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日本保留了唐朝文化，中國卻沒了？唐朝正統到底是什麼？這是一個備受争議的話題。日本人自豪地宣稱＂大唐的正統在日本＂，而中國人則不以為然。究竟是中國将這些文化抛棄了，還是日本曲解了唐朝文化的本真面目？我們不妨追溯曆史的發展脈絡，探尋這個謎團的答案。唐朝時期确實是中國文化的黃金時代，繁榮的都城長安孕育出了無數令人贊歎的文化瑰寶。那些曾經輕易擷取的生活方式和娛樂方式，在漫長的歲月沉澱中為何卻消失在了中國大地？而偏安一隅的日本為何能夠＂撿＂到并＂留＂住這些獨特的文化因子？
一. 大唐盛世孕育出的美食文化
盛極一時的大唐帝國，景氣遠播，國力強盛，文化發達。當時的都城長安，更是商賈雲集，物産豐饒，繁華熱鬧非常。唐人山珍海味，應有盡有，其中最令人難以忘懷的，莫過于那道源自前朝，卻在大唐時期達到巅峰的魚生。
魚生，顧名思義，即用新鮮活魚制作而成的生魚片菜肴。其最早可追溯至上古時期，當時的先民們栖居沿海，以打漁為生，不得不将捕獲的鮮魚生吞活剝，以解饞腹之渴。漸漸地，這種食用方式便流傳開來，成為一道道地的民間小吃。及至隋唐之際，魚生已臻化境，遠銷京城。
當時的長安城内，魚生可謂無處不在。街邊小攤，宮廷禦膳，無一不以此為上品。貴族豪門們更是将魚生視為身份地位的象征，争先恐後地将魚生供給賓客，以炫耀自家的财力。久而久之，魚生在文人墨客的詩詞歌贊之下，名聲由民間走向了士大夫，成為一道極負盛名的佳肴。
李白曾在其詩作《錢唐舉酒膳》中，描寫着他與好友把盞言歡時，佳肴美馔擺滿了一桌:＂生魚玉籍飛紅塵，宮花嚲蕊踏春陰。＂詩人以＂生魚玉籍＂四字，形容魚生此道菜肴鮮嫩味美，口感悅人。而另一位大詩人杜甫也在《金縷遊苑有氣象句 》中寫道:＂嚲藏玉鱗春鮮籺，龍姿虎踞捍金鈎。＂兩人都對魚生贊賞有加，可見其地位之尊崇。
除了詩人歌頌，當朝宮中禦廚的烹饪秘笈中，對魚生的制作方式亦有專門記載。其材料除了需新捕獲的鮮活魚類，醬油和生姜均是必不可少的配料。制作時将鮮魚切成薄片，再配以醬油和生姜等佐料。這道看似簡單的菜肴，實則對食材的鮮嫩程度要求甚高。如若魚身略顯老舊，口感惡勁，便會令人難以下咽。
二. 遣唐使:日本學習大唐文化的媒介
自唐朝建立之初，中日兩國即已展開了頻繁的文化交流。在整個唐代，日本政府曾多次派遣遣唐使團前往長安，希冀能借此機會窺探中原文明的精華，為本國引進先進的制度和文化。
遣唐使的确立，緣于公元607年，當時日本國内正值亂世，戰火紛飛，朝野上下莫不希望能夠向強大的隋朝效法，實作國家的統一。于是，在推古天皇的主持下，日本第一次派遣遣隋使前往中國。經過将近一年的行程，遣隋使終于抵達當時的大都城——大興城，并深入學習隋朝的制度、文化和禮儀。由于受到隋朝的熱情接待和恩惠，遣隋使歸國後将所學所見充分傳播，推動了日本國内的極大改革。
就在隋朝剛剛被推翻之際，日本又先後派出了三批遣唐使團，分别是于唐朝武德年間、垂拱年間和開元年間。無論是使團的規模，還是通路時間的長短，都是史無前例的。其中最為著名的，要數開元二十年（732年）派出的遣唐使團。這批遣唐使由渤海國小藩王恭牒、同宗赤兒等百餘人組成，從日本出發，途經北韓半島，最終于三年後平安抵達長安城。
在長安，遣唐使們全面學習了唐朝先進的文化、制度和技藝。開元盛世的長安，作為東方的文化中心，彙聚了無數賢能之士，也孕育了大量文化瑰寶。遣唐使們如饑似渴地學習書法、醫藥、天文曆算、佛教等領域的知識，同時也向當地人請教生活方式，鑽研衣食住行的門道。不僅如此，他們還将許多在長安城流行的物件和習俗帶回日本，以期在本國得到傳播和推廣。
