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原配卢慕贞
“科儿，把笔给我。”说这话时，卢慕贞一字一顿，非常用力，似乎在做一个万难的决定。
孙科也很凝重，呈上纸笔。
“母亲……”
卢慕贞颤抖着手，落笔成一“可”字。看得见的是，封口那一横抖得不像样子，不知她的心有多么崎岖。
随后，她转身看向侍卫官郑卓，平静地说：
“我确实帮不了手，我学识不够，更不识英文，我又缠脚，行走也不方便，实在是帮不了什么忙！”
直让郑卓眼睛犯了热。这位大度包容的国母着实令人心疼!
是的，你猜得没错，
她就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位国母，孙中山先生的发妻——卢慕贞。
卢慕贞
当孙中山写信告知卢慕贞，自己在日本与宋庆龄相恋，想与其离婚，她回复了这个“可”字。
一个“可”字，虐哭国人，百转千回。
恰如你我所料，中山先生与其发妻的婚姻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
和所有旧时的中国女人一样，卢慕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中长大。
她虽生于书香世家，父亲也曾赴美经商，但其思想并不开化，对女儿进行的也是旧式家庭对于女人的教育模式。
在家庭的熏染中，卢慕贞练得女红工巧样样精通，她贤良淑德，缠脚，孝敬，听命于父母。这自然是所有父母打着灯笼都在寻找的好儿媳。
孙卢两家是世交，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又与卢慕贞的父亲交好。
当时，被哥哥接去檀香山读书的孙中山，接受了西式教育，大开眼界。西方的世界，令他的思维与格局豁然洞开。
除了必修的科目之外，孙中山还接触了《圣经》。
由于长时熏染，他接受了基督教的言说，一时有了受洗的打算。
对于孙中山的这一想法，哥哥孙眉觉得离经叛道。大哥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唯恐弟弟被西化学说骗了去，便强行将其遣送回家。
本指望弟弟回家后安然度日，没成想，他公然毁掉村上的神像!这让父母和大哥惊愕不已。
中山先生年轻时
为了让弟弟收心，哥哥提议给孙中山娶一房媳妇，指望这位不安分的弟弟有了柔情的牵绊，便能安生下来。
就这样，在父母之命的安排下，有着先进民主思想的孙中山与传统文化下谨守妇道的卢慕贞走到了一起。
他们结婚那年，她十七，他十八，豆蔻年华，正值花开，但却不是因为爱情。
但也谈不上可悲，世世代代人们就是这么活过来的。
不同的是，他的志向是要推翻旧社会，打造自由的新世界。而她，注定不能自主，她的使命是，以夫为重，随夫漂流。
这是她所遵从的文化属性对她的要求，她的思维与眼界局限于此。虽勤俭隐忍持家，不求回报，但谨此小我的付出，注定不能与中山先生志同道合。
婚后仅三个月，中山先生便启程，去香港进行深造，这时，先生的理想是学医救国。
她的好还是让孙中山感觉到了歉意。她在他求学期间将父母照顾得稳妥舒服，家里家外，井然有序。
而他每次省亲回家，返回时都要穿着她亲手做的新衣和鞋袜。母亲身上的衣服，大多也是源于她的巧手。
无疑，这样的好儿媳，公婆自然是欢喜无比的。
有一次，孙中山带回一个日本的牧师，父母本就极其反感儿子醉心西式文化，见到牧师，自然是冷脸相迎。
但卢慕贞婉言相劝后，父母便缓和了态度，临行前，那位日本牧师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尤其是，在中山先生的父亲病重之时，她日日守在榻前，亲手调羹喂药，直把孙中山给感动得生出柔情来。
就这样，他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孙科，一家人在一起，有了那么点其乐融融的味道。
故事发展到这里，如果按岁月静好的理想，田园归趣，相敬如宾。丈夫学医，而后悬壶济世，也不失为一幅完美的画面。
中山先生一家
但，她的丈夫是孙中山，如果就此打住，不再发生逆转，世上可能会多一位名医，但中国，却会少一位国父。
在香港学医毕业后，孙中山在澳门、广州一带行医。
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思想先进的有识之士，并与他们共同策划了洋洋八千字的《上李鸿章书》。
这份上书针砭时弊，情真意切，先生将自己关在家里，写了十几日，并与陈少白反复修改。
当时正值甲午战争， 李鸿章无暇观看，致使孙中山一度失望。种种努力华为泡影之后，孙中山悟到，行医救国，此路不通。
自此，中山先生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在香港，他建立了兴中会总部，誓词为“驱除挞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
