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國古代的住房制度，可能許多人會認為，封建社會的官員是吃皇糧的，他們的住房問題皇帝當然也管。這種想法，隻對了一半。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一般朝廷官員都沒有自己的房子；唐朝時，皇帝會給官員分土地，不管蓋房；宋朝官府用招标的方式出售公房；明朝有了集資購房……
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
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一般朝廷官員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員的工資，實行“秩石制”，直接發糧食當工資。官員職位越大，也僅僅意味着他能領到更多的糧食，并沒有其他特權。從西晉開始，為了優待官員，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公務員一退休就無家可歸。有些人家裡本來就有土地，從來都不用發愁住房問題；皇帝高興了，也會給官員賞賜土地和房屋；另外，假公濟私的事情，也時有發生。《晉書》中就有這樣的記載，說先前的官員調任，将政府借給他和家屬居住的官邸據為私有，新官上任，隻得重建。
唐朝時期分給官員土地
唐朝時，皇帝會給官員分土地。然而，皇上給的地，和官員任職的地方常常不一緻。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規矩，一旦官員退休，在職時的俸祿一律停發，這地也得還給皇帝。是以，在皇上臨時給的地上蓋房子、到最後又給别人住的那種傻事，當然沒人肯幹。
為了省卻許多麻煩，更是為了辦公的需要，許多官員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條件相對優越的衙署裡——或者叫機關宿舍更合适。異地做官，則舉家搬遷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場，那就得想辦法另謀生路或者回老家過日子。
唐末以後，退休的官員有幸能領到一半的俸祿，但退休後的住房問題，政府還是不管。
宋代辦公用房不大講究
到了宋代，官員想占用公家的房子難度就大了。當時的制度規定，凡州軍常例之外的财務，不能由地方擅自決定，需要事先禀報代表中央财政的轉運司，申核上奏。比如，北宋元祐年間，蘇轼擔任杭州知州時，就給中央上了一道《祈賜度牒修廨宇狀》。蘇轼稱，杭州的機關用房，多是五代時期留下的建築，“皆珍材巨木，号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為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頹毀”。至于那機關辦公用房到底壞到什麼樣子，按蘇轼的說法是——房屋都成了樓歪歪，“但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栗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雲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
宋代時期，苦于苛捐雜稅，很多人紛紛湧往寺院出家。要出家需要政府的認證，也就是要有一個身份證明——度牒，而政府則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頒發度牒。是以，當時度牒成為“有價證券”，可以賣錢170貫。蘇轼向中央要200道度牒，大概能賣到34000貫，再加上按慣例從财政支取的500貫，勉強湊夠修繕費用。
宋朝的政府機關大院，雖然破舊了點，但比一般的百姓住房還是要好很多。不過，和前朝一樣，官員一旦退休，就得讓出住房。至于退休後該住哪裡，皇帝是不管的，皇帝操心的，倒是官員退休後，不該住在哪兒。比如，南宋規定凡各級地方政府官員休官後，三年内不許在任職地居住，倘在當地有親屬，或置有财産，三年以後也不許居住，違反者處一年徒刑。
宋朝官府招标出售公房
在宋朝，政府不光賣地，也開始賣房子。政府賣房子的初衷，倒不是為了搞活經濟，也不是為了解決百姓住房問題。過去有些人觸犯刑律，滿門抄斬，家裡的房子自然充公。也有些人，家裡人丁不旺，成了絕戶，于是房子也會被拿來充公。此外，像連年欠稅不繳、長期逃亡外地的人家，房子都有可能被官府沒收。民房一經政府沒收，就成了公房。政府怎麼處置這些公房呢？有三種辦法：一是改裝一下，當辦公樓使；二是租賃出去，房租收歸國庫；三就是把它賣掉。
