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輩咨詢，源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為了應對增長的校園心理咨詢需求，這種重在「傾訴」和「處理情緒」的形式應運而生。
提到朋輩咨詢，許多大學生的第一反應是不信任。「專業和共情能力不足」「會洩露自己的秘密」「因為同學身份感到尴尬」等等，這些都是現實存在的疑慮。
把非專業的學生培養成能給陌生人做咨詢、能應對自殺危機的朋輩咨詢師，需要多長時間的訓練？他們和心理咨詢老師有什麼不同？
學生咨詢學生
高中時，老師喜歡說：「等你們上了大學就解放了。」
但商芃的大學生活卻不盡如人意。他好像總是被各種各樣的煩惱纏住，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疲憊、更辛苦。
他想和朋友說說，卻怕被人說矯情。也想過要不要去學校的心理咨詢，但預約早就排到幾周以後。
直到某一天，情緒堆積到了一個無法忍耐的門檻值。他來到校園裡的「朋輩咨詢室」—— 這個他路過數次、卻因為各種顧慮而沒有進去的房間，現在近在咫尺。
他推門進入，裡面有一張沙發。正對着的桌子後坐着位年輕的咨詢師，和他一樣大，也是這所學校的學生。
商芃講了很久，一股腦把最近的煩惱全倒了出來。等他終于停下，咨詢師看着他的眼睛，認真地說：「聽你說了這麼多，我覺得你真的好辛苦。」
一瞬間，他竟然鼻子一酸，哭了出來。
這一天，「朋輩咨詢」這個陌生的概念，第一次進入商芃的生活。
朋輩咨詢是西方教育體系的舶來品，譯自英文「Peer Counselling」。1960 年代中期至 1988 年，15 至 19 歲的美國青少年自殺率翻了兩倍。為了應對增長的校園心理咨詢需求，這種「讓學生為學生做咨詢」的形式應運而生。
如果一個人有情緒問題，但又不想或約不到正式的心理咨詢，希望先在安全保密的空間裡，對同齡人傾訴一下，就可以選擇朋輩咨詢。一些學校會設定特定的房間，讓來訪者面對面交流，也有的學校是以電話、語音或文字進行。
雖然同為一所學校的學生，咨詢師會確定自己與來訪者互不相識。你不能知道 ta 的身份，但可以信賴的是，ta 的确有為你做咨詢的能力。
通常來說，成為一名正規的朋輩咨詢師，要先經過面試篩選，然後接受數十至上百小時的教育訓練，着重訓練傾聽、共情、轉介的能力。
從日常生活的情緒問題，到性焦慮、抑郁症、進食障礙、喪親，再到自傷、自殺的危機幹預，朋輩咨詢師都有所準備。
21 歲的車冉去年剛從廣東一所高校畢業，在校期間，她協助心理老師做過 20 多次朋輩心理輔導，其中有四、五例是危機情況，需要立刻進行幹預，甚至送往醫院救治。
有的學生正在實施自殺，拍了照片傳給她；也有的激動起來，拿起剪刀對着車冉。「這種時候，一般的學生已經慌了。但我自己也經曆過危機時刻，我想伸手拉住他們，就看他們願不願意把手給我。」
經驗豐富如車冉，她仍反複向我确認兩個問題：我們讨論的「朋輩」是指誰？「朋輩咨詢」具體又是何種形式？
她的疑惑，恰恰反映了朋輩咨詢在中國内地的發展現狀。這個語焉不詳的新概念，還沒有明确的形制，常常會與「朋輩輔導」、「朋輩互助」混為一談。
有學者總結朋輩咨詢的特性：重在培養個人的适應能力、不進行價值幹涉、被動等待來訪者的到來。這三點極具西方文化的特色，注定了它在我國要經曆一個漫長的消化過程。
朋輩咨詢進入中國内地，差不多是本世紀初的事情。從知網的論文檢索結果來看，2003 年起，才有人零星地探讨起它的本土化可能。
比起朋輩咨詢，内地學生更熟悉的詞是「心理委員」，每班選一個人出來擔任這個職位。設定的初衷是希望校園心理健康體系的觸角深入班級，早發現、早彙報，但這個職位在許多情況下形同虛設。
一位來自湖南的大學生表示：「我們學校的心理委員隻負責上傳下達，發發問卷，并沒有實際作用。」
一位研究者在其 2008 年的論文中提出：「在心理委員的設定思路上，應該變管理為服務，汲取朋輩咨詢的理念。」但十來年過去了，大部分高校對朋輩咨詢的探索仍在初期。
