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踐行「動态清零」政策的國家，也是疫情控制最為有力的國家。
而為這個全世界最牢固的疫情防控體系奠基的便是基層防疫人員，他們并不直接參與診治患者，但每一個密接、次密接、感染者、疑似感染者都要由他們來篩查、采樣、送檢、轉運、隔離、跟蹤、調查。
英雄的稱号并不總屬于這個平凡的群體，沖上前線時，他們總會被形容為高尚、無私、無怨無悔，但平常的日子裡，他們是小題大做、死闆、不專業、态度冷漠的基層工作者。
更多的時候，他們也隻是普通人，接觸陽性感染者時會恐懼，白天黑夜連軸轉時身體會吃不消，指令不明确時會抱怨，兩年如一日的高壓工作會搖動信念，耗盡激情。
不能按時吃飯、連夜篩檢送樣、一天 600 個流調電話、累到躺在地上……隻是基層防疫人員工作中可見的部分，我們看不到的是長達兩年以新冠病毒為圓心的生活。感染者尚有康複日，防疫沒有停歇時。
就在前幾天，著名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專家曾光在接受楊瀾采訪時說，「疫情中的個體權力是一個廣泛的課題，不光針對病人，還有參加防疫的整體隊伍……我就聽說，有些地方新冠病人沒死，但是我們的人累死了，拼消耗，拼人們不睡覺、連續超負荷地工作，我不贊成這樣，應該講究的是科學防疫」。
本文的主人公李力是一名 90 後基層防疫工作者，他來自疫反複無常、多次封控的邊境小城，疫情前是一名普通醫生，在新冠大流行的兩年時間裡，他輾轉于各隔離酒店和城鄉社群之間，負責采樣相關工作，接觸過守邊「将士」、網格員、支援隊伍、流調人員、公職人員、感染者以及被疫情影響的普通居民。疫情改變了這裡的每一個人。
我們試圖還原這群不被看見的人們的真實生活。
以下是他的口述。
712 個日夜
我是 2020 年 1 月 23 日開始加入防疫工作的，至今已經 712 天。
其實，基層防疫人員的工作技術含量并不算太高，盡管我們都有醫學背景，但疫情需要我們做的，大多是枯燥乏味的重複性體力勞動，有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包括我在内的幾位醫生主要任務就是爬樓。
我們要為片區内出行不便的居民提供上門采樣服務，要是光采樣也簡單，難的是，要穿着笨重的防護服爬樓，爬樓半小時采樣 5 分鐘，20 多位居民分散在十多個檢測點，我們騎着小摩托穿梭在我們負責的片區内，跑來跑去，爬上爬下，就隻為了二十管标本，這樣的生活，兩天一次循環了 3 個月。
我們這裡今年冷得晚，10 月的平均高溫還有 27 度，中午熱起來後，不透氣的防護服裹在身上，全身都是汗，熱得難受，人一直是暈乎乎的，來來回回步子根本踩不實，随時都可能會暈過去。那一天，我們六個人從早上九點忙到了下午三點，終于能踏實吃了頓午飯。
7 月又爆發了一輪疫情，被隔離人員的檢測項目和頻率增加了兩倍，我被臨時調到了隔離酒店采樣。最令我頭疼的工作，其實是填表。那時報表由 5 個變成了 12 個，收表的微信群有七八個，工作交流群有幾十個，删也不能删，看也看不完，也沒有一套通行規範，一下說這樣報，一下說那樣報，我每天都在報資料，頭都大了。
人總是越瀕臨崩潰就越容易出錯，越出錯就越容易崩潰，那時，我白天采樣忙得腳不離地，晚上頭昏腦漲地填表，夜裡會不受控制地胡思亂想，壓力大到徹夜難眠。
沒有假期，連軸工作，通宵失眠，那段時間，我無數想着，忙過這一陣就離職，哪怕下海做生意呢。
現在想來，得虧沒離職，身邊做玉石生意的朋友到現在手上還壓着貨，交着店面租金，幾個月沒收入了。
我的一位好友在應急采樣隊，他們第一天出門采樣的目标，是連着的三幢出租房，每幢有四五十個房間，像這樣的出租房，一般每個房間要采三四十管标本，别墅要采七八十管，取樣點包括電話、手機、桌子、床、垃圾桶、煙灰缸、門窗、拖鞋、水杯、充電線......反正隻要人摸得到地方，他們都要編好号，采好樣并送檢。
2021年9月25日，福建廈門蓮薇社群上門為行動不便居民進行核酸檢測采樣
人能接觸到的并不隻這些物品，聽他講，他們還采過貓、狗、兔子，年輕人把寵物們養得胖墩墩的，走路都困難。三四十斤的狗子看起來挺兇，我很擔心好友被它咬到，畢竟要拿着棉簽「侵犯」它的屁股、嘴巴、鼻孔、毛發，結果好友說，小憨包溫順得很，就是太胖了，得兩個人才能抱得動。
也有難纏的動物，7 月，一位感染者在隔離治療前把狗委托給朋友照看，結果後來朋友夫婦兩人也确診了，狗跑了出來，防疫人員不得不全城找狗。
任何有可能出現病毒的地方，不管是自首回來的人，還是工地的磚頭、邊境的鐵圍欄、地裡的青菜、緬甸流過來的河水，他們都采過樣。
