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悼念著名藏學家陳慶英先生！先生千古！
2022年4月11日晚，得知陳慶英先生于當日下午仙逝，悲恸瞬間襲來，不能自已。此前一周剛從一位朋友處得知先生的近況，聽說先生身體有所好轉，甚感欣慰。不料時間又是如此之快，不過幾日先生竟永辭人間，世間功德圓滿。
陳慶英先生是著名的藏學家，一生可謂大器晚成，其著作等身，桃李天下。先生與我雖沒有傳道、授業之師生緣分，但後來在我工作中所給予的解惑及關照，令我沒齒難忘。
今借文字回憶往昔與先生的一些交往之事，以表達我對先生的悼念之情！
我與先生僅有過四次面晤的機緣，但每次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2008年夏天，當時我還是青海民族大學專門史專業的一名二年級碩士研究所學生，熱愛藏族史，喜歡關注相關方面的内容，對先生的大名及業界威望亦早有了解。在學期間我和先生的小女立華又同學于民大，有同窗之情。就是這年夏天，先生到訪青唐古城西甯。一天上午，立華問我想不想随她和父親一起去拜見吳均先生。我難掩激動，這是何等的榮幸啊！吳均先生也是著名藏學家，課業中也在讀他的文章及其譯作——大名鼎鼎的《安多政教史》，能拜見吳先生這樣的大家是我從來不曾想過的。于是，借此東風，我随立華先見到了陳慶英先生。
一個炎熱的午間，和先生一行見面。立華介紹了我的同學身份，我向先生問好。初見先生印象，他屬于那種精瘦型身材，穿素色T恤，戴一副金屬架構眼鏡，臉上時時帶着微笑，說起話來不急不躁，甚是和藹可親，尤其一雙極具“富态”之相的耳朵讓我心中不由感歎他和藏學的緣分難道是“天選命定”？！那時先生67歲。
一行人到達吳均先生家，是一處老舊小區的三樓。見到當時已95歲高齡的吳先生——這位飽經風霜垂垂老矣的前輩學者，我的眼睛開始模糊，在場的人一定多少都有些觸動。此時的吳先生顯然已生活不能自理，狀态欠佳，佝偻着身軀，着黑色樸素棉服，看起來更像是寺院裡的修行者。吳先生挪着小步子，由照顧他的兒女們攙扶到面積不大的客廳與陳先生一起坐下。陳先生從随身的包裡掏出一套《吳均藏學文集》（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年12月版），指着封面上吳先生的照片給他看，向吳先生努力介紹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為老一輩藏學家們陸續都出了一套集子，現在他的那本已經出來了，特此來看望并告知先生。然後他們又聊到隆務寺，那是吳先生早年的記憶，想必那個時刻已經喚起了他某些遙遠的記憶……可那時吳先生語言表達已經不能自如，于是陳先生在紙上用藏文寫下了“隆務貢巴/貢欽”幾個字，吳先生點點頭，嘴裡重複了一下，似乎是聽明白了。時至今日，那幾個藏文文字令我記憶猶新，心裡慨歎陳先生的藏文書寫流利又娟秀，恰如先生溫潤如玉的性情……而這次，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藏語的“寺院”是“貢巴”，“大寺院”是“貢欽”。
因吳先生高齡卧床，那次拜訪很快就結束了。次年一月，吳均先生仙逝。我想吳先生最後的日子應該是滿足的。無論他的人生經曆了多少艱難坎坷，終究自己是被認可的。在世時能再見成果被集結出版，這不僅是榮譽，更是一種深切的關懷，這難道不是最大的欣慰嗎？這次拜訪，耳濡目染陳先生對前輩的尊敬，一定程度上也潛移默化着後來工作道路上的我。同年9月，西藏民族大學舉辦的“全國藏族曆史與文化暨中國民族史學會第十二次學術研讨會”，我有幸随同青海民族大學的星全成教授、導師先巴教授、索端智教授，以及另一名藏族同學前往交流學習。會上初次目睹先生的學術風采，這是第二次見面，隻是跟先生打了招呼，沒有更多交流。
再次聯系先生，已是2015年。這一年是我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工作的第五個年頭，之前幾乎一直伏案從事一些補貼圖書的編輯校對工作，沒有幾本像樣的策劃書，年輕的我始終認為所學之長尚未真正發揮出來。在這個念頭的促使下，我與同僚共同策劃了以《布頓佛教史》《漢藏史集》《賢者喜宴》《安多政教史》《覺囊派教法史》為主的“藏籍譯典叢書”，盡管隻有《賢者喜宴——噶瑪岡倉史》是新譯，其他均為再版，但我始終認為這樣的再版很有意義，無論對學界還是對其他熱愛藏族曆史文化的讀者，都為他們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讓經典重制、經典流傳。就拿陳先生翻譯的《漢藏史集》而言，1986年和1999年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後再無再版，最近的一個版本也時隔15年之久，很多讀者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書難求，隻能高價到舊書網淘。于是我通過立華聯系到先生，表達了再版的意願，先生欣然允諾，給了我很大的鼓舞。談及稿酬時，他淡然地表示有沒有都沒關系。盡管後來這套叢書的稿酬普遍不高，先生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又一次震撼到了我的心靈。《漢藏史集》是我和另一位同僚共同責編的，内容存疑處通過電話與先生多次求證，得解。從出版者的角度，就是希望盡可能地降低錯誤，對原作者、譯者，包括讀者有一個比較圓滿的交代。我深知以自己當時的學力和經驗，錯誤仍在所難免，但從态度上我們是盡全力的。總之，在這套叢書第一輯幾種圖書的影響和帶動下，後來又相繼誕生了第二輯的六種，在學界與熱愛藏族曆史文化的讀者中，“藏籍譯典叢書”得到認可。
