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有这样一种心态：
他们想要大红大紫的成功，也可以接受壮烈的失败。
但他们
不能接受平庸而苟且的活着
，不能接受缓慢和不见效的努力，他们要的是人生的
“燃”！
其实，这种一种“社会病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
“高驱高避”，
指的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特别渴望成功，但又特别害怕失败。
但一般而言，获得成功很难，所以他们更加害怕失败。
而因为注定要失败，他们可能会选择一种“绚烂”的失败而告终，以此来保住自己的面子。
这种现象，在古代的文人身上，体现的就特别明显。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是古代文人的终生理想和人生价值。
他们梦寐以求的，是通过寒窗苦读，有朝一日鲤鱼跳龙门，参与到治国平天下的活动中，最好还要做“帝王师”，间接改变整个国家。
但是，能够走到这一步的人，毕竟少之又少。大部分还是在奋斗的过程中成为了炮灰、分母。
于是，因为成功渺茫，一些人开始设定了这样的人生目标：
如果不能治国平天下，
还不如主动去寻求漂亮点的“失败”，以青史留名。
人们能产生这样奇怪的想法，可能还要归功于宋太祖赵匡胤。
在宋朝以前的五代时期，天下是武人的天下，他们对文人说贬就贬、说杀就杀，视之如草芥。文人只是武人的陪衬，对天下事持观望态度。
但宋太祖赵匡胤在总结五代灭亡的历史教训之后，认识到了天下治理与文人关系的重要性：
打天下需要在马上，但治天下还是需要这些读书人。
于是，宋朝就有了
“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之说。而从此以后，文人的责任意识空前高涨，他们有理由憧憬自己的绚烂人生。
北宋思想家张载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文学家范仲淹说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以上这些，都是文人主体意识和责任感爆棚的体现。
所以，像苏轼、欧阳修这种文臣，
虽然一生仕途坎坷，几经贬斥，四处流放，但却能矢志不渝，始终不改对皇帝和朝廷的忠诚。他们即便是失败，也要败得漂亮，败得高洁。
在后来的明朝，虽然朱家天子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严刑峻法，其中包括可将人毙命的廷杖制度
，但不惜一死也要刚猛直谏、青史留名的臣子，甚至比宋朝还要多。
比如被朱棣灭了“十族”、连坐847人的
方孝孺
，虽然他的个人大义实现了，他的忠诚也流芳百世，
但他的“一死了之”不能吓死朱棣，更救不了朱允炆。从某种角度看，这反而逃避责任、祸害他人的行为。
不过，许多读了圣贤书的人，却都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只不过做法不如方孝孺狠，这是他们要的一种“范儿”。
年轻时代的李鸿章，身上同样具备这样一种
“范儿”。他年纪轻轻时，竟然已经想到了如何败得漂亮。
1840年，对于清朝来说是个大灾年，但对于李鸿章而言，却是个吉祥年。他少年得志，
18岁就考中了秀才，还即兴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暮鼓晨钟入听来
，思前思后自徘徊。
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催。
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
愧予两字功名易，小署头衔斐秀才
。
很显然，年轻时代的李鸿章，有着非同一般的人生抱负，但也有着许多青年人身上的矫情：他当时的人生偶像，竟然是西汉时的贾谊。
贾谊的文采与见识，深受后人赞叹，但他因屡次刚敢直谏而得罪了皇帝和重臣，最后被一贬再贬，33岁就郁郁而终，一生不得志。
在当时困顿的时局下，李鸿章最开始立志要做的，不是脚踏实地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家，而是舞文弄墨、卖弄才情的文人。
选择了前者，他可能会被人骂为“贼”，但当时大清更需要的是这样的人；
选择了后者，他可能会以几篇书生意气的文章流芳百世，但除了给后来的学生们增加一篇必备课文，又能给国家带来什么呢？
后来，李鸿章带着这种酸溜溜的“文人气”，从20多岁晃荡到了年近40岁，他终于成为了一个少年得志、中年迷茫的失意文人。可这样的人生，除了让他顾影自怜，又有什么用呢？
好在，从37岁投奔曾国藩开始，他终于目睹了实干家曾国藩是如何一点一滴调教出强大的湘军来的。3年之后，他开始组建淮军，开始了自己的腾飞之路。
做一个“经世致用”的实干家，远比做一个矫情的失败者更难，这样从人世间走一遭，也才更值得。所以说，实干吧，不要空谈，人生哪里有什么“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