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志傑
1931年,由于道泉翻譯、趙元任記音的《倉央嘉措情歌》,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單刊甲種之五在北平出版。此書既出,立刻引起國内外學術界,尤其是藏學研究領域極大反響,于道泉随之名聲播揚。《倉央嘉措情歌》也是成就于道泉藏學泰鬥地位的奠基之作。令人沒有想到的是,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情歌能夠首次被翻譯成漢英文并加以注釋,既有于道泉對藏語和藏文化的刻苦鑽研,更有許多意外因素,頗具戲劇性和偶發性效果。
1928年,“中研院史語所”成立,“史語所”所長是傅斯年。遊學歐洲歸來的陳寅恪被聘為曆史組組長,陳組長毫不猶豫地向傅所長推薦了畢業于齊魯大學,為泰戈爾做過英語翻譯,又跟随在北京大學執教的俄羅斯漢學家鋼和泰學習梵文的于道泉。傅斯年對于陳寅恪推薦的于道泉非常重視,他本人在德國時亦曾學習過梵文,與于道泉又是山東同鄉,于道泉的父親于明信乃是齊魯名士,教育界卓有成就者,因而傅斯年對于道泉的學術前景寄予很大期望。
于道泉
于道泉做“中研院史語所”曆史組助理研究員時,并未放棄北平圖書館館員職位,每周兩邊各工作三天。這期間,于道泉在為北平圖書館收集珍稀書籍時,買到一些蒙文和藏文圖書,其中最大一批是原沙灘北大一院後身、嵩祝寺天清番經局所印的那批書。其中有一部《隆多喇嘛全集》的一卷為《噶當巴及格魯巴喇嘛著作集約略若幹種目錄》。當時,藏族地區以外研究藏文的人,對藏文圖書目錄知之甚少,陳寅恪就安排于道泉把整理這部藏文書的目錄,作為入職“史語所”曆史組的頭個研究方向和任務。但是,于道泉經過了自己的學習曆程和實際研究工作之後,深感二十世紀之初的中國缺少一本指導人們學習藏文的漢藏詞典,于是萌生了編寫一本漢藏詞典的念頭。這也是于道泉在整理編寫藏文圖書目錄研究工作中,碰到過的最為棘手和實際的困難,自己面臨着那麼多藏文詞彙,尤其是佛教詞彙難以正确解釋,對一般讀者來說更是難上加難。在這種情況下,于道泉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陳寅恪,并轉告所長傅斯年。
在陳寅恪的直接上司下從事研究工作,于道泉還是非常開心的,他認為自己提出的編寫藏梵漢文佛教詞典的設想與計劃,有足夠的實踐性和實用性,在寫給傅斯年的計劃書中寫道:“藏梵漢文佛教詞典之編纂,此書拟以榊亮三郎之《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做藍本,再參考其他書,加以訂正并略為增補。按榊亮三郎之書乃抄自巴黎圖書館所藏之中國寫本,其漢文譯本錯謬頗多。餘拟依照獲原雲來之《梵漢對譯佛教辭典》加以訂正。且原書系分類排比,又無藏文索引,故檢查極為不便,今拟依照藏文字之次第重加排編,至于此書中所未載文字,拟參考德爾氏……”讓于道泉意外的是,他的這個想法被陳寅恪、傅斯年毫無餘地地否決了。這使于道泉感到十分委屈,他說,“我每次為這件事去見他(傅斯年),他一聽到我提詞典兩個字不等我把話說完,就對我說這事沒有商談的餘地,我隻好知難而退。自己的想法和所裡、組裡的上司不協調,内心十分痛苦,隻能自己業餘時間去搞。”有很長一段時間,于道泉白天坐在辦公室感到無所事事,盼望早點下班,回家後為整理一份有一萬多張卡片的藏梵漢文佛教詞典的資料,經常工作到深夜。
因編寫詞典而與傅斯年、陳寅恪産生的分歧,給于道泉帶來很多困惑與不解,甚至一度産生了辭職的念頭。後來,經過了一些思考,也慢慢了解傅、陳的做法了。于道泉認為,傅斯年當時之是以不同意讓他編寫詞典,主要是陳寅恪的意見,陳寅恪認為由“史語所”出版的書,要有一點學術水準,要編寫一部有學術水準的藏梵漢文佛教詞典,應該由一位不但對佛學有所造詣,而且對梵文也要精通的人擔任。于道泉當時對梵文剛學會字母,當然不能讓他去做這樣的工作。
詞典風波一掃而過,于道泉一面按照陳寅恪的囑托整理書目,回家之後則忙裡偷閑繼續編寫自己心目中的大詞典。然而,進所兩年依舊不見于道泉的學術研究成果,陳寅恪、傅斯年都産生了心急情緒,催他“務正業”趕快拿出過硬的學術成果。此時可能于道泉也感覺自己應該有一個拿得出手的東西,以不負陳寅恪先生的信賴與推薦,亦好在傅斯年所長面前有所交代。于是,于道泉将《倉央嘉措情歌》的漢英譯文并加注釋的著作,拿給傅斯年過目。于道泉說:“這是在曆史語言所的上司開始對我不滿的情況下,我才把以前所寫的這份我認為還有很多問題的舊稿,拿出交給了傅斯年,當作我在研究所工作的成績。随之,由趙元任記音,由我注釋并加漢英譯文的《倉央嘉措情歌》于1931年出版問世了。”為之記音的趙元任時任“史語所”語言組組長,為清華研究院五大導師之一,非常看好于道泉的語言天賦。
于道泉翻譯的《倉央嘉措情歌》