第三次面見先生是在夏都西甯，時間是2017年9月，那時和先生已經加有微信，得知先生由立華陪同正于青海參加活動，于是等他們傳回西甯後邀請先生和立華三人一起吃飯。那時先生看起來精神矍铄、神采奕奕。飯間，先生詢問我的工作近況、選題情況，又對我講起他帶領晚輩重譯了塔爾寺著名學者、四世卻西活佛的《遍顯明志——塔爾寺志略》，文字雖不長，但這是20世紀80年代塔爾寺剛恢複開放旅遊時的第一部介紹性作品，記錄的内容都是寺院早期的一些情況，仍然有一定的資料價值，說我有興趣的話可以拿來出版。我開心又敬佩，開心于能出版大家的譯作，同時敬佩先生依舊在帶領後輩晚學躬耕于藏學之野的大家風範。聊天中，我也依稀感到先生對青海的情結，這裡不但是他的第二故鄉，也是他事業的起點和根基……飯後我們道别，先生不忘向我緻一餐之謝。這些情景至今曆曆在目。後來在該書出版的過程中，先生時常不忘向我推送有關塔爾寺的文章及影像資料，其中不乏一些早期外國傳教士留下的。
因出版建立關系，其後跟先生的交流頻次逐漸增多。2018年我又聯系先生，意欲再版先生和仁慶紮西先生合作譯注的《王統世系明鑒》，這部書後來被列入“藏籍譯典叢書”第二輯，2020年8月也如期出版。
第四次和先生的見面是在西甯的青海省藏醫院，時間是2018年7月上旬，先生在醫院做腿疾理療，立華仍陪侍左右。7月9日下午，天氣很好，我帶了鮮花去醫院探望，先生精神狀态極佳，除了腿疾行動不便。但見有客人過來，還是起身來到客廳和我說了一會兒話，話題自然還是我的出版工作。
和先生聯系的這幾年，他還先後幫我做了許多重大項目申請的專家推薦人，多數項目都順利通過審批、落地，令人欣慰。其間先生還陸續引薦了一批藏學領域的其他專家與家屬給我，比如耿昇先生、丹珠昂奔老師、王敞（王堯先生次子）、張雲老師、趙永紅老師等等，這對一個從事該領域的出版人而言，是信任和鼓勵，是對我職業生涯的饋贈。
有時我在編輯書稿時遇到困惑，也會求助先生進行解答，先生無一不回複。
2019年6月，在編校《王統世系明鑒》過程中，遇到關于著名藏史、伏藏作品《柱間遺教》發掘者的問題，參照其他譯本後發現有兩種說法，一種為蓮花生大師說，一種是阿底峽尊者說。我很疑惑，到底是誰發掘？于是從微信上向先生做了請教。因為“相傳”及其“宗教附會”等原因，無論是誰發掘，可能是個說不清的問題了。
2020年3月，在《王統世系明鑒》即将定稿之際，這部著作的第二譯者——已故的仁慶紮西先生的個人簡介仍然沒有找到，又請先生幫忙，他很快為我梳理出譯者簡介，也就是現在圖書勒口上的内容。
2020年5月，我有報考藏學專業博士研究所學生的打算，于是鬥膽緻電先生，請求其能否為我進行專家推薦，先生未推辭，甚至還跟我交代了一些報考須知，以及在今天看來最為重要、最切實際的忠告，就是學藏學必須學藏語、懂藏文，方能學好藏學。如今，我已是一名二年級的學生，越來越感到國文的重要性，它是通向另一個世界的大門，先生的忠告來自先生多年的學習與科研切身體會。我有幸垂聽，自當努力為之。
2016年《中國藏學》發表了一篇題為《著名藏學家陳慶英先生訪談》的文章，我早已拜讀過，2022年3月該文又相繼在各大公衆号轉載，再次拜讀、思考、轉發，反複回味先生的藏學之路，對後學的我，是激勵、是楷模，是學習路上努力的方向與标杆。先生以接近不惑之年的“大齡”攻讀研究所學生，日後在藏學領域又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可見先生之天才的基礎與後天所付諸之努力。
作為晚輩後學，我對先生十分敬仰，一直期待有親自登門拜訪的機緣，疫情可能是這兩年最大的問題。但轉而又想，先生桃李遍天下，加上親人、朋友等親情與社會關系，關心先生的人不少，想必退休之後一定也有忙不完的“接待”，先生也“辛苦”，輕易也就不敢打擾。逢年過節發條問候的消息，得知先生安好，足矣。
近日，先生以81歲高齡駕鶴西去，先生高壽，其高風亮節、學術風采永留人間！（中國西藏網 文/陳錦萍）
作者簡介：
陳錦萍，1983年生，甯夏鹽池人，漢族，青海人民出版社編輯一部副主任，青海民族大學2020級民族學專業，藏學方向博士研究所學生。研究方向：出版學、青海地方史、藏學。
附圖：
圖為達倉宗巴·班覺桑布 著，陳慶英 譯：《漢藏史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
圖為薩迦·索南堅贊 著，陳慶英 仁慶紮西 譯注：《王統世系明鑒》，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
圖為卻西·洛桑貝丹龍日嘉措 著，陳慶英 陳立華 王曉晶 譯注：《遍顯明鏡——塔爾寺志略》，青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