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陝西漢中某地農村，一場老人的葬禮剛剛結束，一輛警車呼嘯而來，将剛才哭得死去活來的死者兒子戴上手铐。
一名警察向他出示了逮捕證：“王明成，你涉嫌謀殺你母親夏素文，現将你依法逮捕。”
說完，他就被押上警車。
1990年3月15日，當地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對王明成提起公訴，經過一審之後，1992年的二審最終宣布王明成無罪。
在法院門前接受采訪的時候，王明成不但沒有面露喜悅之情，反而面對記者鏡頭連聲說：
“我有罪，罪不可恕！”
1984年7月1日下午，正在西安一家印染廠上班的王明成突然收到一份電報，他的心咯噔一下，緊張了起來。
那年頭電話很少，也沒有手機，跟家裡聯系都是寫信，隻有出大事的時候，才會發電報。
電報是姐姐王明君打來的，果然不是什麼好消息，電報上面隻有短短四個字：
母病，速回。
王明成的父親在他七歲的時候就病故了，是母親含辛茹苦地将他們姊妹四個拉扯大，受了不少罪，吃了很多苦。
母親不到五十時就腰彎背駝，兩鬓斑白。
正因如此，王明成十分孝順母親，閱信之後，他歸心似箭，立即向工廠中的房間主任請了假，登上了回漢中老家的列車。
在路上，王明成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他希望母親的病隻是積勞成疾，并非什麼不治之症，精心醫治、調養之後，或許才57歲的她就能恢複健康，安享兒孫繞膝之樂。
當他趕到母親就醫的漢中市傳染病醫院，看到診斷證明後，霎時驚得目瞪口呆，上面赫然寫着幾個字：“晚期肝硬化腹水”。
肝硬化腹水是肝髒病嚴重的表現，而晚期的肝硬化，腹部膨隆，行走和呼吸都非常困難，而且相當一部分的肝硬化腹水，最後都會轉向肝癌。
眼前的母親面容消瘦了許多，他一時差點認不出來。
雖然母親看到兒子進來，盡量掩飾自己的痛苦，但王明成一家知悉母親病情的嚴重程度，他心如刀絞，淚水在眼眶中打轉，努力不讓它掉下來。
他下定決心，要好好照顧母親，讓她老人家早日康複。随後，他就向廠上司寫信請了長假，一心一意在醫院陪伴母親。
為了多一些希望，王明成也到處求醫問藥，希望母親盡快康複。
那段時間，隻要他一聽說哪個地方的哪位大夫能治這病，不管是中西醫，他都會前往拜訪，一聽說什麼有效的單方，他也會趕緊求來配制，讓母親服下。
一番辛苦折騰下來，母親的病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日·趨加重，連下床走路都非常困難，隻好長期卧床。
1986年5月份後，由于長期卧床，王明成母親臀部出現了褥瘡，腿部水腫，腹部也腫脹得厲害，經常大小便失禁，昏迷不醒。
看到昔日精神矍铄的母親，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來，王明成如萬箭穿心，經常背着母親偷偷落淚。
6月6日，母親再次陷入昏迷，無論怎麼都喊不醒，王明成和姐姐的心涼了半截。
3天後，母親突然醒來，從手腕上取下一對銀手镯，交給王明成說：“這是你奶奶傳下的，你要好好珍藏，看到它，就像看到媽了。”
接着她用力握着王明成的手說：“兒啊，你讓我走吧，我現在真是生不如死啊。”說完又昏了過去。
此後半個月的時間裡，母親的病情反反複複，時而蘇醒時而昏迷，但是多數時間都是處于昏迷狀态。
每當蘇醒過來的時候，她口中總是反複念叨着一句話：“讓我死去吧，我受不了啦。”
6月22日上午，主治醫生蒲連升主任來查房，王明成和姐姐上前詢問母親病情。
蒲醫生将他們喊到值班室，神情凝重地說：“你母親的病已經到了最後時刻，治愈的希望已是非常渺茫，奇迹很難出現了。”
從值班室走出來，王明成跟姐姐和妹妹商量說：“既然咱媽的病沒有救，我們是不是采取一些措施，讓她老人家少受點罪。”
