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6日至22日，嶽麓書院邀請賓夕法尼亞大學夏南悉（Nancy S. Steinhardt）教授以線上騰訊會議形式，進行了“超越中國都城的中國都城”（The Chinese Capitals beyond the Chinese Capital）系列演講。夏南悉教授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中國藝術策展人，1981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81-1982年執教于布林莫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 1982年加入賓大并執教至今。出版有《中國建築：一段曆史》(Chinese Architecture: A History)（2019）、《遼代建築》(Liao Architecture)（1997）、《中國皇城規劃》（Chinese Imperial City Planning）（1990）等著作，發表學術文章逾百篇，參與公開講座和學術會議達四百餘場，在中國乃至東亞建築史研究領域享有盛譽。
夏南悉教授
系列講座圍繞“超越中國都城的中國都城”這一主題，在縱向層面上從新石器時代華夏腹地的早期城址一直延伸至元大都暨今日的北京城，跨越了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在橫向層面上超越中原漢地的都城體系，廣泛探讨其對于中國邊疆地區，北韓半島、日本等東亞世界乃至蒙古、俄羅斯等北方草原地區和中亞世界的廣泛影響，縱橫萬裡山河，展現出宏大氣魄和全球視野，吸引了包括海内外高校和社會人士在内的超1000人次線上觀衆的持續關注，引發較大學術反響。
夏南悉教授系列講座的第一講“從城牆到偉大國都”由在先秦城址和空間觀念研究領域頗有建樹的嶽麓書院鄧國軍副教授主持，于2021年12月16日晚八點線上舉行。此次講座從城牆遺址出發，進而探讨中國都城的發展脈絡。首先，夏教授基本依照時間順序梳理了中國史前至早商時期的主要城牆與遺址，如陝西西安半坡遺址、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陝西榆林石茆遺址等，指出其聚落和城市結構由簡單到複雜，逐漸展現出向心性、秩序性和較為明确之功能分區的發展過程。對其中标志性節點，空間關系和内外秩序、等級秩序的成立，夏南悉教授系統加以分析，尤其注意到城牆或者護城壕這一具有重要區隔屬性的建築在中國古代城市傳統中的重要性。其次，夏南悉教授重點讨論了夏商周時期城市尤其是都城的發展情況。在對二裡頭一号、二号建築基址進行分析的過程中，夏教授特别提示了此類建築基址四邊形的結構特征，注意到其兩柱并立式的前廊結構特征。而在對河南偃師屍鄉溝商城的分析中，她特别提示了此類城池中護城河，以及宮殿建築區中方形回廊和中庭的布局特征，展現出中國早期都城的空間設計理念。第三，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為我們了解商代後期都城王室居住區、貴族居住區和手工業區的功能分區布局具有重要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夏教授并未孤立地分析商代都城布局，而是将其與歐洲、非洲、中美洲以及東南亞等地的其它早期城址進行對比，歸納出中國古代早期城市化的特點。
而在西周、東周（春秋、戰國）時期周朝都城和各諸侯國都城的梳理和分析中，夏教授聚焦于陝西岐山先周遺址、洛陽王城遺址、曲阜魯國故城遺址、臨淄齊都遺址、北京燕下都遺址、河北趙都邯鄲遺址、山西侯馬遺址等處，以城牆圍合情形之殊，将其概括為單城、雙城等結構。周代尚禮，夏教授亦十分注意此類都城中宗廟等禮儀建築的分布格局，還提到了中山國王陵墓規劃的平面圖——《兆域圖》。最後，夏教授分析了秦漢時期鹹陽、長安、洛陽等都城的情況，探究了宮城、皇城、市場以及禮儀性建築等主要城市要素的地理分布。