一位高校心理老師認為，是這個譯名讓一些學校的上司望而卻步。「『朋輩』這兩個字，聽起來特别不專業。其實不是，它是個準專業的東西。」
另一些學校雖然願意嘗試，卻缺少篩選、教育訓練、激勵、跟蹤的全流程，摸着石頭過河，不成氣候。
2021 年 7 月，教育部檔案要求高校按不低于 1:4000 的師生比配備心理健康教育專職老師，但這個比例仍然偏低，大約是美國的 1/3。
應對高校心理問題，朋輩咨詢會是一條可能的出路嗎？
拒絕它的理由
為什麼有些學生不願意來朋輩咨詢？
陳芸在南京一所高校讀碩士。2021 年春天，她的同系好友跳樓身亡。當她紅着眼圈下了校車，一位也在這站下車的同學湊過來和她搭話。
「那個同學用非常活潑開朗的語氣問我：『小姐姐，你為什麼哭了呀？我聽說今天有一個人跳了下去，你們認識嗎？』」
在那幾天裡，這樣的對話屢次發生，幾乎耗盡了她的精力。甚至連國中同學也來盤問她：「你那個同學跳樓，是不是被老師壓榨了？是不是選錯了專業？」
在這種環境裡，陳芸很難相信，自己能從所謂「朋輩」身上獲得支援。
不是沒有渴盼。她希望有一個「像容器一樣」的朋輩來聽自己傾訴痛苦，這個人「要真誠善良，不要試圖把自己投射進來」。
「但能做到這個定義的人太少了，」陳芸對此并不抱希望，「而且，我也不想要别人變得不快樂，他們又不欠我的。」
一份在西南某高校展開的調查問卷顯示，隻有 47% 的學生知道朋輩心理輔導這種咨詢方式的存在，有 50% 以上的學生表示不清楚它的效果是好是壞。
而在拒絕它的原因中，34% 的學生選了「朋輩的知識和能力不足」，是最多的一項。緊随其後的是「擔心秘密被朋輩洩露」和「朋輩太過熟悉，感到尴尬」，分别占比 27% 和 24.4%。
即使是在設定有獨立、保密的朋輩咨詢室的學校，學生也可能被病恥感絆住腳步。
一位人大的同學說，她每次經過朋輩咨詢室，都會猶豫這次要不要進去，就這樣子走了好幾個來回。
「如果我進了這個小屋，被認識的同學看到了，會不會别人覺得我有什麼問題呢？我要怎麼去跟他們解釋？」
在車冉的觀察裡，她身邊的大多數同齡人對心理疾病一無所知，連基本的共情和保密都做不到，「甚至有些學生接受了科普後，還會拿心理疾病去開玩笑。」
同時，她也發現了朋輩咨詢的另一處局限：「真正有情緒障礙的孩子，可能反倒不願意跟同齡人過多溝通。他們隻會說一些不相關的，而把自己真正想傾訴的東西埋藏起來。」
2021 年畢業季，車冉去隔壁宿舍找朋友玩。朋友的床上圍了一圈厚厚的遮光簾，絲毫看不出生活氣息，隻漏出一絲台燈的光線。
憑着做朋輩咨詢的經驗，車冉立刻捕捉到了異常信号，她問旁邊人，「她多久沒有下過床了？」
對方說，「好幾天了。」
車冉趕緊拉開帳篷，把朋友拽了出來，才知道她已經一個月沒有出過宿舍，也不上課，就隻是躺在床上發愣。
朋友告訴車冉，自己其實對抑郁情緒有所覺察，但不知道可以去找誰求助。
車冉說，「你可以找舍友和老師啊。」
朋友漠然地回答，「我不想。」
某種命運的交疊仿佛擊中了車冉，她猛地想起自己的發小。
那時距離發小自殺身亡已有數月。
「兩個案例是如此相像，大家都認識那麼久、那麼熟悉」，但她們從沒有主動向車冉吐露隻字片語。
「生病的孩子不想找人傾訴」，這是車冉從實踐中得出的看法，不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事實。但如果追溯這一看法形成的前因，或許又要回到大學生對同齡人的群體印象中去。
「缺乏共情」、「不專業」、「秘密外洩」、「拿心理疾病開玩笑」，正是這些因素讓一些學生難以向朋輩開口求助。
這之後，車冉産生了一個疑問：從這樣的土壤中，真的可以誕生出能幫助同學的「朋輩咨詢師」嗎？
一個項目的開始
如果拿這個問題去問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的教授周莉，她會很肯定地告訴你：可以。
人大朋輩小屋。
圖源：「RUC朋輩小屋」公衆号
這裡是人大朋輩心理中心下設的咨詢小屋，2021 年是它的第十個年頭。周莉是這一項目的主管老師，也是學校裡《朋輩心理咨詢技巧》課的講師。
