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安平
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争，不僅直接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而且與每個人及家庭命運息息相連。八一電影制片廠1965年攝制完成的《苦菜花》，以敵後抗日根據地複雜殘酷鬥争為背景，通過膠東農村一戶人家境遇衍變，深刻鞭撻了日本侵略者的兇狠殘暴和漢奸走狗的卑劣無恥，熱忱讴歌了抗日軍民前赴後繼、不屈不撓的崇高精神，從一個側面勾勒了人民群衆在黨的引導下，經過血與火的洗禮，逐漸覺醒并走向革命的程序。影片内容厚實、人物鮮明、格調深沉，具有頗為感人的力量。
“革命母親的縮影”
電影《苦菜花》是從貧苦農家子弟成為著名軍旅作家的馮德英，根據自己同名長篇小說改編而成。馮德英于1935年出生于山東牟平(今屬乳山)昆嵛山區，這裡位于膠東半島，抗日戰争期間鬥争異常尖銳、殘酷和複雜，其父親遭漢奸鄉長打死，兄長被迫出逃，隻留下母親帶着三個姐姐和他相依為命。馮德英不僅經曆了家庭的困苦，而且目睹哥姐們相繼參加革命，母親與革命有了不可分割的關系，自己也當過兒童團長、少先隊長，受到革命鬥争的洗禮。1949年馮德英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部隊通信學校學習，先後任報務員、電台台長、雷達指揮排排長等職。就在入伍第二年，他偶然看到作家柯藍反映抗戰鬥争的中篇小說《洋鐵桶的故事》，引起他對故鄉人民抗日事迹的回憶，知道“自己熟悉的生活也能用來寫成一本書”，由此開始以真實生活素材為基礎寫作練習，3年後在執行海防任務間隙中正式動筆，經過3年多業餘時間的奮筆疾書，終于完成《苦菜花》的創作，疊經周折于1958年由解放軍文藝社出版。
《苦菜花》雖是馮德英的處女作，但在以抗日鬥争為題材的長篇小說裡，卻是一部有成就、有特色、有影響的作品。它以充滿激情的筆觸與扣人心弦的情節，塑造了一系列豐富而鮮明的人物形象，真實而深刻地表現了抗日人民在艱苦鬥争中的覺悟成長和崇高品質。故事發生在膠東半島昆嵛山區一個叫王官莊的村子，抗日遊擊隊一舉消滅了大漢奸王唯一，建立了抗日政權，但鬥争并未結束。王唯一的兒子王竹投靠僞軍當上中隊長，叔伯兄弟王柬芝突然自外返裡，以獻地和辦義務國小僞裝進步，鑽入抗日政權内部，從事間諜活動。漢奸地主與日本侵略者的明暗勾結，使鬥争變得更加複雜而激烈，殘酷的掃蕩、瘋狂的屠殺、陰險的告密和無恥的陷害，使王官莊人民經受了極其嚴峻的考驗，付出了相當巨大的代價。但是他們沒有屈服和動搖，在黨的上司下迅速覺醒和成長起來。其中不僅有娟子、德強等年輕一代，而且有母親那樣承受過深重苦難與壓迫的舊時代婦女，甚至曾經屈辱苟活、一度被逼受漢奸王柬芝驅使的杏莉母親和王長鎖，也終于覺悟到“做個好人死了，強似劣人活着”。黨的教育、鬥争的錘煉，使他們懂得了生與死的意義。在面對革命與個人之間迅速抉擇的千鈞一發時刻，他們能夠壓抑巨大痛苦，以自己身家性命保護黨和革命的利益，由此迸發出來的光輝，凝聚成巨大的思想力量。
◆著名軍旅作家馮德英。
小說在藝術上最大的成功，是創造了一位完整的革命母親的形象，在她身上彙集并閃耀着中國勞動婦女淳樸、溫厚、善良的傳統美德，而且也是較早覺悟女性的代表。當革命浪潮剛剛卷來的時候，她惶恐甚至有些害怕，但當親眼看到武裝暴動給地主階級帶來毀滅性的打擊，進而了解到革命的真正意義的時候，即以熱情和堅定所替代，把自己偉大、深摯的母愛毫無保留地貢獻出來。她頂着傳統勢力的壓力，支援女兒參加革命，甚至在家裡最需要照顧的時候也不拖女兒後腿，表現出寬厚和質樸；為了保護兵工廠的機器而受盡嚴刑拷打，甚至為此犧牲了年僅5歲的小女兒，表現出頑強和無畏；為了支援娟子革命，代其履行做母親的責任，幫助撫養3個月大的嬰兒，表現出沉着和無私；為了拔掉敵人最後一個據點，她帶着病體，潛入敵人内部英勇搏鬥，終于迎來黎明和勝利。作者在塑造母親形象時，把筆觸深入内心，細膩揭示了她豐富的精神世界，并不避諱在困難、生死關頭和慘痛離别面前，也曾有過某種猶豫和過度悲痛，充分表現了人物心理沖突與沖突及其克服過程，進而感人至深地展示了母親偉大崇高的人性、人情。
