中山先生便啟程，去香港進行深造，這時，先生的理想是學醫救國。
她的好還是讓孫中山感覺到了歉意。她在他求學期間将父母照顧得穩妥舒服，家裡家外，井然有序。
而他每次省親回家，傳回時都要穿着她親手做的新衣和鞋襪。母親身上的衣服，大多也是源于她的巧手。
無疑，這樣的好兒媳，公婆自然是歡喜無比的。
有一次，孫中山帶回一個日本的牧師，父母本就極其反感兒子醉心西式文化，見到牧師，自然是冷臉相迎。
但盧慕貞婉言相勸後，父母便緩和了态度，臨行前，那位日本牧師對她豎起了大拇指。
尤其是，在中山先生的父親病重之時，她日日守在榻前，親手調羹喂藥，直把孫中山給感動得生出柔情來。
就這樣，他們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孫科，一家人在一起，有了那麼點其樂融融的味道。
故事發展到這裡，如果按歲月靜好的理想，田園歸趣，相敬如賓。丈夫學醫，而後懸壺濟世，也不失為一幅完美的畫面。
中山先生一家
但，她的丈夫是孫中山，如果就此打住，不再發生逆轉，世上可能會多一位名醫，但中國，卻會少一位國父。
在香港學醫畢業後，孫中山在澳門、廣州一帶行醫。
在這裡，他結識了許多思想先進的有識之士，并與他們共同策劃了洋洋八千字的《上李鴻章書》。
這份上書針砭時弊，情真意切，先生将自己關在家裡，寫了十幾日，并與陳少白反複修改。
當時正值甲午戰争， 李鴻章無暇觀看，緻使孫中山一度失望。種種努力華為泡影之後，孫中山悟到，行醫救國，此路不通。
自此，中山先生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在香港，他建立了興中會總部，誓詞為“驅除撻虜，恢複中國，建立合衆政府”。
1896年，興中會上司的廣州起義失敗。清政府開始大肆捕殺革命黨人，消息傳到家鄉，盧慕貞感到莫名驚慌。
無奈之下，她上下通融，籌錢打點前來緝捕的官兵。最終，在同鄉的幫助下，盧慕貞攜一家老小，成功出逃。
彼時，兒子四歲，女兒尚在襁褓之中。一路上，盧慕貞照顧着婆婆和大嫂，牽着兒子，背着女兒，到檀香山去投靠大哥孫眉。途中，她的小腳被磨破，因生産而尚未痊愈的身體也落下了病根。
得知消息的孫中山感動不已，他知道，此前，她賢德的美名遍布鄉鄰，之後，由于她的賢良淑德，于家事，他更會免除一切後顧之憂。
盡管，
他概念裡的家人已經突破了家的局限，他滿心滿意都是國人，和心心念念的民主共和。
她就這樣拖家帶口，從廣州，輾轉到香港，又從香港，找到檀香山，自此，便開始了與先生長達十二年的分離。
盧慕貞老年
十二年間，孫中山與盧慕貞隻見過三次，相處不足一年半。他和她的小女兒在此間出生。
十二年間，孫中山九死一生，盧慕貞帶着三個兒女，侍奉婆婆，照顧嬸母，數着年華，期盼與丈夫團聚。
要命的是，她無一日不為他擔驚受怕，由于孫中山不是為了革命奔波，就是在逃難的途中，或逃往日本，或去往歐美，間或被捕，她生怕自己的丈夫會在哪一刻就遭遇了不測。
1906年，大哥孫眉被弟弟的愛國之心深深打動，将多年經商積攢的财務全部用于革命事業，導緻農場破産。生計難以維持之下，攜家眷遷往香港。
此時，兒子孫科尚在檀香山求學，與兒子的分離勾出盧慕貞滿腔的辛酸。淚眼朦胧中，她想到與丈夫經年的别離，期待現世安穩的她，恍然覺得前路茫茫，山長水遠，不知歸處。
其時，她已是中年，經曆了半生離落。
命運，将她安排給一位時代的先驅者做了妻子，滿腔的愛國心使得他的丈夫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廣州起義
她雖不曉得何為民主共和，何為民族大義，但她卻義無反顧，無聲地陪伴，默默地承擔。
分離期間，她把思念端在心裡，愛越深，念越切，越是操勞得緊。
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終于結束了流亡的日子，被推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彼時的盧慕貞，也被授予“國母”的稱号。
當她輾轉抵達南京與丈夫團聚時，得到同盟會會員們的熱烈歡迎，大家儀式感滿滿地迎接這位“中華民國國母”的到來。
這讓盧慕貞深感惶恐。在“國母”的尊榮中，她感受不到無尚的榮耀，反而是一種難言的煎熬。
她對自己的小腳有一種深深的自卑，而不明國理、不通時政又讓她惶然無措。
她盡可能地避開一切抛頭露面的機會，而即便是躲在家裡，前去拜訪中山先生的人依然是絡繹不絕。
中山先生與他的友人
所有去到家裡的貴賓，都對這位國母異常地尊崇，這令她産生莫大的壓力。
他們在一起讨論時政，探讨救國之道，熱忱而熱烈。她被點燃，她也想做點什麼，竟什麼也不能。