宋朝政府為了杜絕公房出售出現A錢，專門設計了一種招标制度——讓所有購房者到一個地方書面投标，過一段時間再開标，看誰出的價最高，就把房子賣給誰。宋朝官府公開招标的時候，會在衙門口貼一告示，上寫房屋坐落、房屋間數、投标地點、投标期限等等内容。投标期限有長有短，長的兩個月，短的一個月。為了防止個别購房者不守信用，宋朝政府要求競标人拿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如果自己沒有房子，就得找人作保，有抵押有擔保，然後才可以參加競标。這樣一來，購房者必須理性出價，不然就會吃虧。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在客觀上，宋朝政府的住房政策，兼顧到了社會最底層的人。
元朝嚴禁蒙古官員買房
元朝開始，還出現了一種有趣的購房政策：不許當官的買房。
嚴格講，不是禁止所有官員買房，而是禁止蒙古官員在原南宋統治區域如江蘇、浙江、福建等地買房。為什麼做出這種規定呢？還是兩條原因：
一、蒙古人滅了金國、西夏、大理和南宋，從前朝那裡繼承了許多國有房産。在滅國的過程中，死在他們鐵蹄下的平民也不少。那些平民的房子也因為無人看管而收歸國有。這樣，在元朝初年，政府手裡就握有大量公房，可以随心所欲地分給各級官員，作為他們的辦公樓或者家屬院。換句話說，大多數蒙古官員都能分到房子，沒必要再去購買。二、南宋剛剛滅亡那會兒，一批蒙古人跑到江南做了官員，部分官員嫌分到的公房太小，出去借住或購買民房。有些借住民房的不僅強拿強要，而且強奸殺人；有些購買民房的也很蠻橫，強買強賣，逼着原業主簽字畫押，那房子就成他的了。他們這樣做，激起了極大民憤，各地義軍紛紛起兵抗元。為了撫慰江南、化解民怨，元世祖忽必烈于是頒布了禁止蒙古官員在江南購置産業的嚴令。
明朝
房價超貴出現集資購房
明朝弘治年間，南京的房價畸高。有多高呢？繁華的秦淮河畔，一間房能賣到六百兩銀子。一般人絕對不敢打買房的注意。《玉堂叢語》卷二就記載了當時南京國子監祭酒的買房故事，頗為寒酸。
當時的南京國子監祭酒，名叫謝铎，他手下有30多号人，都是無房戶，得租公家的房子住。30多人的租金，就是一筆昂貴的開支。于是謝铎就動了買房的念頭。依照謝铎的級别，算得上是個進階公務員，但是他每年的薪水不過200兩銀子，不吃不喝三年，也就勉強買一間房子。他手下那些人，收入就更不如他了。
謝铎想到了一個絕妙的點子——集資團購。錢從哪裡來呢？從牙縫裡省。把政府給他們配的勤務員、夥夫、馬夫、門衛、抄寫員，統統不要了，省下來一大筆錢，存起來買房子。終于，錢攢夠了，買了三十多套公家的住宅，過上了不用交房租的幸福生活。與謝铎相比，以禮部右侍郎兼北京國子監祭酒的林瀚更厲害，他為了讓手下的人有房住，給出了有力的實際行動——他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為機關蓋住房。
林瀚和謝铎，一個是北京最高學府的長官，一個是南京最高學府的長官，拿的那點錢不僅買房困難，連付房租都覺得吃力。明朝房價之高，可見一斑。
清朝
北京城的房隻有旗人能買
明朝以後，因為城市的發展，城市居民的住房越來越成了執政者不得不關心的問題。
清朝初年，大批旗人來到北京定居，清政府就将漢人統統搬到外城去住，把内城騰出來給旗人。内城的房子蓋好後，清政府按品級給旗人配置設定，一品官20間，二品官15間，三品官12間，四品官10間，五品官7間，六品七品官4間，八品官3間，九品官和沒有品級的普通旗人一人兩間。
到了乾隆年間，旗人越來越多，内城的地盤不夠用了，房子也不夠分了。更可氣的是，一些分了房子的旗人吃喝嫖賭，胡吃海喝，領的錢糧不夠用，把政府分給他們的房子偷偷地賣了出去。乾隆很生氣，一方面繼續給旗人蓋房，另一方面開始搞房改。搞什麼樣的房改呢？
第一，國家不再給旗人免費分房了，哪個旗人嫌房子不夠住，可以向政府申請購買。第二，原來分到的房子可以賣，前提是得把它從國家手裡買下來，從公房變成私房，從隻有使用權變成擁有所有權。
于是，旗人花了很少的錢，就把原本屬于公家的房子，統統變成了私人财産。據史料記載，能享受到住房的旗人，乾隆年間至少有50萬人。在清朝，不僅在北京城裡為旗人修建了海量的住房；在全國各地，大江南北，到處都有享受特殊優待的旗人居住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