如對于西漢長安的分析，她結合宋敏求《長安志》、楊守敬《水經注圖》、李好文《長安志圖》、《長安縣志》等文獻，提出了漢長安城為何沒有遵循《周禮·考工記》所拟定的都城規劃原則的命題，并對學界關于長安城牆走向的“北鬥”“南鬥”說提出質疑。随着西漢後期明堂、辟雍、九廟等南郊禮制建築的建成，長安南延線部分的禮儀軸線逐漸成立。更為重要的是，由長安分别向北、向東延伸，分别對準漢代所謂的朔方（今内蒙古河套地區）和地處山東半島南部的碣石宮。由漢長安這一中心點往西、往南延伸，亦可達傳說中西王母所居的昆侖和長江，以此來确定其天子居于中央的核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宮城所占城區比例和都城人口數量方面，西漢長安的數座宮殿占據了城中的絕大部分區域；東漢洛陽則縮減為以複道相連的南、北二宮，都城人口卻是西漢長安的兩倍。及至此時，以東漢成都為代表的地方中心城市亦逐漸發展，形成了獨特的地方建築風格。總之，夏南悉教授結合大量考古資料，運用城市規劃學領域的相關知識，呈現出先秦至秦漢時期主要城市空間布局的演變趨勢，提出了中國古代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秦漢轉型問題。
第二講“由北而南的中國都城（200—600）”由嶽麓書院曆史系從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蒲宣伊老師主持，于2021年12月19日晚九點線上進行。講座按照時間順序以及南北劃分具體講述了中國三國至南北朝各個朝代都城規劃的基本原則和視覺特征等等。具體而言，對于三國時期，夏南悉教授較為詳細地講述了曹魏邺城（今河北臨漳縣）及洛陽城，并且将邺城三台與洛陽的金墉城做了對比。在相似性方面，邺城三台與金墉城均位于都城的西北角，具有鮮明的防禦性特征和軍事要塞性質；而在具體差別方面，邺城三台位于邺城的城牆之外，洛陽金墉城則位于城内。曹魏時期邺北城布局的另一項重要特征是宮城和衙署區兩條軸線的并列分布格局。此雙軸線格局的特點，也延續至曹魏洛陽和西晉洛陽。在此三國紛争之際，與曹魏都城邺城和洛陽并立的還有蜀漢的都城——成都和吳國的都城——武昌和建業（今江蘇南京）。在都城布局方面，成都和建業并未跟進曹魏邺城的模式，而是結合其周邊環境特征，尤其是水系特征，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都城格局。尤其是吳都建業，在東晉南遷之後繼續作為東晉南朝的都城，逐漸由吳國的單重城垣、東晉時期的雙重城垣發展為梁代的三重城垣，展現出對北方都城尤其是洛陽的模仿：如以朱雀之名指稱禦道，部分城門的名稱亦與魏晉洛陽相同。從兩漢到南北朝，中國都城總的發展趨勢是從多宮制、兩宮制走向單一宮制。宮城位置也逐漸穩定于都城中央，或是中軸線的北端。
至十六國時期，夏南悉教授敏銳地觀察到甘肅、河南、江蘇、四川等區域性政權都城中很多相似的布局和結構。後趙石勒、石虎時期重建的邺城和長安城，進一步發展了北方都城宮殿與衙署軸線分列的格局，石勒所重建的邺城竟然形成了五條平行的軸線建築群。夏國都統萬城位于今陝西省靖邊縣境，為赫連勃勃所建，據說采用了嚴酷的品質控制手段，堅固非常，至今仍保留有大量城牆、建築基址等遺存。北魏征服此地後，統萬城逐漸荒廢，但遺址仍較為完整地儲存下來。值得注意的是，在甘肅張掖，還出現了嚴格按照五方配五行之制建立的都城，青赤白黑分别占據東、南、西、北四個方位，對應三、六、九、十二月和春夏秋冬四季，展現出高度秩序化和禮儀化的特征，與先秦兩漢的明堂制度相類。為了使聽衆明晰此類都城的外在形态，夏教授利用河西地區墓葬出土陶樓等，更為直覺地加以說明。綜合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範圍内出現了三種類型的都城，一種宮城位于中央，一種宮城位于北面，還有一種則如統萬城一類具有要塞性質，大量供城市居民食用的牛羊位于城中。
由此，夏南悉教授又将視點延伸至此一時期活躍于中國東北和北韓半島北部的高句麗政權，并對位于今吉林、遼甯和北韓北部的集安國内城、丸都山城，以及平壤附近的三座山城的空間布局和考古發現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和分析。在她看來，集安國内城、丸都山城等都是利用山勢、因地制宜的典範，呈現出不規則的城牆形态。位于今北韓首都平壤附近之五世紀的高句麗王都，亦可分為内城、中城、外城和北城等不同部分。但此四城并非層層相套的環狀結構，而是呈現出由一較小區域沿單向或雙向漸次擴充的态勢。僅其500米見方的小城形制甚為規整，恐是以中國的宮城作為模範。