1896年，兴中会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清政府开始大肆捕杀革命党人，消息传到家乡，卢慕贞感到莫名惊慌。
无奈之下，她上下通融，筹钱打点前来缉捕的官兵。最终，在同乡的帮助下，卢慕贞携一家老小，成功出逃。
彼时，儿子四岁，女儿尚在襁褓之中。一路上，卢慕贞照顾着婆婆和大嫂，牵着儿子，背着女儿，到檀香山去投靠大哥孙眉。途中，她的小脚被磨破，因生产而尚未痊愈的身体也落下了病根。
得知消息的孙中山感动不已，他知道，此前，她贤德的美名遍布乡邻，之后，由于她的贤良淑德，于家事，他更会免除一切后顾之忧。
尽管，
他概念里的家人已经突破了家的局限，他满心满意都是国人，和心心念念的民主共和。
她就这样拖家带口，从广州，辗转到香港，又从香港，找到檀香山，自此，便开始了与先生长达十二年的分离。
卢慕贞老年
十二年间，孙中山与卢慕贞只见过三次，相处不足一年半。他和她的小女儿在此间出生。
十二年间，孙中山九死一生，卢慕贞带着三个儿女，侍奉婆婆，照顾婶母，数着年华，期盼与丈夫团聚。
要命的是，她无一日不为他担惊受怕，由于孙中山不是为了革命奔波，就是在逃难的途中，或逃往日本，或去往欧美，间或被捕，她生怕自己的丈夫会在哪一刻就遭遇了不测。
1906年，大哥孙眉被弟弟的爱国之心深深打动，将多年经商积攒的财务全部用于革命事业，导致农场破产。生计难以维持之下，携家眷迁往香港。
此时，儿子孙科尚在檀香山求学，与儿子的分离勾出卢慕贞满腔的辛酸。泪眼朦胧中，她想到与丈夫经年的别离，期待现世安稳的她，恍然觉得前路茫茫，山长水远，不知归处。
其时，她已是中年，经历了半生离落。
命运，将她安排给一位时代的先驱者做了妻子，满腔的爱国心使得他的丈夫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广州起义
她虽不晓得何为民主共和，何为民族大义，但她却义无反顾，无声地陪伴，默默地承担。
分离期间，她把思念端在心里，爱越深，念越切，越是操劳得紧。
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终于结束了流亡的日子，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彼时的卢慕贞，也被授予“国母”的称号。
当她辗转抵达南京与丈夫团聚时，得到同盟会会员们的热烈欢迎，大家仪式感满满地迎接这位“中华民国国母”的到来。
这让卢慕贞深感惶恐。在“国母”的尊荣中，她感受不到无尚的荣耀，反而是一种难言的煎熬。
她对自己的小脚有一种深深的自卑，而不明国理、不通时政又让她惶然无措。
她尽可能地避开一切抛头露面的机会，而即便是躲在家里，前去拜访中山先生的人依然是络绎不绝。
中山先生与他的友人
所有去到家里的贵宾，都对这位国母异常地尊崇，这令她产生莫大的压力。
他们在一起讨论时政，探讨救国之道，热忱而热烈。她被点燃，她也想做点什么，竟什么也不能。
不到一个月，她就提出自己想回老家，明明分离了那么久，好不容易可以从容相对，安稳度日的时候，她却选择要回去。
孙中山理解妻子的想法，给了她一些盘缠。她把女儿留在了先生身边。
之后，她写信规劝丈夫，自己没有文化，帮不上什么忙，让丈夫寻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女子为妾，可有助于先生的救国大业。
面对这一要求，孙中山却不答应。随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的职务，在袁世凯的假意邀约下，携卢慕贞母女畅游北京。而这次畅游，也许是她美好的回忆之一了。
他向妻子诉说自己的愿望：“我的理想是，在中国修建20万里的铁路。”
中山先生与孩子
历史总会开玩笑，假意殷勤的背后，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
对常人而言，当丰满的理想遇到骨感的现实，最糟糕的也就是一地鸡毛。不同的是，随着宋教仁被杀，袁世凯的阴谋昭然若揭时，碎了一地的，却是中国的民主共和。
袁世凯复辟的野心惹怒了国人，孙中山愤然发起二次革命。但很快，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孙中山再次逃往日本。这一次，卢慕贞的命运发生了不可挽回的逆转。孙中山邂逅了他终生挚爱的知己——宋庆龄。
这二人是世人眼中的天作之合。极少有人知道卢慕贞，而无人不知宋庆龄。
孙中山陷入两难的境地，一边是相守多年，为自己生儿育女、操持家事、无怨无尤的妻子。
中山先生与革命党人
自己对她的感情，却是不折不扣的亲情，似乎从认可她的存在，便是以亲人的身份认可了她。
她像女儿一样孝敬他的父母，父亲去世时，她整个人瘦了一圈。母亲去世，自己紧赶慢赶没有见老人家最后一面，也是她来操持母亲的后事。
这样的亲人，若说弃之不顾，怎么也难说服自己。
另一边是相见恨晚的知己。她代替她的大姐宋蔼玲来担任自己的英文秘书，妙龄慧思，学贯中西。而自己年近半百才与之相遇，又如何甘心与其失之交臂!