我們基層工作者的待機時長是 365 天X24 小時，被召喚的時間，可能是半夜三點，也有可能是烈日當頭的正午。吃不上飯，睡不着覺是常态，我曾經在 48 小時内連續出了兩次任務，最終隻睡了一小時。
作為醫務工作者，為了結束疫情，短期高壓工作是我們分内之事。隻是誰也沒想到，兩年了，疫情并沒有休止。
巨變
細數這兩年來的經曆，的确多有波折，無數個出任務或是輾轉難眠的深夜，我如同阿慶嫂一般一遍又一遍地向朋友訴苦，但此刻靜下心來問一問自己「累嗎？」答案卻不是那麼肯定了。
前幾年，為了看一眼西湖，我攢了幾年的年假來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那時，我先後坐了近六十個小時的汽車、火車，輾轉了 4 個城市，最終見到了課本中的盛景，累得痛快。
相比起來，每一次任務也不過是一次跋涉的經曆，實話說，像我們這樣處在當打之年的年輕人，少睡幾宿、少吃幾頓就叫苦連天，不免太過矯情。
但逞強也沒有意義，對于一座城市和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花費幾個星期去控制一輪疫情，便可收獲一次勝利，而對我們這樣的防疫人員來說，新冠的另一個名字，叫生活。
兩年來，疫情侵吞了我全部的精神和現實世界，它将我從一個普通醫生的生活中完全剝離出來，然後框死在了一個一切由新冠定義的時空裡。
兩年來的每一天，我的每一頓便當，每一次任務，每一次談話，我穿的隔離衣，住的隔離酒店，以至目光所及的一切都與新冠相關，甚至在國内沒有大規模疫情的時候，我依然會通過各種方式搜尋着全球疫情和新冠藥物、疫苗、政策的消息，我想知道新的一天會不會出現一種新的希望，能将我從疫情中拯救出來。
希望并非沒有出現過，從疫苗到藥物，從封城到全員核酸，從阿爾法到歐米克戎，病毒一次又一次地擊潰了我的信念。
難得能讓我逃離新冠的，是煙、酒和手機。
2021年12月25日，陝西西安核酸采樣隊上山下溝給村民核酸采樣
在過去兩年裡，我隻在家住過 2 個月，其他時間，都輾轉于隔離酒店、方艙及城鄉社群。
我曾經呆過的隔離酒店樓下的一家小超市的酒，快被我的同伴們買空了。沒有下酒菜，幾人坐在一起，便當就酒，聊一聊今天的見聞，侃一侃大山，就能打發晚上 6 點以後漫長而又無聊的時間。
我不怎麼喝酒，偶爾喝一瓶啤酒，但我抽煙，疫情期間一天兩包，抽的太兇了，跟人講話直咳嗽，牙齒也變黑了。
我仿佛一隻被關在籠子裡的鳥，疫情前，工作之外我生活的關鍵詞是，旅遊健身社交，防疫生活裡，取而代之的是，郁悶、煩躁、失眠、心慌，那些給予我精神慰藉的活動幾乎沒有實作的可能，我家裡有啞鈴，瑜伽墊，但 3 月至今，我回家的全部時長加起來不超一個月。
實在悶得無聊的時候，我就抱着手機瘋狂跟幾十個朋友聊天。
沒有大規模疫情的時候，工作本身真的稱不上累，但我的精神力已被耗盡，飯菜不合口味導緻的腹瀉，心慌失眠、抽煙喝酒以及無處排解的精神壓力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最近，我的老毛病濕疹複發了。
倦怠
用「崩潰」這個詞來形容基層防疫工作者的心态，未免太激烈了，一個更為貼切的詞是倦怠。
兩年來，基于對病毒威力的感覺、缺乏激勵以及價值感的消解，大家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些「默契行為」。
以我自己為例，比起測體溫，我會更看重核酸和抗體檢測，是以如果出現體溫漏測，我并不會十分在意。
在采樣時，我的同伴們曾指責我不注意個人防護，在他們看來，穿雙層防護服、摘下手套後用七步洗手法洗手、像用水一樣使用酒精噴防護服，是徹底切斷傳播風險的關鍵。但在我看來，如果取樣操作過程規範，并不需要過度謹慎。
2021年2月2日，在河北省石家莊新樂市新開社群衛生服務站内，醫護人員正在對重點人群進行新冠疫苗接種。
我也曾見過流調人員，隻戴着 n95 口罩與被排查人員對話，比起物品，人的傳播風險顯然更高。
我和我的同僚均未被感染，某種意義上，我們是最能感受病毒「傳播力」的一群人，大多數陽性感染者，都要由基層防疫工作者經手檢出，而兩年來的直接接觸經驗，構成了我們對病毒的了解的一部分。
疫情初期，我也曾畏懼感染，但兩年下來，再高的 R0 值也吓不到我了。
另一個倦怠之處表現在「不求甚解」，我們當地已經進行了幾十次全員核酸檢測，但仍有檢測者因不了解雙采雙檢是采了鼻咽拭子後置于一單管中，而按照混檢的舊例，将三五人的标本置于同一試管中。