至于北魏，夏南悉教授在對其舊都盛樂作簡要交待之後，主要論及平城（今山西大同）的都城建設以及附近石窟和出土墓葬發現等，對孝文帝遷都之洛陽也有涉及。就代都盛樂的空間格局而論，其與高句麗王城之間存在較大的相似性；盛樂附近出土的拓跋貴族墓葬，也多描繪其騎馬射獵的場景。由盛樂至平城，北魏王朝逐漸由一個草原遊牧政權轉變為一個中原型的帝國。平城之中也開始興建更多具有中原政治文化特征的明堂等儒家禮制建築。與前代都城相較，北魏都城中最為重要的新景觀便是佛塔的興建，位于洛陽的永甯寺塔即是其例。而在都城之外，位于平城東北的方山思遠浮圖、平城西面的雲岡石窟，以及北魏洛陽西南的龍門石窟等，均展現出佛教在當時的重要地位。從北魏平城時代起，宮城在整個都城中占地面積的比例更為縮小。内城與外郭城垣之間，出現了大量整齊劃一的裡坊。這一棋盤式的都城布局模式，亦為隋唐長安和洛陽所承續，成為中國所謂“中世紀都城”的主要特點之一。講座最後，夏教授還簡要談及了北魏分裂後東魏、北齊的都城邺城（邺南城）和西魏、北周的都城長安，并對這一時期的一些重要建築、考古和藝術遺存加以梳理，如響堂山石窟、邺城趙彭城佛寺遺址、河北義慈惠柱、太原北齊婁睿墓、徐顯秀墓等。總的來說，夏教授的這場講座雖然叫做“由北而南的中國都城”，但主要集中在這一時期北方的都城之上，對南方則涉及較少。她廣泛應用都城、墓葬的考古材料，參用《考工記》等傳世史料的記載，通過大量直覺、生動之地圖、照片與平面圖的呈現，增強了聽衆對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即所謂“中國中世紀都城”特點和演變趨勢的認識和把握。
第三講“唐代模式與複都制”由最近對中古時期都城規劃和建築空間多有關注和相關研究成果的謝一峰副教授主持，于2021年12月20日晚九點線上舉行。夏南悉教授此次講座重點分析了唐代都城的發展模式，并圍繞複都制進行了深入探讨，進而将世界範圍内尤其是東亞世界同類模式的都城納入讨論之中。她首先回顧了唐以前較具代表性之都城（平城、邺城、洛陽等）的發展曆程，遂将讨論的中心聚焦于隋唐長安。有唐一代，北韓半島、日本、粟特和波斯商人紛至沓來，長安、洛陽、揚州和廣州等成為胡商雲集的國際化大都市。就隋唐長安的都城形制而言，大體呈方形，但在東南、東北方向分别被曲江池和大明宮打破，形成不規則的折線。城内裡坊猶如棋盤，将巨大的都城劃分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空間，特定人群居住于特定的裡坊之中。宮城位于北面的特點依舊延續了北朝的傳統；皇城内的衙署區則居于宮城的正南面，延續了北魏洛陽的布局特征，并未形成雙軸線的格局。太極宮地勢較低，不利于皇帝的健康，故唐太宗、高宗之後，遂在長安城東北角的龍首原興建大明宮。數十年來，考古工作者在大明宮遺址區發掘了含元殿、麟德殿、三清殿、丹鳳門等重要建築基址。含元殿作為大明宮的正殿，坐落于高聳的台基之上，展現出大唐王朝的恢弘氣象；三清殿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道教宮觀性質，承擔着道教禮儀功能，展現出唐廷崇道尚老的傾向。唐玄宗即位後，又将其潛邸之所增廣為興慶宮，中央為龍池。位于長安外圍的華清宮、仁壽（九成）宮等，亦展現出皇權在長安周邊的延伸。與長安不同的是，洛陽的宮城并未居于中路，而是位于都城的西北面。隋唐洛陽之整個城市空間，亦分據于洛水兩側，不似北魏洛陽一般全部位于洛水北面。由此而論，隋唐長安、洛陽的都城規劃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出對于北朝的延續，亦展現出自身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北朝都城的固有範式。除此之外，她還對擁有子城和羅城的唐代揚州進行了簡要分析，凸顯其重要地位和商賈雲集之特色。