2010 年春天，周莉所屬的學生處舉辦了一場見面會，其中邀請了一位斯坦福大學的校友來推廣朋輩心理咨詢的形式。「她中文、英文叽裡呱啦的，我們聽得半懂不懂，也沒想到會有下文。」
幾個月後，在一次工作會議上，當時的學生處副處長提起斯坦福的朋輩咨詢項目，詢問大家的意見。輪到周莉，她說：「我也沒太聽明白，但應該不錯吧，畢竟是斯坦福的。」
就因為這句話，她被任命為第一次工作坊的負責人，自此開啟了與朋輩咨詢的十年緣分。
在第一次工作坊上，當練習到「情緒處理」子產品時，周莉參與了互動，扮演來訪者。
扮演咨詢師的人問她：「上次你焦慮的時候，做了什麼事情來調整你的情緒？」
她回答：「我吃了點好吃的。」
對方又問：「那麼，吃東西是怎麼讓你好起來的？」
周莉就忍不住想到那些香噴噴、還冒着熱氣的美食畫面，「一下子發現，自己的注意力從焦慮情緒上轉移走了」。
她開始覺得這個來自美國的新模式，是真的有效果的。
斯坦福模式中，處理情緒的「ICAD」四步法。
圖源：RUC朋輩小屋公衆号
工作坊結束前，有個學生走過來對她說：「周老師，我覺得這個真挺好，如果人大也有一個就好了。」
周莉想，「又有學生提議，又有現成資料，不如就把這門課報上去。」
從 2010 年最初接觸到斯坦福模式，到同年秋天舉辦工作坊、2011 年開春就開設選修課，朋輩心理咨詢在人大的推進非常順利，這得益于自上而下的力量。
當時力推這個項目的，是剛上任兩年的學生處處長張曉京。
在周莉口中，她是一位願意借鑒海外經驗，并進行本土化嘗試的老師，「她很願意讓學生參與到教育中來。那時候，在她手上負責的學生項目中，朋輩咨詢一直是受到青睐的那個。」
周莉認為，有力的行政上司，能為項目運作提供資源和保障。「斯坦福的教授能來我們學校四次，還給學生上暑課，這都和曉京老師分不開。她去推動學校層面，争取到了資金和機會。」
搞朋輩咨詢最好還要有場地，那時，心理咨詢中心已經沒有空房間了，「曉京老師就去和學生宿舍那邊溝通」，騰了兩間出來，用作咨詢室，這就是後來的朋輩小屋。
上面的上司能看到項目的價值，願意在學生心理健康上發力，下面的老師和學生也得有能力、有熱情去執行，要接得住。
當時人大在為評「雙一流」努力，搞了不少針對幹部和老師的海外研學項目，整個學校都在一種開放、國際化的氛圍中。
與周莉一起執行落地的還有一位 23 歲的同僚，是人大國際關系的大學生，剛從美國讀完心理學碩士回來，既有專業能力和國際視野，又特别能和學生打成一片。
學生們的熱情也高，「他們最開始還幫忙翻譯教材，甚至去校長面前推廣這個事情。」
自上而下的機會和資源，自下而上的需求與回報，這條上下聯通的管道，幫助朋輩咨詢在人大站穩了腳跟。
如何成為朋輩咨詢師
周莉執教的朋輩心理咨詢技巧課是小班教學，一個班 30 人左右。第一期的學生大多來自心理系和心理中心内部，他們的好評擴散出去，吸引了許多其他院系的學生來修讀。
項目運作到第三年的時候，已經在校園内小有名氣。
2012 年春季招新時，有将近 150 個學生來報名。鐘璇那時候在中文系讀大三，已經過了正常報名的年級。為了加入項目，她節節不落地來教室旁聽，「對老師軟磨硬泡」。周莉被她的熱情打動，通過了她的面試，讓她加入到項目中來。
每周，鐘璇要上 3 小時的核心課程，做 2 小時模拟咨詢練習。此外，還有 3 小時用來參加「sec」—— 一個沒有老師的練習時段，學生們需要自己開展活動，複習課堂中的知識，或讨論遇到的問題。
課堂上，最先學的就是倫理八「戒」：不要評判，不要給個人建議，不要問以「為什麼」開頭的問題，不要為另一個人的問題負責任，不要解釋；要共情，關注此時此地，先處理情緒。
如何讨論情緒，對學生來說，是第一個難題。因為很多人的成長環境中缺乏這樣的教育。
剛開始學的時候，鐘璇怎麼說都生硬，總有一股「譯制腔」。
于是，她跑去朋輩小屋，纏着不同的咨詢師聊天，觀察他們的問法。
「有的咨詢師問的就比較自然，比如『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現在的心情嗎』，但有的就很程式化。」
周莉也發現了問題，她說：「學生們學完八『戒』，一下子變得不會說話了，完全不能張嘴，一張嘴就違反一條戒律。」