姐姐聽了之後莫名其妙，一時沒反應過來，感同身受的妹妹，很快就明白了哥哥的意思。
那時候改革開放已經好幾年，一些新事物也傳入中國，國外“安樂死”的報道經常見諸報端，國人對這種模式，也有了一定了解。
妹妹看到母親如此受罪，對哥哥的提議默默表示了贊成。可當他們将自己的意思告訴醫生的時候，卻被醫生一口回絕。
蒲連升搖頭說：“不可以，國外醫生這樣做是因為有法可依，他們國家有這種法律支援，即使是沒有立法的國家，他們的社會對安樂死的包容度也很高。”
“但是我國目前沒有通過‘安樂死’的立法，醫生一旦這樣做，是會承擔責任，會身敗名裂的，我們醫院肯定不會支援。”
6月28日上午8時35分，王明成兄妹又來到蒲連升的辦公室，見四周沒人，兄妹倆撲通一下給蒲連升跪下了：“求您了，蒲醫生。”
王明成還從懷裡掏出一張A4紙說：“蒲醫生，這是一份免責書，您看看。”
蒲連升接過一看，上面白紙黑字寫着：“我們願意讓醫生采取措施讓母親夏素文安樂死，與醫生無任何關系。夏素文兒子王明成、女兒王明君、王明黛，1986年6月28日”。
看到免責書後，蒲連升沉思良久，點了點頭，他決定幫助成全他們，讓這位已經被下達“病危通知書”的老人早日結束痛苦。
雖然在他職業生涯中見慣了病人受折磨的場面，但還是被患者夏素文疼痛時的絕望，被王明成兄妹的孝心打動。
于是，蒲連升在當天中午11時15分，開了一張處方，上面隻有一種藥“複方冬眠靈”，劑量是100毫克。
“複方冬眠靈”是一種兒科臨床常用來鎮靜的藥物，一次最大注射量不能超過50毫克，對正常成年人的緻死量是600到800毫克。但是夏素文長期患病，器官功能衰竭，抵抗力下降，劑量雖少，對她已是足以緻命。
蒲連升當然知道這樣做的後果，他專門在處方上用紅筆寫了“家屬要求安樂死”七個字，而且作為家屬代表的王明成也被要求在處方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注射的護士看到處方後，擔心自己被牽連，沒敢執行此處方。
蒲連升又指派衛校實習學生蔡某、戚某等人給夏注射，沒想到蔡、戚等人也不敢實施，後來拗不過蒲連升的訓示，給夏素文注射了複方冬眠靈。
下班時，蒲連升又對值班醫生李某說：“如果夏素文12點不行(還沒有死亡)，你就再給打一針（複方冬眠靈）”。
下午13時15分，經不住王明成和他妹妹兩次催促，值班的李醫生又開了100毫克複方冬眠靈，由當值護士趙某實施注射。
6月29日淩晨5時，夏素文在相對比較體面的昏睡中，離開人世。
由于醫生的幫忙，夏素文離開人世的過程少受了一些罪，王明成雖然因為母親離開而異常悲痛，但是也感到釋然，因為母親終于解脫了。
夏素文死亡後，王明成的大姐二姐很快就得知了真相，找上了醫院，想讓醫院賠償一點醫藥費和喪葬費，被醫院拒絕，二人遂向警方舉報了蒲連升主任，警方随即決定将其逮捕。
走到了這一種地步，王明成自然也脫不了幹系。
1990年3月，當地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對王明成、蒲連升提起了公訴，随即，當地法院對本案進行了公開審理。
1991年4月6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宣告被告人蒲連升、王明成無罪。判決後，檢察院提起抗訴，蒲連升、王明成認為自己無罪，而不是判決書上寫明的“罪行輕微”，是以也決定上訴。
1992年3月25日,當地中級人民法院經過二審審理後，依法裁定:維持原先的判決。
法院判決無罪的依據是：
當事人母親夏素文的主要死因是肝性腦病。她兩次接受注射的複方冬眠靈的總量僅為175毫克，用量尚在正常範圍，并且病患在第二次用藥後14小時後才死亡，是以此注射藥物隻是加深了患者的昏迷程度，并非死亡直接原因。