除了向朝廷要員虛心學藝之外，遣唐使還走訪了不少文人雅士和名門貴族。通過日常的交往和聚會，他們漸漸熟悉了長安人的生活習慣和風尚禮俗。席間，他們或賞析詩詞歌賦，或品嘗佳肴美馔，或觀摩技藝和遊戲，對長安的文化生活可謂是了然于胸。在最後的離京前夕，遺憾的是他們隻能帶走生活用品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文物和技藝卻隻能憑着記憶傳布回國。
長達三年的學習和生活經曆，讓遣唐使們對長安城愛恨交織，既向往那裡燦爛的文化，又畏懼時日流逝後再也無法親身體會。及至傳回日本，所見所聞所學都被詳盡記錄在了報告之中，并帶動了日本國内的一場新文化運動。從此，日本開始大規模學習和引進唐文化，無論是服飾、食物、建築，還是詩歌、遊戲、娛樂方式，無一不借鑒于大唐，這種風潮一直延續到了平安時代。
三. 日本式＂唐風＂:失真的文化繼承
盡管遣唐使團竭力向日本傳播唐朝的文化精髓，但在通過重重時空阻隔後，這些文化元素終究發生了一些變異和曲解。正如日式＂刺身＂與唐代的＂魚生＂所呈現的巨大差異一樣，在服飾等其他領域，日本式的＂唐風＂也早已背離了本真的唐朝風尚。
生魚片菜肴在唐朝時期風靡京城，貴為上賓餐馔，而到了日本，它卻蛻去了高貴的外衣，堕落為平民小吃。按照唐朝禦膳房的做法，魚生的配料除了生魚外，還需添加醬油、生姜等佐料，制作精細考究。而日式刺身則粗犷直率，僅僅是将生魚切成薄片，再簡單地澆些醬油或芝麻油，口味遠不及魚生那般養生馥郁。
除此之外，就連器皿的搭配也截然不同。唐人講究食器質地精美，器形設計别具匠心，富麗堂皇的餐具令食物味美觀賞；而日本人則素以樸素樸實為美，醋瓶、筷托之類的飾品使刺身的擺盤顯得略顯粗陋。由此可見，盡管兩種食物的本質都是＂生魚片＂，但日本式的刺身已經完全背離了源自唐代的魚生的本真面目。
除了美食之外，日本在服飾方面對唐制的繼承也同樣失真偏頗。平安時代誕生的＂振袖＂和＂鉸紐＂，雖然外形上都借鑒于唐裝的式樣，但已經與唐制的真谛漸行漸遠。
舉例來說，唐代婦女最為流行的服裝便是交領直裰，下穿深衣，外罩袿衫。交領系扣于頸前，遮蓋住頸項，上衫則是對襟開衩，遮掩整個胸口，可謂是相當保守端莊的打扮。而日本的振袖卻将衣領開至鎖骨，露出部分雪肩，加之袖長及地，造型飄逸開放，與唐代女性的樸素端莊截然不同。
再看鉸紐，乃是日本人仿效唐裝而設計的一種男子束帶。在唐制中，這類腰帶主要起到遮掩下體和固定衣衫的作用，故而十分簡樸平實。但到了日本，人們卻将其加以雕镂，添進了代表身份地位的紋樣刻印，與其說是服裝，不如說這已是一種身份的象征。由此可見，日本雖然在形式上模仿了唐制的舊貌，但内在的審美理念和文化内涵已與唐朝漸行漸遠。
除了服飾和美食，日本人在生活方式上對唐制的繼承也有許多曲解的地方。比如廣為人知的＂榻榻米＂，就是起源于唐人席地而坐的習俗。但日本人為了在狹小的室内節省空間，将可供人們席地而坐的草席進行提高加強，既可用作坐墊，也可當做睡榻，成為了日式家居的特色。這種做法雖然出自＂席地而坐＂的傳統，但已經大大背離了唐人的本意。
四. 文化前進中的淘汰與保留
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任何一種文化的發展程序都難免會經曆淘汰和保留。有些文化元素或因不合時宜而被抛棄，有些則被新事物所取代，隻有那些獨樹一幟、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才能穿透時空，綿延不息。
正是出于這一原因，中國與日本在保留唐代文化遺産的做法上，出現了天壤之别。在中國，唐朝的許多習俗終将在時代的洪流中被新事物所取代，但日本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影響，反而能夠将當年的唐風保留得相對完好。
不難發現，唐代的文化在日本幾乎以一種＂活化石＂的形式存在着，但在中國大地上卻早已被磨平了棱角。這一現象的根源還要從唐朝之後中國的發展曆程說起。