倉央嘉措,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生于西藏一戶農奴家庭,1697年在拉薩受坐床禮,成為六世達賴。1705年被污為假達賴,押往北京,去向、生死不明,成為一個永恒的謎。倉央嘉措是西藏最具代表性的民歌詩人,其中最為經典的是拉薩藏文木刻版《倉央嘉措情歌》。對于《倉央嘉措情歌》的出版,于道泉既感謝傅斯年和陳寅恪的督促,同時也對作家許地山對自己的點撥與提攜深表謝意。他曾這樣深情地回憶,“現在回想起來,若是我在山東齊魯大學暑期學校沒有結識許地山這位朋友,可能沒有人動員我翻譯”。
原來,于道泉在讀齊魯大學時,1923年夏,作家許地山應邀到學校作演講,于道泉負責為許先生往油印室送講稿印刷的工作,兩人多有接觸。其間于道泉向許地山談起關于其作品的翻譯,他問許地山:“您寫的《空山靈雨》我喜歡極了,有人把它翻譯成英文沒有?”許地山答:“沒有,但是有人寫信給我說,已經把他翻譯成世界語了。”于道泉說:“給您寫信的人就是我。”後來,于道泉把許地山的一些散文詩和那篇世界語譯文《空山靈雨》寄給了胡愈之主辦的世界語刊物《綠光》,胡愈之不僅把《空山靈雨》發表了,還寫了一封信給于道泉予以鼓勵。胡愈之和許地山都是“中國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兩人一起介紹于道泉加入該會。早在齊魯大學就已經認識的于道泉與許地山自然更加熟絡,二人往來密切。于道泉回憶:“當時,我對藏文發生了極大的興趣,設法認識了雍和宮東側北大門住的幾位藏胞,他們借給了我一間房,要我搬到他們那裡去住,《倉央嘉措情歌》這本書是我在那裡住的時候,見到的幾本使我感興趣的藏文書之一。我到許先生那裡去聊天的時候,同他談到了這本書,他聽了以後,便動員我把它翻譯出來,并說他可以替我找到發表的地方。因為這本書是藏族民間通俗讀物的一種,裡邊佛教術語和文學典故不多,經過藏族朋友的講解,内容大部分我可以了解,可是還有不少地方我一直無法搞懂。雖然我把我能懂的翻譯出來交給了許地山先生,并且請他對譯文做了一些潤色修改,可是把這樣一份我自己都對它沒有信心的譯稿拿出去發表,我覺得不太合适,是以把這份譯稿擱置了很長的時間。”
在于道泉沒有信心的時候,學術水準甚高的傅斯年和陳寅恪卻是一眼看中,沒有猶豫就着手出版發行,随即引起巨大反響,很快随着《倉央嘉措情歌》傳遍中國大地,一時風靡。《倉央嘉措情歌》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把這部西藏文學名著介紹給非藏文閱讀者,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至今仍然被稱作“最權威,也是最經典的白話譯本”,于道泉在漢藏文化交流史上的開創者地位由此而成。
1924年,印度詩人泰戈爾一行訪華,于道泉(後排左一)任翻譯
翻譯者于道泉的名字也很快在學術界和民間叫響,這對一向嚴謹的于道泉而言,總覺得還存在不少缺憾,把本來自己不是很滿意的作品發表,實屬勉強交差,況且在于道泉的心中還裝着一部難以割舍的藏漢文詞典。他曾說,“我認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于在自己面前擺着許多自己想看的書,而自己又無法看懂；使我最感幸福的就是,自己得到一定便利條件,并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可以把自己這種痛苦解除,也解決别人這一類的許多痛苦。”經過了一段的工作實踐與思考,于道泉對于傅斯年和陳寅恪的決斷有了新的認識。繼《倉央嘉措情歌》之後,于道泉相繼發表《譯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紀事及宗喀巴複成祖書》(漢、英兩種文本),《編校》,《漢、滿、藏的拉丁文轉寫》等學術價值非常高的論文和著述。
在短期内于道泉拿出這麼多震撼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使傅斯年和陳寅恪非常驚訝,也深感這位被陳寅恪認為“脾氣有點怪”的山東漢子學術潛力巨大,假以時日,定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藏、梵、滿文的大學者。傅斯年、陳寅恪有意着力培養于道泉,于是由“中研院史語所”與翁文灏和錢昌照上司組建的“國防設計委員會”聯合出資送其到法國深造。于道泉也在實際研究工作中感到自己知識和語言的欠缺,亟須到法國的大學中開闊視野,查閱更多原始資料。有機會遊學更多的歐洲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尤其是梵文、藏文以及佛教研究氛圍濃厚的德國,更是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