王明成是在其母夏素文病危瀕死的情況下，為了讓她在死亡過程中減輕痛苦，求告醫生蒲連升予以實施，兩個人的情節均屬于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
是以才判定蒲連升、王明成二人無罪。
即使将此事放在安樂死合法化的某些西方國家，兩人的行為在事實上也構成故意殺人，因為安樂死有個前提，那就是必須經過本人書面同意。
王母雖然說過自己“不想活”這種話，但是沒有留下書面的證據，是以隻能被認定為謀殺。
是以後來王明成也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當判決無罪釋放的時候，他當着記者的面連聲說：
“我有罪。”
王明成被釋放後，“助母安樂死事件”塵埃落定，他的生活也一度恢複了正常，逐漸淡出公衆視線。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11年之後，他再次走上“安樂死”前台，成為輿論關注焦點。
2000年11月，王明成被查出患有胃癌，立即實施了手術，兩年後，病情再度惡化，癌細胞擴散到他全身其他部位。
2003年1月7日，他再次住院治療，不堪疾病折磨的他，不斷哀求醫生給自己實施"安樂死"。
在病床上折磨了半年左右，王明成屢次請求醫院對自己實施安樂死無果，沒有一家醫院敢于再次招惹是非，隻能拒絕。即便是王明成通過媒體發出了想要“安樂死”的呼聲，由于國家沒有立法，醫院仍舊再次拒絕。
2003年8月3日淩晨3時30分，王明成在病痛的折磨中停止了呼吸。
王明成走了，關于安樂死的讨論卻沒有停息。
網友分成态度鮮明的兩個陣營，有人完全贊成，有人堅決反對。
究竟什麼是“安樂死”？
"安樂死"這個詞來源于希臘文，意思是"幸福"地死去。它包括兩層現實含義，一是安樂的無痛苦死亡，二是無痛緻死術。平常我們所說的語境是第二種。
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實施安樂死？
一般認為，病人已罹患不治之症，且生命垂危，由于軀體的極端疼痛，帶來精神上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直系親屬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态中結束生命的過程。
西方教會一直以來對安樂死持反對态度，他們認為人的生命是天神賜予的，死亡也由上帝來決定，自己沒有權力剝奪。
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社會的進步，安樂死這個概念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
上世紀三十年代，英美等國開始成立了緻力于自願安樂死合法化的組織機構。
七十年代前後法國、丹麥、意大利、西班牙等歐洲國家，也紛紛出現了自願實行安樂死的協會。
這些民間組織矢志追求的目标，就是使“安樂死”合法化。
2002年，荷蘭“安樂死合法化”的法案正式生效，成為吃螃蟹的第一國，盡管安樂死在很多國家目前還沒有合法化，但人們對給予病情危重而又無法治愈的病人以死的權力和自由、來擺脫殘酷的病痛折磨的做法，表示了越來越多的了解、同情與支援，覺得這樣做是符合人道主義精神的。
民間支援實行安樂死的聲音也在不斷高漲，成千上萬的人們在自己還健康的時候就立下遺囑，表達了在必要的時候選擇安樂死的意願。
當我們看到王明成那被癌症折磨的形銷骨立的身軀，以及慘不忍睹的面容，再回憶起來他母親當年的遭遇，是否就能對安樂死多了一分了解與尊重？
生又何歡，死亦何苦，沒有痛苦伴随、體面地離開，對一個有權掌握自己命運的正常人來說，何嘗又不是一種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