「比方說，本來你聽到一個人說學習很焦慮、很卷，可能就會說『不要卷了，你放松』，或者『我也很焦慮』，去跟人家比慘。但學完八『戒』，這些都不能說了。」
課上經常有學生提問，神情疑惑：「老師，對方說的東西我已經都知道了，我不知道還要問什麼。」
周莉苦笑：「這是新手咨詢師的典型問題，說明學生的注意力還在自己身上，總是在關注『我問得夠不夠好』、『我能不能不犯錯』，而忘記給對方創造足夠的傾訴空間。」
改變是潛移默化的。練習了幾個月以後，鐘璇發覺自己的思維模式發生了變化，日常社交也受到影響。「把這種不評判的方式帶入日常對話以後，我聽到了更多朋友的分享。」
以「朋友分手」為例，她向我示範了變化的具體展現：「以前我可能有自己的立場，會說『分手是對的，你們不适合長期在一起』之類的話。但學了朋輩咨詢之後，就會更關注對方的情緒狀态，問一些類似『你來跟我說一說分手這件事』、『它對你有什麼影響』、『你現在是什麼感受』的問題。」
在 128 個小時的學習和練習之後，鐘璇終于通過考核，正式成為一名朋輩咨詢師，這意味着更辛苦也更有成就感的工作要到來了。每周，她要去朋輩小屋值班 6 到 8 小時，「很累，但确實是能得到回報，覺得可以幫助到來訪者。」
在人大讀大學的黃英很早就知道朋輩小屋的存在，去咨詢的念頭閃了好幾次，但真正進去是很久以後了。
「當時困擾我的是情感問題，我總覺得這個事情很細膩，給朋友講會有點尴尬，還是想找個咨詢師去訴說。」
當她坐在沙發上，咨詢師把「免打擾」的木牌挂在門外，關上門，四周安靜下來時，安全感逐漸包裹住黃英。
黃英注意到，咨詢師的表情随着她的叙述而變化，甚至能關注到她自己都沒有在意的細節，不斷引導她挖掘自己的情緒。
「平常和朋友說事情，大家可能會時不時看一下手機。但在朋輩咨詢中，對方是完全專注于我本身的。」
就像是一條河道，她的情緒在其中自由地流淌、延伸。
「在來之前，我很愧疚，覺得自己好像在這件事裡做錯了。但咨詢師從頭到尾都沒有評判我，她隻是一直表示了解，我的愧疚感在最後其實是被消解了的。」
黃英還記得那個夏夜，走出朋輩小屋時的感覺，「晚風吹在身上特别舒服」。
她步履輕快地去商店買了一份水果，很好吃。
困境：有解？無解？
來訪者的情緒得到釋放，作為「容器」的朋輩咨詢師該向誰傾倒？
2021 年 10 月，大二學生韓周第一次來朋輩小屋上崗，就接到了一個危機案例。對方是被輔導員帶來的，已經有了自殺傾向。
「他有點封閉自己，一直在逃避我的問題，我感覺全程都在原地踏步。」
這種低氣壓并沒有随着咨詢結束而停止。對方離開後，韓周覺得異常沉重，她被一種「沒能幫到對方」的挫敗感籠罩住了。
韓周的情況并非個例。
現實中，提供心理援助的學生很有可能被無力感、挫敗感，或是過度共情帶來的替代性創傷纏住，這些都是需要纾解、調整的負面情緒。
一位有 3 年工作經驗的朋輩咨詢師表示，剛開始接待來訪時，她自己的情緒狀态本就不好，又免不了與來訪者過度共情，被對方的負面情緒影響到。累上加累，「甚至很想把門關上，假裝裡面已經有人了」。
對此，周莉表示：「我鼓勵學生們有情緒就來心理中心約咨詢，也鼓勵他們來督導會談個人案例。」
每周一次的督導會，學生可以自願報名參與，來分享自己的案例或旁聽他人。
韓周也把這次事件對她的影響帶到了督導會上，老師對她說：「我不相信你一點作用都沒有，隻要你坐在那裡聽來訪者講完了自己的故事，那你就是有幫助的。」
這讓韓周釋然了許多，「瞬間就感覺，我沒有那麼大的責任要負，因為我确實盡力了。」
在人大對朋輩咨詢師的教育訓練體系中，也有對負面情緒的預防性練習。比如，教育訓練内容中專門有一個「self care（自我關愛）」的子產品，會教學生識别情緒耗竭與替代性創傷。上崗之前，每周的演練咨詢，也能讓學生們對未來的壓力有所準備。
除了負面情緒，做咨詢的學生還可能暴露在其他傷害之下，比如騷擾。
最早的人大朋輩小屋是和電話熱線一起開放的，但據一名參與過項目的學生透露，「有時會有人打進電話，帶着騷擾的意味，要求找女咨詢師，之後我們就把電話管道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