其次，夏教授将目光投向與唐朝交往密切的日本，對其飛鳥、奈良、平安時代的都城展開細緻分析。此時的日本發生了頗為戲劇性的變化，即是從多都制逐漸轉向單一都城制，形成了以藤原京、平城京、長岡京和平安京等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都城。在飛鳥時代的都城藤原京之中，宮城并未如北朝和唐代的宮城一般位于都城的北面，而是居于中央。及至奈良時代的都城奈良，遂形成更為标準的方形區域，但尚未有完整的城牆。此時的日本都城，仍舊存在宮城和衙署兩條獨立的平行軸線，而非如北魏洛陽和大唐長安一般形成宮城和衙署貫通的單一軸線。這使人不禁感歎，日本的飛鳥、奈良時代雖與唐朝前期大約同時，效法的卻是更早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都城。上述觀察和分析同我們想當然的認識——即日本都城理當完全效法唐制的觀點構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戰。而在其都城内部的唐式建築方面，位于日本的法隆寺、東大寺等，為我們了解唐代建築提供了重要的參照。
最後，夏教授對東亞範圍内的複都現象進行了分析，并逐一對渤海五京、遼五京、金六京等多都城系統的城市形制及相關問題作出說明，強調了唐代都城對周邊地區和後世王朝的持續性影響。在她看來，渤海五京不能簡單追溯為中原漢地的傳統，高句麗亦擁有多都系統。考古發掘的渤海國上京佛寺遺址，在其柱網結構上與唐代之佛光寺東大殿相類，均為内外槽結構，展現出渤海國在建築風格上對于唐朝規制的承續。随後，夏教授将視點轉向唐朝北面和西面的蒙古高原和西域地區，對西突厥汗國、東突厥汗國、回鹘汗國和吐蕃帝國的曆史進行系統性回顧，尤其是對考古發掘成果較為豐富的庭州城址進行了細緻解析，以其阙門的形态來看，該城使用了漢式建築的風格（三出阙）彰顯其城門的特征。又回鹘汗國的中國式屋頂、瓦當等建築構件遺存和墓葬内部的壁畫圖樣，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其對于中原漢式建築的模仿，折射出唐式都城和建築風格在蒙古高原和所謂“内亞”地區的輻射和影響力。而在遼代的上京、東京、南京、中京和西京中，上京臨潢府最早建立，分為北面的皇城和南面的漢城，展現出雙城并立的布局形态；遼南京則位于今天的北京城中，宮城位于都城的西南部，尚未有很好的解釋。今日北京西城區的天甯寺塔等，仍是遼南京時代延續至今的建築遺存。有遼一代，佛教昌隆，有“遼以釋廢”之說，清代重裝、基本保持遼代形制的中京大塔，和位于西京（今山西大同）的華嚴寺和善化寺，展現出遼式佛教建築的風韻，及其與唐式建築間的承續關系。至于金朝的上京黃龍府，亦為雙城形式，展現出對遼上京的模仿；金中都則在遼南京基礎上擴建而成。
總體而倫，夏南悉教授在講座過程中結合文獻和大量考古資料對城市的空間布局進行論證，充分注意到文獻記載同考古資料間的互相印證和緊張性。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在整個第三講的講座過程中，夏教授并未将重心全部置于隋唐時代最顯赫的都城——長安和洛陽之上，加以濃墨重彩的詳細介紹和深入解析，反倒是對唐朝周邊區域的漢式城址以及唐代之所謂複都制在渤海、遼、金時期的延續和發展予以長時段、大空間地梳理，展現出其“超越中國都城的中國都城”研究的深刻意蘊。
第四講“1220-1360年代的中國城市”由研治宋元史，尤其是宋元佛教史的王菲菲副教授主持，于12月22日晚九點線上進行。該講的主題是蒙元時期的中國城市。夏南悉教授首先簡要介紹了蒙古帝國的擴張過程，對喀拉浩特等城址進行了簡要介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還引用了元代類書《事林廣記》中的地圖，對時人關于蒙古帝國疆域的認識加以分析，注意到圖中對于長城略顯誇張的描繪。這種對于長城的描繪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承繼了宋代的傳統；但此時的長城内外已經不再是對立政權的爾疆我界，而是統一之蒙古帝國的不同區域了。蒙古帝國從草原擴張，在較短的時間内經過成吉思汗、窩闊台汗和蒙哥汗三代君主的努力，發展為占亞洲大陸二分之一疆域的巨大帝國，後又分立為所謂的四大汗國，哈喇和林（或簡稱和林）即是蒙古帝國早期的都城之所在。