不到一個月，她就提出自己想回老家，明明分離了那麼久，好不容易可以從容相對，安穩度日的時候，她卻選擇要回去。
孫中山了解妻子的想法，給了她一些盤纏。她把女兒留在了先生身邊。
之後，她寫信規勸丈夫，自己沒有文化，幫不上什麼忙，讓丈夫尋一個具有新思想的女子為妾，可有助于先生的救國大業。
面對這一要求，孫中山卻不答應。随後，孫中山辭去大總統的職務，在袁世凱的假意邀約下，攜盧慕貞母女暢遊北京。而這次暢遊，也許是她美好的回憶之一了。
他向妻子訴說自己的願望：“我的理想是，在中國修建20萬裡的鐵路。”
中山先生與孩子
曆史總會開玩笑，假意殷勤的背後，藏着袁世凱複辟帝制的野心。
對常人而言，當豐滿的理想遇到骨感的現實，最糟糕的也就是一地雞毛。不同的是，随着宋教仁被殺，袁世凱的陰謀昭然若揭時，碎了一地的，卻是中國的民主共和。
袁世凱複辟的野心惹怒了國人，孫中山憤然發起二次革命。但很快，二次革命以失敗告終。
孫中山再次逃往日本。這一次，盧慕貞的命運發生了不可挽回的逆轉。孫中山邂逅了他終生摯愛的知己——宋慶齡。
這二人是世人眼中的天作之合。極少有人知道盧慕貞，而無人不知宋慶齡。
孫中山陷入兩難的境地，一邊是相守多年，為自己生兒育女、操持家事、無怨無尤的妻子。
中山先生與革命黨人
自己對她的感情，卻是不折不扣的親情，似乎從認可她的存在，便是以親人的身份認可了她。
她像女兒一樣孝敬他的父母，父親去世時，她整個人瘦了一圈。母親去世，自己緊趕慢趕沒有見老人家最後一面，也是她來操持母親的後事。
這樣的親人，若說棄之不顧，怎麼也難說服自己。
另一邊是相見恨晚的知己。她代替她的大姐宋藹玲來擔任自己的英文秘書，妙齡慧思，學貫中西。而自己年近半百才與之相遇，又如何甘心與其失之交臂!
宋慶齡年輕時
沒有一個折中的辦法，宋慶齡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是不可能接受作妾的。而自己，又何嘗不是基督教徒?
再說，憑宋慶齡的學識與認知，即便不是基督教徒，又怎能甘于做妾，與人共侍一夫?
再說，自己和同仁們九死一生打破舊時代，開辟新紀元，不也是為了自由民主，打破封建帝制中三妻四妾的封建格局嗎？
可是，這意味着自己不能兩全。
他實在舍不得離開宋慶齡，于是，派孫科與侍衛官鄭卓拿着自己手寫的信來找盧慕貞。
信中陳述了自己遇到宋慶齡的事實，詢問妻子可否與之離婚。
盧慕貞顫抖着雙手看完了這封信，回信上，揮筆一個“可”字，解了三人的糾結。
可以想見，那個特殊的年代給這位懂事的中國女人留下的曆史疤痕盡在一個“可”裡如泣如訴。
她愛他愛得義無反顧，沒有自己。
同盟會中，盟友們對孫中山的離婚是完全持否決态度的。而這時，隻有盧慕貞出面，才能化解這個局面。
他遣人将盧慕貞接到日本，一來，是為了辦理離婚手續，二來，是為了說服自己的盟友，讓其改變認知，接受木已成舟的事實。
宋慶齡
盧慕貞是這樣表态的：
“這些年，為了他的革命，我奔波勞碌、提心吊膽，這樣的日子我早不想過了，我隻希望在家鄉安度。既然現有人照料身邊的生活，且有助于政治，我當然願意成全其事，答應與孫先生離婚。”
當事人既是如此的态度，旁人竟也不好再說什麼。
就這樣，他與她在密室談了好久，沒有人知道他們在談什麼。
孫中山的歉疚無疑是凝重的，他對她說:你永遠是孫家的人，孫科永遠是你的兒子。
之後，他按時供給她生活費。書信往來中，全然是尋常夫妻的家常，是親人的筆觸。
她和宋慶齡以姐妹相稱，而對于大了宋慶齡兩歲的兒子，他告知，要尊敬繼母。
她說：願先生與我一别兩寬，各尋良人。
之後，孫中山與宋慶齡結婚，而盧慕貞并沒有再尋良人，而是守在澳門的孫公館中，孤然飄零，孑此一生。享年85歲。
中山先生像
她說：我愛你是真的，但總不能阻止你奔向比我更好的人吧？默默地隐忍，默默地千回百轉，也隻有自己，才能深解這一分滋味。
作為新時代的後人，
我們自然不能以現代的社會标準去評判彼時的選擇。
他們所處的時代，其實是一個相對尴尬的狀态。
比如，即便如孫中山、魯迅這樣的先驅，也還是不敢違拗父母的意志。
這自然跟個人是否孝敬相關，但，更多的是，幾千年的積習給人的認知留下的思維定式。
這種捆綁，不僅在被壓迫者身上顯而易見，在反抗其壓迫的靈魂人物身上也同樣不能免其迫害。
恰如兩軍交戰，我們眼見的是荷槍實彈，眼不見而唏噓于心的，卻是新舊文化與意識形态的激烈碰撞。
總是有人要犧牲的，不止是戰場上。
孫中山與宋慶齡
對于盧慕貞而言，她在離婚時按手印的認真與莊重，其實是有些壯烈成分在内的。他愛丈夫是真，愛屋及烏，敬其丈夫的建國之志，成全其革命伴侶之悲憫，誰又能否認，這不是為了民族大義呢？
如果在現代，在這樣偉岸的曆史人物身上，應該就不會再發生這樣的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