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亦曾多次访问万玛才旦老师，每一次都聊得很当下很作品很具体，因为从未想过会没有再一次对谈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在内心重新地感受下万玛才旦老师，以此纪念他。
作者：蓝二
编辑：王子之
版式：王威
导演、编剧、作家万玛才旦（1969年12月3日-202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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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评论家王小鲁曾评论说，对于藏族电影来说，要让藏族人在电影的生产关系和权力格局中获得主体性，当藏族导演出现，一切就已经不一样了，这就是万玛才旦导演出现的文化意义。
尽管万玛才旦在我们今天所定义的“职场中年”时，才刚刚跨过电影的门槛，但他对于为什么要拍电影、电影要拍什么，从一开始就很清晰。
外部视角所拍摄的藏族电影，“对人的忽略，对藏人也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忽略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文学作品还是电影作品你几乎看不到一个丰富的、立体的、活生生的人，你看到的更多是表面的东西”。
身为族群中的一员，万玛才旦非常了解他们的细微情感，他创作出的每个人物身上可能都有自己的影子，因为他们身上所呈现的矛盾正是他个人内心矛盾的体现。
与之前藏地题材电影的“朝圣”、“奇观”等标签式的塑造不同，万玛才旦的藏地更日常、更世俗，通过他的文字或影像，他希望人们看到的是，藏族人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一点说起来似乎本该如此，但显然我们都会被自己的认知限度所“蒙蔽”和“局限”。
这么多年来，我们在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中，看到被电视剧吸引的小活佛，因爱情还俗的喇嘛，台上善人台下恶人的藏戏演员，被诱惑欲念一夕打败的淳朴人，信仰被物质侵犯时宁为玉碎的老人，被生育困住的女人……
对细微而具体的人与生活的关注，让“藏地”终于从“想象”中脱离，真正落到了地上；同时很大程度上，这也正是当更多普通观众有机会接触到万玛才旦电影时，会觉得很好接受的原因。在这其中，藏地生活与现代视角的充分结合，在现代化中传统所遭受的碰撞、不适、变化，既有让非藏地观众能共鸣、讨论的熟悉感，也有因藏地特性而产生的惊奇的戏剧性或奇妙的诙谐感。很可看，又让人不由自主停在其中。
当他最近一部上映影片《气球》面向观众时，万玛才旦的受欢迎度达到一个新的高点。与女性主义思潮恰逢其时的相谐，看到女性在宗教、社会、家庭多重压力下难以自主的选择，即便在其他社会环境中的人们遭受的压力或许有差异，但根本性的感受和困境完全能打通。
由此，更多观众们清晰感受到了万玛才旦藏族电影的价值。他建立起了一种交流，呈现差异化下的普遍人性，又让普遍人性的呈现，借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思维等，具有独特的冲击力。
正如评论家们说万玛才旦：他把对藏民族文化的思考和民族性格的研究带到了考察当代人类处境的层面，彻底丢掉了“少数民族电影”标签。
所以，这正是关于如何做藏族电影、为何做藏族电影，万玛才旦导演探索的最重要方向。
当然，在视听语言、电影符号等方向上，万玛才旦导演也有非常多的基于“藏地”的探索。比如关于魔幻、虚幻、超现实元素与风格的尝试衍变。对于人们对他“写实”与“写意”风格的“划线”，万玛才旦其实并不完全认同，他的创作根基本就是藏地这样一种“虚幻”存在性很强的文化土壤，因而从内心中来说，他并非一个纯粹的写实主义者，从他小说和电影的创作整体来看，虚幻与现实在其中的并行存在由来已久，完全由每一次具体的内容来决定形式。而常出现的固定长镜头、中远景、慢节奏叙事与铺陈等，也有他对藏地时间空间特性、藏地环境情绪氛围的思考。
