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教授謝泳過去以發掘學人舊事著稱，近年來則緻力于箋解陳寅恪詩。
讀過幾篇就知道，謝泳箋陳詩的方法是這樣的：先看某首陳詩的寫作時間，再查閱同一時間段有什麼引人注意的事件發生，然後就可以論定陳詩與某事有關。
這種方法的讨巧處在于，世間萬事萬物固然紛纭，然而如果非要在它們之間找出一星半點相關性不可，卻也不難。
不能不說這種箋釋方法非常大膽。但是否行得通呢？
且舉最近上海書評所發謝泳《新解》（澎湃新聞2022年4月9日釋出）一文為例。
陳寅恪詩集
陳寅恪寫于1956年的《從化溫泉口号二首》全詩如下：
火雲蒸熱漲湯池，待洗傾城白玉脂。可惜西施心未合，隻能留與浴東施。（陳氏自注：醫言患心髒病者不宜浴此泉）
曹溪一酌七年遲（“遲”字，謝泳引用作“休”），冷暖随人腹裡知。未解西江流不盡，漫誇大口馬禅師。（陳氏自注：餘日飲溫泉水一盞）
我以為，按字面之意，這兩首詩就是陳寅恪浴溫泉後的一時遊戲之作。第一首因為心髒病不宜溫泉，是以陳和患有心髒病的妻子開了個玩笑，将其比為“西施”而自居為“東施”。陳寅恪之妻唐筼一生體弱，生長女時因心肌炎誘發為心髒病，幾乎殒命，這在多部陳寅恪的傳記資料中都有記載。第二首則是自嘲。禅師馬祖曾言“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作者借此話頭說自己每天飲溫泉水一盞，徒然以馬祖自誇，卻殊不知西江水是流不盡的。
陳寅恪與家人合影
但衆所周知，中國詩歌有興觀群怨的傳統，字面之外往往有深意存焉。
在謝泳之前，胡文輝等人解釋這兩首詩，最多敢猜與當時的政治文化氛圍有關。謝泳的新解則大進了一步，指實為具體的人和事，認為是指章士钊赴港之行。
謝泳的主要論據和論證如下：就在陳寅恪浴溫泉并作詩的同一年，章士钊曾奉命赴港，為兩岸和平奔走，途經廣州時曾去過從化溫泉，也曾寫過一首詩；章詩有“獨為凝脂謀”的詩句，而陳詩說“待洗傾城白玉脂”，是以謝泳“推測陳寅恪應當知道此詩”，進而認定，陳詩暗示了章士钊的特殊身份和特殊使命。“可惜西施心未合，隻能留與浴東施”雲雲，則是陳寅恪對兩岸關系的判斷。
新解石破天驚，可惜論據非常薄弱，論證則近于荒謬。
先看時間。如果陳詩系因章士钊赴港而發，必然是章浴溫泉和賦詩之後。
謝文中說：“章士钊香港行在1956年3月”。其實這年春天，章士钊是否真有赴港之行，并無定論，為章士钊編年譜的朱銘即對此表示懷疑，因為他在查閱了金毓黻、許寶蘅、顧颉剛等人日記之後發現，這一年3至5月，章士钊都有在京的記錄（參見2013年《三聯生活周刊》所刊《是誰将《論再生緣》帶出海外？》一文）。
現在對此姑且不論，先認可章士钊在1956年3月的确有過香港之行。但陳詩寫在什麼時間？胡文輝認為是1956年2月，依據是當時陶鑄曾邀廣州部分教師到從化溫泉參加知識分子座談會，陳寅恪夫婦出席。
胡文輝所舉的這條論據無法否定，那麼2月的陳寅恪怎麼會未蔔先知地為之後的章士钊之行而賦詩？
為了自圓其說，謝泳的解釋是：“在不确定具體月日的情況下，期間有幾個月的時差，推測陳詩作于陳章會面後，應在合情合理範圍。”意思是雖然陳寅恪浴溫泉是在1956年2月，但不代表這兩首詩一定是2月所作。
這種推測真的合情合理？謝泳很可能忽略了舊體詩的一個基本常識。
陳詩标題曰“口号”。何謂口号？古人又稱為“口占”，表示詩人因事生感、随口吟誦，是以口占體都是臨時起興之作。
既然這兩首詩名為“口号”，那麼就一定是陳寅恪2月浴溫泉時的一時興起之作。
再來審視謝泳從章、陳詩中找到的唯一“内證”，看章詩的“凝脂”和陳詩的“白玉脂”究竟有多大的相關性。
泡溫泉想到楊貴妃想到白居易的“溫泉水滑洗凝脂”，這于中國文人豈不是非常自然的聯想？難道陳用“白玉脂”還一定是因為其事先看到了章詩？另外，章士钊詩雲“獨為凝脂謀”，這是在抨擊舊時代溫泉隻能為貴妃等顯貴所享受，而按謝泳所釋，陳在看過章詩之後，有意用“白玉脂”一詞來暗示章的特殊身份，考慮到二人交好且互有唱酬，這怎麼可能？
章士钊自書詩作之一
“詩無達诂”，沒錯，但是不代表沒有束縛。寫舊詩的人必須遵循那一套成熟的句法、章法等規矩，解詩者當然可以發揮奇思妙想，但也一定要在那一套“規矩”之内。
陳的第二首詩，先說“曹溪一酌七年遲，冷暖随人腹裡知”，這分明是寫自己在廣州生活已有七年，那麼後面兩句“未解西江流不盡，漫誇大口馬禅師”可解為一般的生活自嘲，也可能借自嘲的形式暗含了作者對時政的某種觀感。但無論哪一種，“未解”“漫誇”的主語都是作者自己，而不會是另一人。
在一首絕句裡，前面兩句寫自己，後面兩句固然可以跳躍到他人他事身上，但卻必須滿足一個條件，即要麼字面上有過渡，要麼意思上有一定關聯。而這首詩裡顯然缺乏這一條件。
陳寅恪的這兩首詩究竟有無字面之外的深意，深意為何，平心而論，除非召作者本人而問之，沒法得到确解。可見在謝泳之前的胡文輝等人同樣有猜謎的嫌疑。然而由于是比較寬泛的闡釋，也許猜錯，但畢竟還有猜對的可能。
而謝泳所謂“新解”猜對的機率又有多少？坦率地說，如果謝泳的這一套箋詩方法能夠成立，整個中國詩歌史恐怕都要徹底改寫了。
打個比方：某年某月，蘇轼居家飲酒樂甚，欣然賦詩一首，但後來解詩者查了皇帝實錄，發現相近時間段皇帝也曾飲酒，遂認定蘇轼此詩實際是在影射皇帝縱酒荒淫。問其依據，則理直氣壯答曰：兩件事中不都有酒嘛！如此解詩，豈非笑談？
（本文原題《 匪夷所思的“新解”——謝泳《新解》商榷》，作者黃三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