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陕西汉中某地农村，一场老人的葬礼刚刚结束，一辆警车呼啸而来，将刚才哭得死去活来的死者儿子戴上手铐。
一名警察向他出示了逮捕证：“王明成，你涉嫌谋杀你母亲夏素文，现将你依法逮捕。”
说完，他就被押上警车。
1990年3月15日，当地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王明成提起公诉，经过一审之后，1992年的二审最终宣布王明成无罪。
在法院门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王明成不但没有面露喜悦之情，反而面对记者镜头连声说：
“我有罪，罪不可恕！”
1984年7月1日下午，正在西安一家印染厂上班的王明成突然收到一份电报，他的心咯噔一下，紧张了起来。
那年头电话很少，也没有手机，跟家里联系都是写信，只有出大事的时候，才会发电报。
电报是姐姐王明君打来的，果然不是什么好消息，电报上面只有短短四个字：
母病，速回。
王明成的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就病故了，是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们姊妹四个拉扯大，受了不少罪，吃了很多苦。
母亲不到五十时就腰弯背驼，两鬓斑白。
正因如此，王明成十分孝顺母亲，阅信之后，他归心似箭，立即向车间主任请了假，登上了回汉中老家的列车。
在路上，王明成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他希望母亲的病只是积劳成疾，并非什么不治之症，精心医治、调养之后，或许才57岁的她就能恢复健康，安享儿孙绕膝之乐。
当他赶到母亲就医的汉中市传染病医院，看到诊断证明后，霎时惊得目瞪口呆，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字：“晚期肝硬化腹水”。
肝硬化腹水是肝脏病严重的表现，而晚期的肝硬化，腹部膨隆，行走和呼吸都非常困难，而且相当一部分的肝硬化腹水，最后都会转向肝癌。
眼前的母亲面容消瘦了许多，他一时差点认不出来。
虽然母亲看到儿子进来，尽量掩饰自己的痛苦，但王明成一家知悉母亲病情的严重程度，他心如刀绞，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努力不让它掉下来。
他下定决心，要好好照顾母亲，让她老人家早日康复。随后，他就向厂领导写信请了长假，一心一意在医院陪伴母亲。
为了多一些希望，王明成也到处求医问药，希望母亲尽快康复。
那段时间，只要他一听说哪个地方的哪位大夫能治这病，不管是中西医，他都会前往拜访，一听说什么有效的单方，他也会赶紧求来配制，让母亲服下。
一番辛苦折腾下来，母亲的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日·趋加重，连下床走路都非常困难，只好长期卧床。
1986年5月份后，由于长期卧床，王明成母亲臀部出现了褥疮，腿部水肿，腹部也肿胀得厉害，经常大小便失禁，昏迷不醒。
看到昔日精神矍铄的母亲，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王明成如万箭穿心，经常背着母亲偷偷落泪。
6月6日，母亲再次陷入昏迷，无论怎么都喊不醒，王明成和姐姐的心凉了半截。
3天后，母亲突然醒来，从手腕上取下一对银手镯，交给王明成说：“这是你奶奶传下的，你要好好珍藏，看到它，就像看到妈了。”
接着她用力握着王明成的手说：“儿啊，你让我走吧，我现在真是生不如死啊。”说完又昏了过去。
此后半个月的时间里，母亲的病情反反复复，时而苏醒时而昏迷，但是多数时间都是处于昏迷状态。
每当苏醒过来的时候，她口中总是反复念叨着一句话：“让我死去吧，我受不了啦。”
6月22日上午，主治医生蒲连升主任来查房，王明成和姐姐上前询问母亲病情。
蒲医生将他们喊到值班室，神情凝重地说：“你母亲的病已经到了最后时刻，治愈的希望已是非常渺茫，奇迹很难出现了。”
从值班室走出来，王明成跟姐姐和妹妹商量说：“既然咱妈的病没有救，我们是不是采取一些措施，让她老人家少受点罪。”
姐姐听了之后莫名其妙，一时没反应过来，感同身受的妹妹，很快就明白了哥哥的意思。
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好几年，一些新事物也传入中国，国外“安乐死”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国人对这种模式，也有了一定了解。
妹妹看到母亲如此受罪，对哥哥的提议默默表示了赞成。可当他们将自己的意思告诉医生的时候，却被医生一口回绝。
蒲连升摇头说：“不可以，国外医生这样做是因为有法可依，他们国家有这种法律支持，即使是没有立法的国家，他们的社会对安乐死的包容度也很高。”
“但是我国目前没有通过‘安乐死’的立法，医生一旦这样做，是会承担责任，会身败名裂的，我们医院肯定不会支持。”
6月28日上午8时35分，王明成兄妹又来到蒲连升的办公室，见四周没人，兄妹俩扑通一下给蒲连升跪下了：“求您了，蒲医生。”
王明成还从怀里掏出一张A4纸说：“蒲医生，这是一份免责书，您看看。”
蒲连升接过一看，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我们愿意让医生采取措施让母亲夏素文安乐死，与医生无任何关系。夏素文儿子王明成、女儿王明君、王明黛，1986年6月28日”。
看到免责书后，蒲连升沉思良久，点了点头，他决定帮助成全他们，让这位已经被下达“病危通知书”的老人早日结束痛苦。
虽然在他职业生涯中见惯了病人受折磨的场面，但还是被患者夏素文疼痛时的绝望，被王明成兄妹的孝心打动。
于是，蒲连升在当天中午11时15分，开了一张处方，上面只有一种药“复方冬眠灵”，剂量是100毫克。
“复方冬眠灵”是一种儿科临床常用来镇静的药物，一次最大注射量不能超过50毫克，对正常成年人的致死量是600到800毫克。但是夏素文长期患病，器官功能衰竭，抵抗力下降，剂量虽少，对她已是足以致命。
蒲连升当然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他专门在处方上用红笔写了“家属要求安乐死”七个字，而且作为家属代表的王明成也被要求在处方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注射的护士看到处方后，担心自己被牵连，没敢执行此处方。