由于在當時文學作品裡，還是第一次出現這樣一個光彩照人的革命母親的高大形象，是以受到巨大關注，許多評論者稱之為“最可愛的母親”，“不是僅僅愛護自己子女的母親，而是熱愛廣大勞動人民子女的母親，是為了革命事業而把自己的一切都貢獻出來的母親”，認為“這個人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部小說的成功”。這一評價切中作品實際，從起初醞釀到幾度修改，書名都叫《母親》，直至最終定稿，當時解放軍文藝社主編提出，已有高爾基的小說叫《母親》，希望能改個名字，馮德英考慮了幾天，才取自作品中描寫的苦菜花作為書名。他在闡述創作動機及宗旨時，一再表白就是“記述母親的一生，表達對母親的深情”，坦承“其實《苦菜花》中馮大娘的原型，正是自己的母親。更确切地說，是包括母親在内的許許多多革命母親的縮影。”後來周恩來總理在接見馮德英時曾慨言，山東人民在戰争中對革命貢獻很大，在延安時就聽說了，應當把這些很好地寫出來。鄧穎超則代表全國婦女感謝馮德英，稱其作品寫了許多優秀的婦女人物。
“改編成電影很困難”
小說一經面世廣受好評，被譽為“一朵香花”、“英雄的花、革命的花”，稱贊其“再現了過去人民所受的苦難，寫出了這個鬥争的殘酷、艱苦和複雜，表現了軍民之間和黨群之間的血肉關系，使廣大群衆特别是青年從中受到了深刻的共産主義教育”，不僅很短時間一再印行，而且迅速衍變為戲曲、曲藝等其他藝術形式，僅評劇就有3個劇團同時上演，其中中國評劇院就一連演出幾百場，可謂風行一時。
在《苦菜花》的改編中，影響最大當數電影。小說出版後即為八一廠看中，認為其總體屬于軍事題材範疇，所描述的人物性格、生活細節、地方風物等質樸真實，尤其在對革命戰争的描寫中，特别注重突出感情的意義，在夫妻情、母女情和婆媳情等方面，都做了較為充分的表現，搬上銀幕會有自己的特色，因而很早就列入拍攝計劃，由于小說建立在作者豐富生活經驗的基礎之上，馮德英已調至空政政治部任創作員，便決定由其執筆改編。
◆《苦菜花》劇照，母親和女兒娟子。
要把一部長達40萬字的小說，變為一部放映不足兩小時的電影，不僅受到篇幅、長度等限制，更為主要的是必須适應電影表現需要，進行藝術再創造，不能像原著那樣展開複雜的人物關系、描述豐富的情節糾葛，而需簡化人物關系、集中情節場景，以形成戲劇沖突。而這種取舍、變化，又受到當時政治、文化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因而從前期準備到實際拍攝頗費周折，前後曆經好幾年。誠如馮德英後來深有感慨的回憶：“《苦菜花》這個小說本身因為我年輕，其中寫的大量都是生活的原始的東西，加上作者的感情，是以我的結構上來講是不完整的。……它改編成電影很困難，它的情節、故事啊，它是跟着人物走的……是以改了好長時間，放下了改，改了放下來，導演也換了好幾個。劇本是我自己的，本來我也不想改，改編本身意味着舍棄。因為當時那種藝術氣氛、藝術環境也不好，比較‘左’傾的東西多一些，限制也多。”
改編的切入角度和主題表達，就展現了提煉與升華的變化。雖然小說與電影都以山東昆嵛山區我抗日軍民對敵僞英勇鬥争為内容，前者以王官莊農民暴動、鬼子三次“掃蕩”，以及抗日軍民攻取道水城為主線全面展開，後者則以一個生活底層的普通勞動婦女逐漸成長為勇敢堅強、不怕犧牲的革命母親過程的集中反映，由此整合與日軍的交鋒、同反動地主分子的抗争，以及和暗藏漢奸、特務的較量，更為集中表現中國人民在共産黨的上司下，如何經過艱苦卓絕的英勇奮戰，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進而有力揭示勞動人民要想得到解放，隻有跟着共産黨，拿起槍來同敵人進行武裝鬥争。
