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1月，甲午戰争，清政府慘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日軍向威海衛發動進攻時，清政府遣使赴日乞和。
清政府最初派出的全權大臣被日方三次以級别不高而拒絕。
最後，清政府隻得答應日方要求，改派李鴻章赴日本馬關，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談判。
翻開當年的談判記錄，這是一場讓全體中國人感到何等恥辱的締約。
清政府在這次談判中，屈辱無能，令人發指。
伊藤博文拿出事先準備好的條款，極其傲慢地對李鴻章說：“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
李鴻章說：“難道不準分辨？”
伊藤博文說：“隻管辯論，但不能減少。”
李鴻章說：“我兩國比鄰，不必如此決裂，總須和好。”
伊藤博文說：“賠款讓地，猶債也；債還清，兩國自然和好。”
最後一次會談時，伊藤博文提出：換約後一個月，必須完成台灣的交割。
李鴻章說：“頭緒紛繁，兩月方寬，辦事較妥，貴國何必急急？台灣已是口中之物。”
伊藤博文說：“尚未下咽，饑甚！”
盡管國内反對簽約的抗議十分強烈，群情激憤，但清朝政府已下定決心屈服。
4月，李鴻章代表清政府在《中日講和條約》上簽字，通常稱為“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的主要内容有：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和附屬各島嶼給日本；向日本賠款庫平銀二萬萬兩；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日船可沿内河駛入以上各口，搭客載貨，等等。
不久，因俄、德、法三國幹涉，日本不得不取消割取遼東半島一款，但又增加中國賠款庫平銀3000萬兩。
親身經曆這場事變的吳玉章在回憶錄中沉痛地寫道：
“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國條約！它使全中國都為之震動。從前我國還隻是被西方大國打敗過，現在竟被東方的小國打敗了，而且失敗得那樣慘，條約又訂得那樣苛，這是多麼大的恥辱啊！……我還記得甲午戰敗的消息傳到我家鄉的時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經痛哭不止……我們當時悲痛之深，實非言語所能表述。”
甲午戰争失敗後，中國面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是空前的，而且是全面的。
從政治上說，甲午戰争颠覆了國人對清政府統治的合法性的認同，清政府治下的中國迅速淪落至被列強瓜分的境地，其統治根基進一步動搖。
嚴複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大抵東方變局不出數年之中。” “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已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
馬關條約簽訂的當年，嚴複在天津《直報》上發表《救亡決論》，第一次響亮地喊出“救亡”的口号。自這時起的近半個世紀内，“救亡”成為所有愛國者心目中最緊迫、最關注的中心問題，一切都要圍繞這個中心問題來重新考慮。
從經濟上說，甲午戰前，清政府的财政雖已日益困窘，但經過多方搜羅後還能勉強保持收支平衡，大體每年都在白銀8000萬兩上下。馬關條約規定中國向日本賠款20000萬兩，以後為了贖回遼東半島又增加3000萬兩，還加上因分期繳付所需的利息，相當于整整三年全國的财政收入。這樣一來，清朝原已捉襟見肘的财政再也無法收拾。
它帶來兩個結果：一個是大大加深清政府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依賴，隻能大量舉借外債來支付賠款。這便成為列強借以在華争奪和劃分勢力範圍的發端。另一個是使清政府加緊對國内人民的搜刮，實行竭澤而漁的掠奪。各級官吏還要層層中飽。
人們越來越活不下去，到處充滿着失望、不滿和憤怒。國内的社會沖突急遽激化。
從軍事上說，甲午戰前30年間用來支撐清朝統治并保衛國家的主要武力，是李鴻章一手訓練的淮軍和北洋海軍。甲午戰争中，少數愛國将領和官兵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整個戰争一敗塗地，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戰後，清政府派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但難以立見成效。這就使清朝的軍事統治出現一個短期内無法填補的實力真空。義和團運動是以能在華北迅速興起，清政府束手無策，進退兩難，同這種特定的曆史背景直接有關。
如果用短近的眼光來看，甲午戰争對中國而言是一場備受屈辱的悲劇；但以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卻又是一個新的起點。
屈辱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屈辱又催促人們猛醒，發憤圖強，進而揭開中國近代曆史上新的一頁。
勿忘國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