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周總理在北京會見了一位特殊的英國客人。這位中文名字叫“馬坤”的猶太人，曾經是孫中山的保镖，人送外号雙槍馬坤。此次受邀回到中國，周總理對他非常禮遇，在宴會中親自向他敬茅台酒。席間，周總理還拜托馬坤一件事情，請他代為向孫中山的獨子孫科緻意。并說：
我們不能讓孫中山先生的兒子長期流亡國外，中國政府仍然歡迎孫科先生返國。
馬坤
在國民政府時期，南京的官場上流行着一句話：“誰叫你沒有一個好爸。”深谙個中底蘊的人聽到這句話，都心知肚明。這就是指孫中山的獨子孫科。同時，孫科還在官場上有一個極不雅的綽号，叫“喜歡做官的太子”。
其實，孫科早年曾刻苦讀書，誠笃好學，準備在中學畢業後研究農業，孫中山非常贊賞兒子的選擇，親自為他選擇學校。檀香山中學畢業，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文學士，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回國後也曾撰寫《都市規劃論》、《廣告心理學概論》等學術專著，且積極從事譯述的工作，也算得上是一個學者了。
孫科最終還是選擇了從政，在孫中山統一廣東後成了首任廣州市長。但作為留美博士的孫科，顯然并不是那麼适合做官，他在官場的口碑很不好，甚至一度淪為蔣介石的政治擺設。
從孫科的秉性而言，他以一介書生，并且沒有經曆過多少實際政治經驗，從政着實非其所長，但因為他是孫中山唯一的男嗣，故而對于國民黨各派人馬來講，把他擡出來作為一塊招牌，有利于尋找自己掌權的合法性。因之，需要尋找一個比較适合他的秉性、名譽高但卻無多少實權的職位給他。
1931年，一度被視為孫中山接班人的胡漢民勢力越來越大，逐漸威脅到蔣介石的地位。于是，老蔣找個借口将胡漢民軟禁起來，進而引起大範圍的反蔣，無奈之下隻得釋放了胡漢民。此時，蔣介石就請出來孫科，接替胡漢民擔任了立法院長，這一當就是16年。
1948年，國民黨于南京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搞起了總統和副總統的選舉。蔣介石既視總統位置為唾手可得，又想要控制副總統的選舉結果。對老蔣來說，最不能容忍的，當然是跟他素來不對付的桂系李宗仁當選。可偏偏李宗仁異常積極，且勢頭非常之強。于是，蔣介石又想到了孫科。
蔣介石之是以選擇孫科，原因有三：其一，孫科在黨内及海外的潛在勢力極大，同時又有粵系人馬的支援；其二，孫科所屬之粵系，原本在抗蔣過程中多與桂系聯合，這樣推舉孫科既可以分散李宗仁在西南方面的票源，又可以緻人兩傷，坐收漁利；其三，在競選中實力相當雄厚的程潛以前是忠實的擁孫中山派，推舉孫科可以在程潛棄選時得到程的支援票。當然，最主要的是，孫科乃一書生，沒有多大野心，且性格較弱，不會成為蔣的政敵。
孫科原本并無這個打算，副總統不過是一個虛位，并無實權，為了虛位而放棄立法院院長，實屬得不償失。蔣介石派宋美齡登門敦勸，孫科非常直接地表示，自己甯做有實權的立法院長，不願做空頭的副總統，同時他以無力籌集競選經費為托詞婉拒。但很快，宋美齡便再次登門，稱蔣允許孫科當選副總統後，仍可以兼任立法院院長，參選經費也可以由蔣介石全盤負擔。這樣一來，孫科沒了托詞，雖然仍有些猶豫不決，但在蔣介石親自登門勸架後，再也不能拒絕了。
盡管蔣介石動員CC系、黃埔系、政學系，甚至是中統軍統全都出動，但倉促上陣的孫科，還是敵不過準備充分、勢在必得的李宗仁。蔣介石從收音機上聽到消息後，飛起一腳把收音機踢出老遠。
1948年10月至l1月，随着蔣介石經濟上金圓券崩潰、軍事上在遼沈決戰中失敗，孫科決定嘗試和談，以挽救國民黨的統治。在孫科任院長的立法院，有人即提議蔣介石應該“休息”。孫科雖未明确提出蔣必須下野，但也與主和之于右任、邵力子、張群、張治中、張伯苓等人頻繁“交換意見”。
對此，蔣介石一度斷然拒絕，并嚴厲指責主和者“喪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義者”。但是在淮海戰役第一階段11月22日結束後。蔣因喪失l8個整編師而慘敗，不得不同意孫科出任行政院長主持和談。
