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吳國大泉五百
劉備蜀國五铢
曹魏尚且如此，蜀吳兩國就更是疲軟了。劉備得荊州時，粟與金同價，他不直接攻打劉璋，也是出于個體攤主的精明，因為他幾乎連軍饷也難以足供，隻好借幫劉璋擊張魯的名義，用益州的工資來滅益州，玩的是空手道。得手後，劉備興緻勃勃地鑄起了直百五铢錢，這種巨額面值的币重不過是蜀五铢的三倍，作價則達百倍。這樣，同樣多的銅就可換取民間三四十倍的物資勞務。這種價值與使用價值嚴重分離的貨币，讓劉備政權的府庫瞬間充實起來。對于這一貨币政策的實行，除了少數人反抗外，蜀中百姓都無奈地接受着戰争與經濟的雙重剝削。好在蜀地肥沃，糧食産量還算大，蜀錦的跨國銷售非常搶手，蜀國的經濟還好沒有到達崩潰邊緣。随後，蜀國繼續着不足值貨币的噩夢，劉禅時期，直百五铢越鑄越薄，與五铢錢相差無幾了。這種貨币制度是相當殘缺的，也是不穩定的，它的隐患也讓蜀國的經濟逐漸蕭條，一直延續到蜀國衰落。
孫吳的财經狀況與蜀漢也是難兄難弟。吳國所處地的經濟狀況一直都非常繁榮，曆來都是糧食、獵物、海鮮、珍珠等産品的重要産地。孫權執政時期，民間富庶程度甚至超過了政府，這其中也包括張、顧、陸、朱四大家族。他們都應該感謝漢文帝時的“好政策”。作為執政者，孫權當然是不希望這樣的情況出現的，于是，在嘉禾五年（236），便強制流通了“大泉五百”，即一枚新貨币值五百枚五铢錢。據《通典食貨志》記載，孫權所鑄的大泉五百，直徑約3厘米，重約7.8克，而随後，孫權覺得這種貨币面值還是太小，在赤烏元年（238），相繼發行了大泉一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貨币，據《通典》記載，大泉一千，直徑約3.2厘米，重約10.4克。即實際上隻等于3.2個五铢錢的大泉一千，被強制實行兌換1000個五铢錢。
赤烏九年（246），孫權府庫充盈，錢财豐厚。百姓卻抵擋不住這樣的剝削，無以存活，暴動不斷，孫權終于在一片反對聲中，取消了通行11年的大泉貨币系列。至此，再沒有出現新的貨币政策，被複用的貨币繼續被吳人使用，直至吳國滅亡。
糟糕的貨币政策、連年的征伐使得吳國國庫枯竭，與曹魏争合肥、樊城，與蜀漢争荊襄并引發大規模戰争，除呂蒙襲荊州掠得府中大筆藏錢得了便宜外，其他戰争都是賠的，而且由于蜀吳相通，兩個通貨膨脹國家争相把貶值貨币作為經濟戰的手段，争貶币值以防本國貨币大量流失。在銅本位的經濟體制中，一枚當十重量的銅币被鑄作當五千面值的大泉，最後吞食惡果的必然是吳蜀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