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現實生活中，許多人有這樣一種心态：
他們想要大紅大紫的成功，也可以接受壯烈的失敗。
但他們
不能接受平庸而苟且的活着
，不能接受緩慢和不見效的努力，他們要的是人生的
“燃”！
其實，這種一種“社會病态”，在心理學上有一個名詞叫
“高驅高避”，
指的就是這樣一些人：他們特别渴望成功，但又特别害怕失敗。
但一般而言，獲得成功很難，是以他們更加害怕失敗。
而因為注定要失敗，他們可能會選擇一種“絢爛”的失敗而告終，以此來保住自己的面子。
這種現象，在古代的文人身上，展現的就特别明顯。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是古代文人的終生理想和人生價值。
他們夢寐以求的，是通過寒窗苦讀，有朝一日鯉魚跳龍門，參與到治國平天下的活動中，最好還要做“帝王師”，間接改變整個國家。
但是，能夠走到這一步的人，畢竟少之又少。大部分還是在奮鬥的過程中成為了炮灰、分母。
于是，因為成功渺茫，一些人開始設定了這樣的人生目标：
如果不能治國平天下，
還不如主動去尋求漂亮點的“失敗”，以青史留名。
人們能産生這樣奇怪的想法，可能還要歸功于宋太祖趙匡胤。
在宋朝以前的五代時期，天下是武人的天下，他們對文人說貶就貶、說殺就殺，視之如草芥。文人隻是武人的陪襯，對天下事持觀望态度。
但宋太祖趙匡胤在總結五代滅亡的曆史教訓之後，認識到了天下治理與文人關系的重要性：
打天下需要在馬上，但治天下還是需要這些讀書人。
于是，宋朝就有了
“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之說。而從此以後，文人的責任意識空前高漲，他們有理由憧憬自己的絢爛人生。
北宋思想家張載說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文學家範仲淹說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以上這些，都是文人主體意識和責任感爆棚的展現。
是以，像蘇轼、歐陽修這種文臣，
雖然一生仕途坎坷，幾經貶斥，四處流放，但卻能矢志不渝，始終不改對皇帝和朝廷的忠誠。他們即便是失敗，也要敗得漂亮，敗得高潔。
在後來的明朝，雖然朱家天子設定了各種各樣的嚴刑峻法，其中包括可将人斃命的廷杖制度
，但不惜一死也要剛猛直谏、青史留名的臣子，甚至比宋朝還要多。
比如被朱棣滅了“十族”、連坐847人的
方孝孺
，雖然他的個人大義實作了，他的忠誠也流芳百世，
但他的“一死了之”不能吓死朱棣，更救不了朱允炆。從某種角度看，這反而逃避責任、禍害他人的行為。
不過，許多讀了聖賢書的人，卻都是這麼想、這麼做的，隻不過做法不如方孝孺狠，這是他們要的一種“範兒”。
年輕時代的李鴻章，身上同樣具備這樣一種
“範兒”。他年紀輕輕時，竟然已經想到了如何敗得漂亮。
1840年，對于清朝來說是個大災年，但對于李鴻章而言，卻是個吉祥年。他少年得志，
18歲就考中了秀才，還即興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暮鼓晨鐘入聽來
，思前思後自徘徊。
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須防白首催。
萬裡請纓終子少，千秋獻策賈生推。
愧予兩字功名易，小署頭銜斐秀才
。
很顯然，年輕時代的李鴻章，有着非同一般的人生抱負，但也有着許多青年人身上的矯情：他當時的人生偶像，竟然是西漢時的賈誼。
賈誼的文采與見識，深受後人贊歎，但他因屢次剛敢直谏而得罪了皇帝和重臣，最後被一貶再貶，33歲就郁郁而終，一生不得志。
在當時困頓的時局下，李鴻章最開始立志要做的，不是腳踏實地解決實際問題的實幹家，而是舞文弄墨、賣弄才情的文人。
選擇了前者，他可能會被人罵為“賊”，但當時大清更需要的是這樣的人；
選擇了後者，他可能會以幾篇書生意氣的文章流芳百世，但除了給後來的學生們增加一篇必備課文，又能給國家帶來什麼呢？
後來，李鴻章帶着這種酸溜溜的“文人氣”，從20多歲晃蕩到了年近40歲，他終于成為了一個少年得志、中年迷茫的失意文人。可這樣的人生，除了讓他顧影自憐，又有什麼用呢？
好在，從37歲投奔曾國藩開始，他終于目睹了實幹家曾國藩是如何一點一滴調教出強大的湘軍來的。3年之後，他開始組建淮軍，開始了自己的騰飛之路。
做一個“經世緻用”的實幹家，遠比做一個矯情的失敗者更難，這樣從人世間走一遭，也才更值得。是以說，實幹吧，不要空談，人生哪裡有什麼“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