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亦曾多次通路萬瑪才旦老師，每一次都聊得很當下很作品很具體，因為從未想過會沒有再一次對談的機會。是以今天我們也想在内心重新地感受下萬瑪才旦老師，以此紀念他。
作者：藍二
編輯：王子之
版式：王威
導演、編劇、作家萬瑪才旦（1969年12月3日-2023年5月8日）
1
電影評論家王小魯曾評論說，對于藏族電影來說，要讓藏族人在電影的生産關系和權力格局中獲得主體性，當藏族導演出現，一切就已經不一樣了，這就是萬瑪才旦導演出現的文化意義。
盡管萬瑪才旦在我們今天所定義的“職場中年”時，才剛剛跨過電影的門檻，但他對于為什麼要拍電影、電影要拍什麼，從一開始就很清晰。
外部視角所拍攝的藏族電影，“對人的忽略，對藏人也作為一個生命個體的忽略是非常普遍的，無論文學作品還是電影作品你幾乎看不到一個豐富的、立體的、活生生的人，你看到的更多是表面的東西”。
身為族群中的一員，萬瑪才旦非常了解他們的細微情感，他創作出的每個人物身上可能都有自己的影子，因為他們身上所呈現的沖突正是他個人内心沖突的展現。
與之前藏地題材電影的“朝聖”、“奇觀”等标簽式的塑造不同，萬瑪才旦的藏地更日常、更世俗，通過他的文字或影像，他希望人們看到的是，藏族人與其他人并沒有什麼不同。這一點說起來似乎本該如此，但顯然我們都會被自己的認知限度所“蒙蔽”和“局限”。
這麼多年來，我們在萬瑪才旦導演的電影中，看到被電視劇吸引的小活佛，因愛情還俗的喇嘛，台上善人台下惡人的藏戲演員，被誘惑欲念一夕打敗的淳樸人，信仰被物質侵犯時甯為玉碎的老人，被生育困住的女人……
對細微而具體的人與生活的關注，讓“藏地”終于從“想象”中脫離，真正落到了地上；同時很大程度上，這也正是當更多普通觀衆有機會接觸到萬瑪才旦電影時，會覺得很好接受的原因。在這其中，藏地生活與現代視角的充分結合，在現代化中傳統所遭受的碰撞、不适、變化，既有讓非藏地觀衆能共鳴、讨論的熟悉感，也有因藏地特性而産生的驚奇的戲劇性或奇妙的诙諧感。很可看，又讓人不由自主停在其中。
當他最近一部上映影片《氣球》面向觀衆時，萬瑪才旦的受歡迎度達到一個新的高點。與女性主義思潮恰逢其時的相諧，看到女性在宗教、社會、家庭多重壓力下難以自主的選擇，即便在其他社會環境中的人們遭受的壓力或許有差異，但根本性的感受和困境完全能打通。
由此，更多觀衆們清晰感受到了萬瑪才旦藏族電影的價值。他建立起了一種交流，呈現差異化下的普遍人性，又讓普遍人性的呈現，借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思維等，具有獨特的沖擊力。
正如評論家們說萬瑪才旦：他把對藏民族文化的思考和民族性格的研究帶到了考察當代人類處境的層面，徹底丢掉了“少數民族電影”标簽。
是以，這正是關于如何做藏族電影、為何做藏族電影，萬瑪才旦導演探索的最重要方向。
當然，在視聽語言、電影符号等方向上，萬瑪才旦導演也有非常多的基于“藏地”的探索。比如關于魔幻、虛幻、超現實元素與風格的嘗試衍變。對于人們對他“寫實”與“寫意”風格的“劃線”，萬瑪才旦其實并不完全認同，他的創作根基本就是藏地這樣一種“虛幻”存在性很強的文化土壤，因而從内心中來說，他并非一個純粹的寫實主義者，從他小說和電影的創作整體來看，虛幻與現實在其中的并行存在由來已久，完全由每一次具體的内容來決定形式。而常出現的固定長鏡頭、中遠景、慢節奏叙事與鋪陳等，也有他對藏地時間空間特性、藏地環境情緒氛圍的思考。
在萬瑪才旦自己創作以及帶動兩代藏族電影人創作的過程中，藏族電影的價值在擴大。比如随着視角的普世化和創作的類型化，他們逐漸給出了關于中國“西部片”的一種新的可能性。