據此，原有小說所有人物關系及故事情節，在影片中都根據母親形象的塑造和主題表現進行取舍變更。最為顯著的是原著中母親的丈夫仁義是被地主逼跑的，後來又回來了，電影裡改為仁義被地主害死，逼跑的是大兒子德剛，而德剛則由原著中母親的小兒子，變成電影裡的大兒子，亦即區婦救會長趙星梅的未婚夫、在八路軍兵工廠工作的紀鐵功。馮德英曾作說明：“在小說中，區婦救會長趙星梅和她的未婚夫紀鐵功，對母親的成長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紀鐵功的犧牲，星梅的慷慨就義，把母親的革命思想大大提高了。可是，因為母親與他們沒有血肉的聯系，萍水相逢，在小說裡可以通過叙述來描寫鐵功和星梅的形象，使他們的犧牲産生強烈的力量。但在電影裡，沒有篇幅來過多的寫他們，而單純的保留了他們的犧牲，對母親的影響就不會很大了。為此就想到如果星梅的未婚夫，就是母親的兒子，舊社會的殘暴使他們的命運聯系起來，革命的洪流又将他們湧到一條戰線上。紀鐵功的犧牲，是母親失去了親生的兒子，又是失去了英雄的戰士，做母親的骨肉之情，對革命戰士的階級之愛，這雙重的崇高情感産生的力量會更加強勁。這既是寫了母親在喪失兒子的不幸面前經受了考驗，更是歌頌了革命母親的堅貞情操。”
比照原著改動最多的是有關情感處理，小說《苦菜花》不同于當時其他紅色經典之處，就在于表現激烈的階級鬥争和歌頌英雄形象的同時，伴有頗多豐富細膩的情感描寫，比如德強與杏莉青梅竹馬式的少年朦胧之愛，杏莉母親與長工王長鎖由互相同情到相依為命，娟子對姜永泉的一往情深、羞怯難言等，這也是其在那個年代吸引大量讀者、但也招緻争議乃至诟病的一個重要原因。當時改編電影的特定政治環境，正值排斥、否定人性、人情、人道主義趨于嚴重，這些描寫不得不予以淡化、回避乃至删除。尤其是杏莉母親與王長鎖的關系，在原作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涉及出身、地位等複雜因素，不能在影片中出現，他們的私生女杏莉也就失去了存在依據，但情節發展又不可缺少這樣一個人物，于是便改為蘋莉，變成王家傭人的孫女，雖然所為還是小說中杏莉做的事，但其階級出身發生重大變化，對地主、漢奸王柬芝的舉報也就有了更加充分理由，多了階級仇恨成分。
改編中最為根本的變化，是将母親在革命鬥争中成長作為主要表現對象，原著對其性格刻畫從慈愛心腸和革命意志兩個特征入手，電影則側重向後者傾斜，故事情節予以相應集中、調整，讓其經受親人犧牲、陷落敵掌、毒刑拷打等嚴峻考驗，最後以與暗藏的漢奸王柬芝面對面生死較量，取代原著母親與娟子深入道水城殲敵，鬥争自始至終在王官莊展開，更為集中凸顯母親命運變化與覺悟進步。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借助強化原作中“槍”的描寫予以喻示，由起初母親看到娟子試舊獵槍而驚悸，引出丈夫仁義臨死前握槍囑托“報仇”，再至母親主動要學會開槍，直到臨危不懼舉槍打死敵人，使之成為人物成長貫穿線索，而且直接賦予母親很多強烈鬥争行動，如幫助民兵堅壁兵工廠機器，與漢奸呂錫鉛厮打搏鬥，把敵人領進地雷區，怒打漢奸王竹耳光，最後拿起武器擊斃特務王柬芝等，都是原著中所沒有的，進而更加鮮明地突出母親堅韌倔強、愛憎分明的革命英雄形象，同時又闡釋了人民武裝起來反抗壓迫、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而這正是改編拍攝之際所倡揚的時代精神。
“銀幕第一老大娘”
