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有一句名言：“精神勝于武力。”而在甲午戰争前後，清朝上下卻看不到強大的精神力量。光緒與慈禧為争權而不和，大臣們為自身利益而各執一詞，普通群眾更是一盤散沙，對戰争漠然視之。甲午戰後，一位日本官員到湖北沙市，吃驚地發現這裡的官員和群眾根本就不曾聽說過剛剛打過的戰争。親曆這場戰争的一位英國人說：“此役非中國與日本戰，實李鴻章與日本戰，大多數中國人于戰事尚懵然無知也。”李鴻章也曾發出感慨，說自己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國之師”。如此散而不聚，戰争焉能不敗！
而在日本，當上層決定發動對朝、對華戰争後，原本存在很大沖突的日本政府與議會立即同仇敵忾。在思想家的勸導下，許多豪商大族表示“不參軍也要盡國民之責”，紛紛捐籌巨款。日本多數群眾也在“伸張國權”思想的鼓動下，被導向支援戰争、參與戰争，實作了“國民輿論的一緻”。從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66家報社派出114名記者、11名畫工、4名攝像師進行戰地報道，此外還有許多軍方本身派出的軍人記者，“戰争開始後不久，漫畫也罷，歌曲也罷，都反映出對中國人的憎惡”。通過煽動對中國、中國人的敵意和仇恨，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斷高漲，而且走向極端，完成了其戰争動員。正是國民意識的形成，使日本在甲午戰争中确實做到了舉“整個國家之力”。
在戰争觀念上，中國一直強調以仁義化育天下，對戰争暴力持一種謹慎乃至厭惡的态度。明太祖朱元璋就認為，軍隊和戰争好比毒藥，隻有當國家和社會有病之時才迫不得已用它來以毒攻毒。中國近代，從鴉片戰争一直到甲午戰争，清朝上下在戰争籌劃和實施上也都表現出嚴重的消極傾向，總是在被動應付，在軍事改革問題上也是典型的“好了傷疤忘了疼”，無疑與這種和平主義的軍事文化分不開。
日本則深受其武士道精神影響和西方列強的刺激，迅速地形成一種比較極端的尚武主義戰争觀，他們甚至将此役定性為“文明淘汰野蠻”，是以無論采取何種方法都符合“大義”，都是“義戰”。面對這種血腥得多、也強勁得多的戰争文化，中國戰争文化的無力充分顯現出來，無論是戰場的官兵還是後方的群眾都沒有從中找到精神動力。
在科技意識上，中華文化重道輕器，把先進科技視為“奇技淫巧”。15世紀中後期，中國就在世界上最早發明并使用了開花炮彈，然而，鴉片戰争時，林則徐卻要費盡心機從英軍那裡了解開花彈技術。過了二三十年，左宗棠西征新疆，在陝西鳳翔發現了明朝所遺開花炮彈的實物，不禁感歎：如果當年“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是以，當年北洋海軍成軍之後，技術和裝備上便都止步不前，沒幾年就被日本海軍趕超，形成艦速、炮速和炮彈威力都不如日軍的局面。
反思甲午戰争，不僅要反思戰略層面，更要反思文化層面。精神文化是人類社會的基因，文化的較量才是更深層次的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