但在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孫科未能順時應勢，接受中共和談八項條件，上任不足三個月，便在一片反對聲中無奈辭職。
下台後，擺在孫科面前的是繼續與蔣介石為伍，還是另謀他途最終，他選擇了走。在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後，于1949年3月16日赴奉化會晤蔣介石，随即赴廣州，5月蟄居香港。
幾十年宦海生涯，孫科初嘗“無官一身輕”的滋味，頗想坐擁書城，韬光養晦。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他在香港過得并不輕松，畢竟樹大招風，這裡不是久留之地世界之大，究竟何為立足之地，台灣抑或海外？當時的孫科還在觀望，尚未拿定主意。
據說，孫科在香港時，共産黨曾通過熟知與他取得聯系，希望他能留下來，不要到台灣去。由于種種原因，孫科沒有選擇那樣做。對此，共産黨方面表示了解，畢竟他為國民黨效力多年，一時又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雖然他沒能回到大陸與曾經的對手共事，但他也沒有去台灣繼續與共産黨為敵，能做到這一點，也就不錯了。
去台灣當然有其優勢，他是受到崇敬與景仰的孫中山哲嗣，單憑這一點，國人基于愛屋及烏的心理，自然會對國父遺屬妥為照顧即使他與蔣介石有過節，蔣還不至于不給他一個安身立命之地是以。選擇台灣而不寄居海外去做“難民”，不失為較理想的生存之路。不過，他是這樣想的，可台灣方面未必這樣做。蔣介石複職勢在必然，而有意問鼎副總統者不乏其人，如果孫科真要來台，不免構成威脅。
《馬超俊回憶錄》中就談到，1949年l2月，蔣介石由成都飛台北，沒有電邀孫科來台。次年，蔣介石發起“國民黨改造”運動，亦未正式邀請孫科，僅僅是通過秘書長洪蘭友告知孫科一聲——這足以表明蔣介石的态度他與孫科，是道同而志不合。
此外，蔣介石的為人，孫科早已經看透，他實在不想再為他賣命了。他很想自己的後半生能過得自由一點，想來想去，最終做出決定，與其去台灣看老蔣臉色行事，不如就此與他了斷，遠走高飛。
孫科很快就會從去台灣的國民黨要員身上，看到自己這個決定是多麼的正确。那些跟随蔣介石去台灣的，被閑置起來就算是最好的結局了，看看白崇禧、薛嶽，甚至是昔日作為蔣介石嫡系的陳立夫、胡宗南等人，晚年多數都過得不自在。隻不過，蟄居海外的孫科，日子似乎也過得不怎麼樣。
當時，孫科的老部屬傅秉常在法國巴黎郊外買了一棟别墅，有多餘的三四間房，可供孫科夫婦暫時栖身。此前，孫科曾向國民黨政府請求頒發赴美護照以投靠子女，但不知何故無果。無奈之下，他隻好先客居法國，住了兩年之後才向當地申請赴美護照。
孫科夫婦初抵美國，先後寄居在兩個女兒家中。1954年夏，孫科夫婦遷往加州，住在次子孫治強在洛杉矶郊區租住的寓所。那是一座泥地舊平房，座落在洛杉矶遠郊一處高約一百多米的小山上。
孫科久居高位，卻與其父一樣“不蓄私财”，他與夫人出國的盤纏，是靠賣掉上海的住宅(約合十三萬美金)才得以成行。孫科夫婦閑居美國，沒有任何固定收入，全靠子女接濟，度過了十多個清苦之年。
當時跟孫科一樣在美國的，還有不少原國民黨要員，像孔宋家族之人，大多都是腰纏萬貫，而孫科卻像一個逃難人一般。有時候為了節省開支，他自己種菜、烹飲。剛到美國時，孫科的失眠症和高血壓複發，十二指腸潰瘍也日益嚴重，凡面包、米飯、水果都不能吃，隻喝一點脫脂牛奶。
流寓美國期間，台灣方面對孫科很少問津，偶爾隻有大陸時期的故舊前去探視。1961年，陳誠訪美，也隻是給孫科打了個電話問候一下，國民黨駐美機構與孫科亦無任何往。
在美國的10多年，孫科基本從不過問政治，他遠離城市，深居簡出，跟外界幾乎沒有聯系。雖然日子過得清貧，但有兒孫照料，每日讀讀書，看看報，去市鎮上溜達溜達，倒也算怡然自得。誰都沒有想到，孫科終究還是不甘寂寞，受不住從“黨國高官”到異國平民的落差，在赴美10多年後，以年逾古稀的高齡，回到台灣，又一次做了蔣介石政府的“高官”。這一決定，實在是匪夷所思。
1961年9月20日是孫科的七十壽辰，旅美人士在美國的比克鎮為孫科舉辦了一次規模盛大的祝壽活動。出于對孫中山先生的崇敬和與孫科、陳淑英夫婦的舊誼，一向深居簡出的張學良原配夫人于鳳至也從舊金山附近的多樹城住地乘車前往祝壽。
