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曆朝曆代的統治者都深知節度使制度尾大不掉的弊病，而之是以會采納此制度，也是沒有選擇的無奈之舉，有一句話叫“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唐朝的節度使制度也是是以應運而生。
武周之後，唐朝從北魏學來的“均田制”無法适應新形勢下曆史的發展而漸漸失靈，均田制度的破壞，進而影響了唐王朝的根本軍事制度—府兵制的破産。
畢竟“府兵制”能夠玩的轉，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寓兵于農”，壯丁擁有士兵與農民雙重身份，而沒了地，農民隻能流亡，兵員也就無從談起了。在唐朝的經濟基礎動搖之後，唐中央也就不得不重新考慮傳統的“募兵制”來替代“府兵制”。
“均田制”的瓦解，除了帶來了“府兵制”的破産外，也令唐王朝的财政捉襟見肘，是以，唐朝的中央政府無法供養的起龐大的全國地方武裝，為了給中央财政減負，皇帝不得不簡政放權，将兵權下放到地方藩鎮，兵權下放後，基本供給的财權也必然要有所下放，這樣就産生了尾大不掉的節度使問題。
統治者自然知道其中的弊病，是以在制度設計的時候，也考慮到了防範機制。
像給每路藩鎮的兵力僅有一兩萬，邊境多點給六七萬，而皇帝親統着近十萬的中央軍，擁有拱衛京畿的絕對實力。而到了天寶年間，邊疆危機加深，安祿山兼任三地節度使，三地加起來擁兵近二十萬，才有了反唐的資本，但是反動叛亂的畢竟是少數的邊境節度使，多數節度使依然沒有反叛的實力。
安史之亂雖然影響深遠，也隻是印證藩鎮“尾大不掉”有威脅性的一面，并沒有嚴重動搖唐帝國的統治，晚唐的社會結構依然十分完整，聯邦式的統治依然很有市場，真正動搖唐帝國統治根基的乃是“黃巢運動”。
如果說晚唐藩鎮割據是個火藥桶，那麼導火索就是龐勳、黃巢、王仙芝等人，摧毀了唐中央的政治根基，導緻唐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均衡格局失衡，導緻了地方的坐大，進而各地有實力的軍閥趁勢而起，割據混戰不休，揭開了五代十國亂世風雲，像篡唐的後梁太祖朱溫，就是宣武軍節度使，在農民軍将晚唐打的名存實亡之際，朱溫不費吹灰之力就完成了改朝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