宋庆龄年轻时
没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宋庆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不可能接受作妾的。而自己，又何尝不是基督教徒?
再说，凭宋庆龄的学识与认知，即便不是基督教徒，又怎能甘于做妾，与人共侍一夫?
再说，自己和同仁们九死一生打破旧时代，开辟新纪元，不也是为了自由民主，打破封建帝制中三妻四妾的封建格局吗？
可是，这意味着自己不能两全。
他实在舍不得离开宋庆龄，于是，派孙科与侍卫官郑卓拿着自己手写的信来找卢慕贞。
信中陈述了自己遇到宋庆龄的事实，询问妻子可否与之离婚。
卢慕贞颤抖着双手看完了这封信，回信上，挥笔一个“可”字，解了三人的纠结。
可以想见，那个特殊的年代给这位懂事的中国女人留下的历史疤痕尽在一个“可”里如泣如诉。
她爱他爱得义无反顾，没有自己。
同盟会中，盟友们对孙中山的离婚是完全持否决态度的。而这时，只有卢慕贞出面，才能化解这个局面。
他遣人将卢慕贞接到日本，一来，是为了办理离婚手续，二来，是为了说服自己的盟友，让其改变认知，接受木已成舟的事实。
宋庆龄
卢慕贞是这样表态的：
“这些年，为了他的革命，我奔波劳碌、提心吊胆，这样的日子我早不想过了，我只希望在家乡安度。既然现有人照料身边的生活，且有助于政治，我当然愿意成全其事，答应与孙先生离婚。”
当事人既是如此的态度，旁人竟也不好再说什么。
就这样，他与她在密室谈了好久，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谈什么。
孙中山的歉疚无疑是凝重的，他对她说:你永远是孙家的人，孙科永远是你的儿子。
之后，他按时供给她生活费。书信往来中，全然是寻常夫妻的家常，是亲人的笔触。
她和宋庆龄以姐妹相称，而对于大了宋庆龄两岁的儿子，他告知，要尊敬继母。
她说：愿先生与我一别两宽，各寻良人。
之后，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而卢慕贞并没有再寻良人，而是守在澳门的孙公馆中，孤然飘零，孑此一生。享年85岁。
中山先生像
她说：我爱你是真的，但总不能阻止你奔向比我更好的人吧？默默地隐忍，默默地千回百转，也只有自己，才能深解这一分滋味。
作为新时代的后人，
我们自然不能以现代的社会标准去评判彼时的选择。
他们所处的时代，其实是一个相对尴尬的状态。
比如，即便如孙中山、鲁迅这样的先驱，也还是不敢违拗父母的意志。
这自然跟个人是否孝敬相关，但，更多的是，几千年的积习给人的认知留下的思维定式。
这种捆绑，不仅在被压迫者身上显而易见，在反抗其压迫的灵魂人物身上也同样不能免其迫害。
恰如两军交战，我们眼见的是荷枪实弹，眼不见而唏嘘于心的，却是新旧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
总是有人要牺牲的，不止是战场上。
孙中山与宋庆龄
对于卢慕贞而言，她在离婚时按手印的认真与庄重，其实是有些壮烈成分在内的。他爱丈夫是真，爱屋及乌，敬其丈夫的建国之志，成全其革命伴侣之悲悯，谁又能否认，这不是为了民族大义呢？
如果在现代，在这样伟岸的历史人物身上，应该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