影片于1964年正式開拍，最後确任執導的是八一廠年富力強的導演李昂。他經曆過抗日戰争與解放戰争，對片中所表現的内容并不陌生，亦有頗為豐富的拍片經驗，曾任《戰上海》《突破烏江》等片副導演、聯合導演，獨立導演過《青年坦克手》。随之組建的攝制班子，主創人員以八一廠為主，輔以外部邀約。攝影是成功在西藏高原拍攝第一部劇情片《農奴》聲譽鵲起的韋林嶽，主要角色中的母親、星梅、姜永泉，以及敵方的王竹、王唯一、清水等，均由八一廠演員劇團的曲雲、袁霞、王志剛、謝萬和、劉江、孟慶芳等飾演，娟子、王柬芝的演員，則是借用在《地雷戰》中飾演過田嫂的濟南軍區前衛話劇團楊雅琴、空政話劇團顧岚。為從音樂上展現特有的膠東風情，專門找到曾拍攝以山東解放區軍民自衛反擊戰為題材《紅日》的上影天馬廠，邀請脍炙人口的《誰不說俺家鄉好》作者之一、亦是山東牟平人的蕭珩，客串本片作曲，為之創作了主題組歌“苦菜花香”，同一曲調反複出現，根據規定情境歌詞有所變化，或悲痛或深沉或高亢或歡樂，并由《紅日》原唱的山東歌舞團的王音璇演唱，委托上影樂團演奏錄制，極具感染力量和地方風味，為影片增色不少。
由于母親已提升為第一主角，能否演好關乎影片成敗，演員選擇引起各方高度關注，八一廠及攝制組甚為審慎。當時候選者中不乏在觀衆中已有影響的名演員，後來确認出演的卻是尚無很大名氣的曲雲。她是聽說廠裡要拍《苦菜花》，找來小說看了後，主動找到導演提出“讓我試試吧，合适就讓我演。”其緣由亦是山東牟平人，老家離故事發生地不遠，小說中那些事情大都經曆過。
◆曲雲在舞台和銀幕上扮演的老大娘形象，質樸淳厚、剛柔并濟，富于鄉土氣息，為其赢得“銀幕第一老大娘”的盛譽。
鑒于曲雲同樣生長在膠東半島，積澱了較為豐富的生活素材和人物原型，具有強烈飾演角色意願，盡管與之年齡存在差距，但經曆有一定相似，而且一直在舞台和銀幕上扮演老大娘，廠裡最終拍闆敲定由她飾演母親這一關鍵人物。曲雲承接飾演任務後，深知熟悉生活并不意味就能把人物塑造好，反複閱讀小說和劇本，廢寝忘食地投入排練，拍攝中更是非常認真刻苦，精心對待每場戲。為了感受母親誘敵踩雷的思想感情，她一個人跑上外景地的山頭，一遍遍反背着手，琢磨體會被敵人捆綁逼着帶路、思忖對付辦法、尋找埋雷記号等情境的反應表現。德剛犧牲後婆媳相繼以織布表達悲憤緬懷，導演要求母親織布要比星梅熟練，她提前着手準備，不顧白天拍戲勞累，利用晚上空隙，冒着昆嵛山狼多危險，跑上幾裡夜路趕到老鄉家學習織布。就這樣經過辛勤執着地努力，曲雲圓滿完成了母親形象的塑造，将其從受盡折磨的中國農村普通婦女變為自覺革命戰士的成長過程，真實、準确、細膩地呈示出來，形成了質樸淳厚、剛柔并濟，富于鄉土氣息的表演特色，赢得“銀幕第一老大娘”盛譽。她曾謙遜地表示：“革命母親的英雄事迹教育了廣大觀衆，廣大觀衆非常喜歡他們的革命行為，觀衆是以熱愛我，是我沾了英雄母親的光。”并由衷感激導演李昂和攝影師韋林嶽，是他們使她在拍攝中擺脫了緊張、僵化、難堪的局面，在嘈雜的拍攝現場排除幹擾而進入角色，在各種假設條件下進行真實的表演。
影片攝制完成後，入選文化部舉辦的“紀念偉大抗日戰争勝利20周年電影展覽”，于1965年8月在全國上映， 受到廣泛好評。該片在香港首映時，恰逢邵逸夫拍攝的娛樂片《四大金剛》同期上映，《苦菜花》票房收入遙遙領先。該片還在阿聯舉辦的中國電影周上放映，曲雲作為中國電影代表團成員出席。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因馮德英繼《苦菜花》後創作的反映解放戰争時期鬥争生活的長篇小說《迎春花》曾被改編成話劇，江青看了不滿意下令修改，馮德英隻是口頭上表示接受卻并沒有改，被誣為“對抗文藝革命旗手”的“黑作家”，其小說成了宣揚資産階級人性論、階級鬥争調和論、革命戰争恐怖的和平主義、愛情至上及有黃色毒素的“大毒草”，《苦菜花》影片亦受到株連遭禁，但私下裡卻被定為革命樣闆戲參考片，因江青認為“演得好，有生活”，直到“文革”過後才重見天日。前些年《苦菜花》小說又相繼被重新改編為呂劇、電視連續劇，創作、排練均以影片作為參照，印證其獨特芳香仍具魅力。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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