在万玛才旦自己创作以及带动两代藏族电影人创作的过程中，藏族电影的价值在扩大。比如随着视角的普世化和创作的类型化，他们逐渐给出了关于中国“西部片”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万玛才旦经常强调自己的电影只是飞速发展的藏区的“一个点”，但时间是有魔力的，在经历了十几年的不间断创作后，以万玛才旦为核心的藏地电影人们共同形成了对藏地时代变化的连续性记录。比如传统生活方式消逝成为“遗产”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在这些电影中留下了痕迹。事实上，就在万玛才旦最新出版的小说集《故事只讲另一半》中，时代又在继续向前推移，藏地从农牧乡村进入公司、咖啡馆、拍电影时代的观察，原本万玛才旦也将用电影实现它们。
人们常说“藏地新潮流”，在万玛才旦导演生前看来，这一提法暂时还只是在区隔“很久之前外部电影人对藏族题材的创作”与“当下藏族导演对藏语电影的创作”，藏语电影创作还未到能够提炼“方法”的时候。随时万玛才旦导演生前创作盛年的到来，国内电影研究者们原本非常期待在他的继续引导下，藏族电影人们能够形成一种“方法”；而现在，这一遗憾，得留待更多藏语电影后继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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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才旦有一种很强的文化意识。
这种意识令他创作时有使命感，也有不断的反思。
在他向外“越走越远”的过程中，他会注意自己身上所发生的“杂糅”与“扭曲”——这些对于创作者很重要，他会借此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但也谨慎于他的电影反过来对藏地普通人的影响。
对于自身的成功，他亦会反思，在做藏语电影创作时，面对一个更大的群体、一个更强势的文化的妥协。
作为敏感的创作者，万玛才旦会清晰看到传统藏文化的脆弱与动摇，但同时他并不拒绝现代化，他认为因一些“以为美好”的想象而要求一个族群停留于某种面貌，是不人性的，他显然是希望藏地人民在现代化中能够越来越好。而在自己的电影创作中，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加强的是多维、复杂的思考，而避免对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
在写小说时，坚持藏语、汉语双语写作，在万玛才旦看来会使自己的思维和文字具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张力。
在我们的视野中，万玛才旦的汉语小说有着独特的创意和幽默，多写会使得他被更多非藏地人了解和喜爱，显然很有个人意义上的好处；但在万玛才旦看来，一方面文学在藏区仍然具有比较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功能，另一方面则为丰富和建设藏语文学和语言的层面，自己都应该更多地写藏语文学作品。
在这种使命感的压力之外，万玛才旦的文化意识，其实使得他也期盼个体的存在。“作为一个创作者，我确实希望自己的身份能够去族裔化、去地域化，还原为一个客观的、纯粹的创作者的身份”，这番话，他曾在十几年间的不同时候多次表达。
事实上，万玛才旦导演正在抵达这一目标。在他的电影以更强的类型化获得大众的认知，在他超越藏语创作身份成为更广泛年轻影人的导师，在他的趣味和创意被更多文学爱好者们发现，在他又一次将生活迁徙到了华东的新艺术氛围中，都在展开更多新的可能性。最遗憾的，也正是人们失去了继续发现万玛才旦的可能。
但我们还想说，即便去除掉所有这些标签，在万玛才旦老师身上，亦展露出值得人们尊敬的，生命个体的韧劲与丰富。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路挑战，对自己理想的坚定，持之以恒对他人的善意，这亦都值得我们怀念。
感恩、感谢万玛才旦导演，思想、文学与电影会永存。
专访导演万玛才旦：我迷恋故事和人性的复杂
万玛才旦《气球》，一部藏地电影击穿大众
等待万玛才旦导演最后的新片，《雪豹》与《陌生人》。
外部参考资料：
中国电影新势力——万玛才旦访谈，《电影艺术》，2005年
万玛才旦：真正心灵的回归很难，《羊城晚报》，2014年
万玛才旦X何平：“他们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的”，《花城》，2017年
万玛才旦：藏文化与现代化并非二元对立，《当代电影》，2017年
万玛才旦：高原剧场和电影藏语，《当代电影》，2019年
万玛才旦：从《故事只讲了一半》谈创作，“苗博微信公号”，2022年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