蒲连升又指派卫校实习学生蔡某、戚某等人给夏注射，没想到蔡、戚等人也不敢实施，后来拗不过蒲连升的指示，给夏素文注射了复方冬眠灵。
下班时，蒲连升又对值班医生李某说：“如果夏素文12点不行(还没有死亡)，你就再给打一针（复方冬眠灵）”。
下午13时15分，经不住王明成和他妹妹两次催促，值班的李医生又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由当值护士赵某实施注射。
6月29日凌晨5时，夏素文在相对比较体面的昏睡中，离开人世。
由于医生的帮忙，夏素文离开人世的过程少受了一些罪，王明成虽然因为母亲离开而异常悲痛，但是也感到释然，因为母亲终于解脱了。
夏素文死亡后，王明成的大姐二姐很快就得知了真相，找上了医院，想让医院赔偿一点医药费和丧葬费，被医院拒绝，二人遂向警方举报了蒲连升主任，警方随即决定将其逮捕。
走到了这一种地步，王明成自然也脱不了干系。
1990年3月，当地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王明成、蒲连升提起了公诉，随即，当地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1991年4月6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宣告被告人蒲连升、王明成无罪。判决后，检察院提起抗诉，蒲连升、王明成认为自己无罪，而不是判决书上写明的“罪行轻微”，因此也决定上诉。
1992年3月25日,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后，依法裁定:维持原先的判决。
法院判决无罪的依据是：
当事人母亲夏素文的主要死因是肝性脑病。她两次接受注射的复方冬眠灵的总量仅为175毫克，用量尚在正常范围，并且病患在第二次用药后14小时后才死亡，所以此注射药物只是加深了患者的昏迷程度，并非死亡直接原因。
王明成是在其母夏素文病危濒死的情况下，为了让她在死亡过程中减轻痛苦，求告医生蒲连升予以实施，两个人的情节均属于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
因此才判定蒲连升、王明成二人无罪。
即使将此事放在安乐死合法化的某些西方国家，两人的行为在事实上也构成故意杀人，因为安乐死有个前提，那就是必须经过本人书面同意。
王母虽然说过自己“不想活”这种话，但是没有留下书面的证据，所以只能被认定为谋杀。
所以后来王明成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判决无罪释放的时候，他当着记者的面连声说：
“我有罪。”
王明成被释放后，“助母安乐死事件”尘埃落定，他的生活也一度恢复了正常，逐步淡出公众视线。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11年之后，他再次走上“安乐死”前台，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2000年11月，王明成被查出患有胃癌，立即实施了手术，两年后，病情再度恶化，癌细胞扩散到他全身其他部位。
2003年1月7日，他再次住院治疗，不堪疾病折磨的他，不断哀求医生给自己实施"安乐死"。
在病床上折磨了半年左右，王明成屡次请求医院对自己实施安乐死无果，没有一家医院敢于再次招惹是非，只能拒绝。即便是王明成通过媒体发出了想要“安乐死”的呼声，由于国家没有立法，医院仍旧再次拒绝。
2003年8月3日凌晨3时30分，王明成在病痛的折磨中停止了呼吸。
王明成走了，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却没有停息。
网友分成态度鲜明的两个阵营，有人完全赞成，有人坚决反对。
究竟什么是“安乐死”？
"安乐死"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去。它包括两层现实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平常我们所说的语境是第二种。
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实施安乐死？
一般认为，病人已罹患不治之症，且生命垂危，由于躯体的极端疼痛，带来精神上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直系亲属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
西方教会一直以来对安乐死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人的生命是天神赐予的，死亡也由上帝来决定，自己没有权力剥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安乐死这个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上世纪三十年代，英美等国开始成立了致力于自愿安乐死合法化的组织机构。
七十年代前后法国、丹麦、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纷纷出现了自愿实行安乐死的协会。
这些民间组织矢志追求的目标，就是使“安乐死”合法化。
2002年，荷兰“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正式生效，成为吃螃蟹的第一国，尽管安乐死在很多国家目前还没有合法化，但人们对给予病情危重而又无法治愈的病人以死的权力和自由、来摆脱残酷的病痛折磨的做法，表示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同情与支持，觉得这样做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民间支持实行安乐死的声音也在不断高涨，成千上万的人们在自己还健康的时候就立下遗嘱，表达了在必要的时候选择安乐死的意愿。
当我们看到王明成那被癌症折磨的形销骨立的身躯，以及惨不忍睹的面容，再回忆起来他母亲当年的遭遇，是否就能对安乐死多了一分理解与尊重？
生又何欢，死亦何苦，没有痛苦伴随、体面地离开，对一个有权掌握自己命运的正常人来说，何尝又不是一种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