在我們的教育訓練指導課程上，各級專家給出的規範并不統一，但這樣的差異隻有這些我們上課的「學生」知道，我也曾試圖指出這些不同之處，但很多朋友提醒，作為執行者，規範和标準的制定，并不在我們職責範圍内，我就是納悶兒，專家之間難道沒有交流嗎？
自參加防疫工作以來，我本人并沒有獲得額外的補貼，但有堅守在隔離酒店的朋友獲得了 300 元補助，高強度的工作卻得不到應有的激勵是群體性倦怠的原因之一。
但這些補助或許應該給臨時工和失去生計、被隔離在家的普通群眾。
畢竟公職人員雖然辛苦，但卻是這座城市中收入最穩定的群體。這并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事，反而是我工作逐漸喪失激情的關鍵原因，比起其他已經或正在「戰勝疫情」的城市，我們的努力并沒有讓這座邊境小城的居民生活得更幸福。
我也體會過那種為一座城市「清毒」的自豪，最開始的兩輪疫情，我們控制得很好，那時候我一門心思想着把病毒趕出去，讓所有人恢複正常的生活。
後來的 8 個月裡，雖然有過混亂，但大多數城市采用的管控與全員核酸的通用政策，我們也施行了，而且時間更長、檢測更頻繁，但到底問題出在哪兒，卻是我參不透的，這讓我時常感到很挫敗。
時間線一拉長，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精神上，基層防疫工作者都很難獲得價值感，敲門的網格員、填表的社群工作者、排查風險的疾控人、以及像我一樣的醫護人員，大多是為防疫貢獻分母，而分子的發現對我們而言，實在沒有什麼特别之處。
在我經手的成千上萬份樣本中，一份陽性樣本與其他陰性樣本也沒什麼不同，我的工資也不漲一分錢，第二天的我們仍要照常工作。
和解
許多自然規律是我們、專家甚至全人類都無法左右的，病毒要變異疊代，要逃逸免疫，要變得更具傳染性，我們累了，疲了，倦了，但它依然在樂此不疲地沖擊防線，挑戰我們的認知。
我漸漸明白了，我不是在短道沖刺，甚至也不算是打持久戰，客觀地講，我就是在過一種叫「新冠」的生活，新冠短期不會結束，疫情随時可能發生，但日子還長着呢，不可能靠激情硬撐，我，我們唯一能做的，便是與自己和解，将防疫當成生活來經營。
時間與經驗，已然打磨出了一個配合越來越默契的合作體系，我無法評估它的品質，隻能說，以滿足要求為衡量标準的話，基層防疫體系也在自然進化。
以前轉運小哥來取樣，最長耗時五六個小時，得等我們完成采樣後才能把标本拿走，但現在我們采完樣後會把樣本放在一個固定場所并通知他們，這樣他們就能省點時間。
工作之外，就像從學生步入社會的轉變一樣，我需要重構自己的世界。
想明白之後，我又開始徒手健身，還買了炊具，自己開火做起了飯。
我發現了另一個打發空閑時間的好辦法，那就是刷視訊領紅包，掙得不多，但長年累月做下來，肯定要比補助多，我有點後悔，要是把去年以來所有的失眠和無聊時間都用來掙錢，那也是一筆不菲的收入呢。
健身和飲食恢複後，我的睡眠品質和精神狀态也好多了，生活開始變得有意思起來，我準備把煙戒掉。
唯一的問題，就剩下了基層防疫的未來，在前幾天的一個訪談節目中，著名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專家曾光教授說，「疫情中的個體權力是一個廣泛的課題，不光針對病人，還有參加防疫的整體隊伍......我就聽說，有些地方新冠病人沒死，但是我們的人累死了，拼消耗，拼人們不睡覺、連續超負荷地工作，我不贊成這樣，應該講究的是科學防疫」。
動态清零是一個科學問題，但難處不在于科學原理，而在于如何自上而下、保質保量地傳遞和執行「科學」，試問，哪一位決策者、哪一位基層工作者不曾羨慕、不想學習那種按部就班就能篩出感染者且不影響大多數人生活的「科學」精準防疫政策呢？
我的想象中，每一座城市的防疫體系都應該是一台适合自己的「防疫機器」，這台機器可以是冷冰冰的，但一定是精密的，常态化疫情中，可以挂一檔，大規模疫情可以挂二檔，從關鍵零件到每一顆螺絲釘都知道每一個檔位自己該怎麼運作，但這台機器的最高能力等級可是是三級甚至更高，這樣才不至于用一次就報廢。
但一座城市手裡有什麼樣的零件，能組裝成什麼樣的機器，難度如何，并不是我一個螺絲釘可以想象的。
是以，如果問我「作為基層防疫人員，最需要什麼樣的關懷和支援」，我還是想告訴做夥房師傅，把飯做得好吃一些吧。
畢竟日子還長着呢。
（為保護采訪對象隐私，文中李力化名）
撰文：于煥煥
責編：徐卓君
首圖、文中配圖來源：IC ph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