但于鳳至當時并不清楚，．就在為孫科慶壽之際，台灣方面又派出說客來美，力勸孫科赴台。當初國民黨敗退時孫科未直接去台，如今再返寶島，這對他來說，多少有失體面。于是他開始聯絡一些有影響的人士與他同行，既壯行色，又不至于給人孤家寡人之感。
在舉辦壽慶期間，孫科曾和于鳳至懇談，希望她也以“愛國”的角色，回台北居住，同時又可探視張學良。出人意料的是，當于鳳至發覺孫科有重回台灣之心後，義正詞嚴地說：
“台灣我是不能回去的。盡管我在美國居住得很孤單。沒有多少親戚朋友，可是我甯願在這裡孤獨，也決不回台灣湊蔣某人的熱鬧，更不能在這種時候回去為他捧場。因為我對蔣某人有國難家仇。國難是我的東北老家就丢在他的手上，家仇是漢卿(張學良字漢卿)被他一扣就是幾十年。身為領袖他出爾反爾，我又怎麼能回到台灣呢？我與孫先生不同，我如果回台灣會被人恥笑的。知情的人會說我于鳳至沒有骨氣！”
于鳳至的一席話，令孫科無言以對，但他赴台的決心似乎已下，也就不再顧及顔面了。
事實上，早在1953年，蔣介石在台灣召開所謂的“國大”會議，孫科得知後，即刻放下手中的事，到華盛頓、舊金山等地美政界和華僑中進行活動，期望獲得了解和支援。據台灣媒體稱，孫科的目的是想回台灣争做副上司人，蔣介石豈能讓他“搗亂”？此後，孫科還曾多次準備去台灣，都遭到蔣介石當局的阻攔。
到了上世紀60年代，蔣介石“反攻”早已無望，孫科也已經垂垂老矣，構不成威脅。在國民黨中廣東籍官僚的運作下，蔣介石終于松口，允許孫科去台灣了。
1965年l0月29日，孫科一行搭乘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飛機，降落在台灣松山機場。看着前來歡迎的一千多個政要名流，孫科潸然淚下。在蔣經國的陪同下，孫科一行驅車前往陽明山第一飯店。稍事休息後，孫科夫婦及兒子孫治平夫婦前往台北心圓飯店，出席馬超俊、梁寒操、鄭彥菜等人為其舉行的宴會。
孫科一踏上台灣島，為了迎合政治需要，大放厥詞。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三民主義為世界公認的良好政治主張，事實上世界各國均在遵循，隻有蝸居大陸的共黨倒行逆施，招緻天怒人怨。”
孫科在美基本與世隔絕，不再過問政治，對大陸也沒有發表過什麼過激言論。可到了台灣，“到什麼山唱什麼歌”，他沒辦法再保持沉默。而隻有大唱反調，才能融入其間，并洗刷自己對國民黨的“不忠”，以示自己與國民黨始終休戚與共的心迹。到頭來，孫科還是選擇了看蔣介石臉色行事。
在台灣，孫科因為其特殊身份，被各式各樣的人物邀請，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行程被安排得滿滿當當。而他在各個場合上的發言，基本上也都是老調重彈。盡管他不停地為台灣、為國民黨叫嚣。但内心作何感想，雖然我們不得而知。但很顯然，他多少有點言不由衷，逢場作戲，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官場上的飯不好吃．在那種場合下，少不了要說違心的話，要罵人。想想孫科當時的窘境，真是一言難盡。
孫科的這一番“表演”，也終于赢得了蔣介石的青睐，他又跟過去在大陸時期一樣，在蔣介石政府擔任這名譽高、待遇好卻沒有多少實權的高官。
1973年8月26日清晨，孫科感到胸痛及呼吸困難，于當天上午住進醫院，經診斷為急性心肌梗塞并發心髒衰竭。經過10多年的治療後，略見好轉。到9月12日清晨，孫科病情突轉惡化，昏迷不醒，一番急救後，呼吸一度恢複，但神志仍然昏迷。拖到9月20日下午，終于搶救無效去世，終年82歲。
作為基督徒的孫科，其身後事卻辦得極為“傳統”。其女兒在他的口中放了一顆大珍珠，雙手握着白玉，據說是以其定心，口袋中則放了金銀元寶，并且還為之訂了紙制的洋房、汽車和銀箱，同時又燒了許多念過經的錫箔。
參考資料
《國民黨四十三位戰犯的最後結局》，何明，中共黨史出版社
《孫科人生的最後歸宿》，韓文甯，名人傳記
《孫科和蔣介石、李宗仁之争與國共和談》，張皓，學術研究
《孫科人生的最後選擇》，韓文甯，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