唐朝之後，曆經五代十國的分裂與統一，中國在北宋時期迎來了新一輪的文化發展高峰。在當時的開府大邸和市井街頭，處處可見桌椅文化的盛行，地面坐墊席地而坐的舊習漸漸不複存在。與此同時，一些獨具匠心的新的用具也在這一時期應運而生，如架桌、靠椅等，無一不是對唐代生活方式的颠覆。
由于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革，飲食文化也在這一時期悄然發生了變遷。釀酒技術在北宋達到了高峰，酒馔佳肴俨然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對菜品本身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油炸、醋漬、糖炖等烹饪技法層出不窮。相比之下，唐代盛行的魚生及其制作方式自然顯得略有單調，逐漸被新時代所抛棄。
時移世易，北宋随即被金人所滅，大宋江山幾度更疊，文化發展也被阻斷了腳步。及至到了元朝，在蒙古人統治的影響下，一系列新鮮事物接踵而至，大唐的餘煙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燒烤、火鍋、酸菜等新式美食成為當世的流行，獨具元代風味。
而在遙遠的島國日本，人們對唐朝文化的儲存卻因循守舊，始終未能突破那個時代的框框。或許正是這份頑固的保守，才使得如今的日本依舊能讓我們找到一些唐代文化的蛛絲馬迹。盡管這些遺存也許已不再具有原有的風貌，但經過時間的沉澱，它們也散發出别具一格的獨特魅力，令人向往。
五. 時空隔閡:日本借鑒唐風的局限
縱觀中日兩國在借鑒唐朝文化時所呈現出的巨大差異，我們不難發現，時空的隔閡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
地理位置的偏僻，導緻了日本對唐風的移植存在明顯的滞後性。唐朝鼎盛時期，中原文化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但這股文化浪潮卻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最終傳播到遙遠的日本列島。從遣唐使啟程至歸國，往往需耗費數年時日，這期間唐朝的新舊變遷，他們未必能及時了解。
再加上文化傳播的過程本身也充滿了重重障礙，諸如語言不通、生活環境差異等，皆使得遣唐使在學習唐文化時受阻重重。即便他們費盡心機，汲汲營營地向長安人請教習俗禮儀，但終歸無法完全還原唐代的原貌。退一步說，就算他們在長安城内親身體驗再長時日，對唐人的生活方式了如指掌，到了重返日本後，這些見聞也難免會在民族文化的重重影響下發生扭曲和變形。
此外，日本文化發展的滞後性，同樣也是造成其對唐朝文化移植存在局限性的原因。唐朝作為當世最為先進的文明古國，其科技文化的發展程度遠遠領先于當時的日本。遣唐使雖然擁有學習的熱忱，但無可避免地會因為本國文化發展水準的制約，而無法完全消化吸收唐制的精髓。
比如說，唐朝時期醫藥學的發展已經相當先進，但由于日本當時醫學理論嚴重滞後，他們在學習唐代醫術時難以徹底領會其中的精微奧妙。再如唐代的印刷術、造紙術在當時已臻化境，但在日本這些技藝卻依然停留在手工作坊的小作坊水準。種種文化發展的落差，導緻日本人對于唐代文明的借鑒存在着無法逾越的障礙。
歸根結底，日本之是以能夠留存大唐文化的種種痕迹，更多是出于其地理位置的偏僻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影響，而非有意識地去儲存這一文化瑰寶。相較之下，中國人則積極進取，勇于創新，将先進文明不斷吸納同化，并在此基礎之上推陳出新，最終使得唐代的文化在洪流中失去了原本的蹤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