萬瑪才旦經常強調自己的電影隻是飛速發展的藏區的“一個點”，但時間是有魔力的，在經曆了十幾年的不間斷創作後，以萬瑪才旦為核心的藏地電影人們共同形成了對藏地時代變化的連續性記錄。比如傳統生活方式消逝成為“遺産”的過程，一定程度上在這些電影中留下了痕迹。事實上，就在萬瑪才旦最新出版的小說集《故事隻講另一半》中，時代又在繼續向前推移，藏地從農牧鄉村進入公司、咖啡館、拍電影時代的觀察，原本萬瑪才旦也将用電影實作它們。
人們常說“藏地新潮流”，在萬瑪才旦導演生前看來，這一提法暫時還隻是在區隔“很久之前外部電影人對藏族題材的創作”與“當下藏族導演對藏語電影的創作”，藏語電影創作還未到能夠提煉“方法”的時候。随時萬瑪才旦導演生前創作盛年的到來，國内電影研究者們原本非常期待在他的繼續引導下，藏族電影人們能夠形成一種“方法”；而現在，這一遺憾，得留待更多藏語電影後繼者的努力。
2
萬瑪才旦有一種很強的文化意識。
這種意識令他創作時有使命感，也有不斷的反思。
在他向外“越走越遠”的過程中，他會注意自己身上所發生的“雜糅”與“扭曲”——這些對于創作者很重要，他會借此對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進行反思，但也謹慎于他的電影反過來對藏地普通人的影響。
對于自身的成功，他亦會反思，在做藏語電影創作時，面對一個更大的群體、一個更強勢的文化的妥協。
作為敏感的創作者，萬瑪才旦會清晰看到傳統藏文化的脆弱與動搖，但同時他并不拒絕現代化，他認為因一些“以為美好”的想象而要求一個族群停留于某種面貌，是不人性的，他顯然是希望藏地人民在現代化中能夠越來越好。而在自己的電影創作中，他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加強的是多元、複雜的思考，而避免對傳統和現代的二進制對立。
在寫小說時，堅持藏語、漢語雙語寫作，在萬瑪才旦看來會使自己的思維和文字具有一種意想不到的張力。
在我們的視野中，萬瑪才旦的漢語小說有着獨特的創意和幽默，多寫會使得他被更多非藏地人了解和喜愛，顯然很有個人意義上的好處；但在萬瑪才旦看來，一方面文學在藏區仍然具有比較重要的批判現實主義功能，另一方面則為豐富和建設藏國文學和語言的層面，自己都應該更多地寫藏國文學作品。
在這種使命感的壓力之外，萬瑪才旦的文化意識，其實使得他也期盼個體的存在。“作為一個創作者，我确實希望自己的身份能夠去族裔化、去地域化，還原為一個客觀的、純粹的創作者的身份”，這番話，他曾在十幾年間的不同時候多次表達。
事實上，萬瑪才旦導演正在抵達這一目标。在他的電影以更強的類型化獲得大衆的認知，在他超越藏語創作身份成為更廣泛年輕影人的導師，在他的趣味和創意被更多文學愛好者們發現，在他又一次将生活遷徙到了華東的新藝術氛圍中，都在展開更多新的可能性。最遺憾的，也正是人們失去了繼續發現萬瑪才旦的可能。
但我們還想說，即便去除掉所有這些标簽，在萬瑪才旦老師身上，亦展露出值得人們尊敬的，生命個體的韌勁與豐富。他作為一個普通人的一路挑戰，對自己理想的堅定，持之以恒對他人的善意，這亦都值得我們懷念。
感恩、感謝萬瑪才旦導演，思想、文學與電影會永存。
專訪導演萬瑪才旦：我迷戀故事和人性的複雜
萬瑪才旦《氣球》，一部藏地電影擊穿大衆
等待萬瑪才旦導演最後的新片，《雪豹》與《陌生人》。
外部參考資料：
中國電影新勢力——萬瑪才旦訪談，《電影藝術》，2005年
萬瑪才旦：真正心靈的回歸很難，《羊城晚報》，2014年
萬瑪才旦X何平：“他們一直就是那樣真實地活着的”，《花城》，2017年
萬瑪才旦：藏文化與現代化并非二進制對立，《當代電影》，2017年
萬瑪才旦：高原劇場和電影藏語，《當代電影》，2019年
萬瑪才旦：從《故事隻講了一半》談創作，“苗博微信公号”，2022年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