首先來看和林。今日的和林遺址已經淹沒于茫茫草原之上，昔日的大殿遺址上建起了藏傳佛教的寺院。根據西方傳教士的描述，當時的和林宮殿之中有一座“樹”狀的裝置，不同種類的飲料從“樹”的分支中向不同方向流出。這一設計，恐出自歐洲的手工藝人之手。大殿内的布局，又使人想起歐洲的聖蒂尼教堂。此時的蒙古帝國都城和林，成為了東西方建築風格的交彙之地。在此時的蒙古高原之上，中國式的建築風格亦留下諸多痕迹，現藏于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國家博物館的大量中國式瓦當和錢币，非常明确地展現出中原漢地風格對于這一地區的影響。而在和林城中，一座面闊七間、進深七間的大型建築亦吸引了夏南悉教授的注意。據她推斷，這極有可能是一座與河北正定隆興寺大悲閣相類的“閣”。另一種可能性，則是如今日藏傳佛教寺院中頗為常見的方形大殿（措欽大殿）。
其次所要分析的則是元上都。在《馬可波羅遊記》中便有關于上都的記載；而在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筆下，上都則是他心中神秘美麗的“仙那度”。從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繪制的元上都考古平面圖來看，上都亦分為宮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宮城四周有角樓，外城七門，貫通的東西向主街和通向都城中央的南北向大街呈九十度交叉，構成T字形骨架。位于都城正中央大街交彙之處的顯赫建築，則是一座多層的漢式樓閣——大安閣。在《馬可波羅遊記》中，還描述了水晶殿等元上都的神秘建築；周伯奇則将關注點置于一座具有神奇氣味的香殿。城外的佛教寺院和其他宗教的建築景觀，展現出蒙古帝國對于多元宗教的包容。漢人官僚劉秉忠則試圖使用中華傳統經典文獻（如《易經》）中的重要概念來設計這座帝國的神聖之都，将中原漢地的文化元素融入具有北方草原性格的蒙古都城之中。在其出土文物遺存的細節方面，裝飾有鳌頭和五爪龍的建築構件，亦彰顯出中原漢地的典型特征。
接下來所要論及的是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城。大都東、南、西面各開三門，北面二門，亦有三重城垣，在相當程度上延續了元上都的空間布局。與之不同的是，上都宮城與遼南京相類，偏居都城一隅；而大都之宮城則居于都城的中央偏南位置，展現出天子擇中而居的傾向。忽必烈接受劉秉忠的建議，在大都興建了一座太廟。由此而論，他已經決心成為一位中國式的君主。甚為有趣的是，元大都中保留了金朝所興建的離宮别苑，即今日北京之西苑三海（北海、中海和南海）。位于其中的瓊華島、萬壽山等，被認為與北宋開封的艮嶽相類，展現出與道教和神仙信仰之間的關聯。又所謂元中都，位于今日河北張家口之張北縣境，亦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大都的空間布局形态。
而在上述蒙古（元）帝國的四大都城之外，夏南悉教授熟練運用多種語言文獻，結合碑刻、文獻和考古材料，生動解析了蒙元帝國多樣的建築風格，對内蒙古敖倫蘇木古城遺址，以及蒙古國境内的沙贊浩特城址等蒙古帝國時期考古遺址進行了摘要介紹，通過其中國式鳌首和瓦當等建築構件的證據，揭示出漢式建築經由蒙古帝國對蒙古高原乃至南俄草原地區産生影響的事實。又其對于黑龍江黑山頭城址、内蒙古應昌古城遺址、集甯路城址等重要遺存的揭示，則展現出漢式建築與都城規劃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深入影響。總而言之，漢式城址此時已不再僅僅局限于傳統華夏文明的範圍之内，而是随着元朝疆域的擴充遠及東北亞、中亞等地，并與當地的文化特征相融合，折射出中原文化在元代這一特殊曆史環境下對于這個東部亞洲的輻射性影響。
綜上所述，夏南悉教授的系列演講既緊密圍繞中國都城這一核心，又不僅局限于經典意義上之中國都城的範疇之内，而是将北韓半島、日本、中國東北地區、蒙古高原和中亞，乃至南俄草原地區納入視野。如果說先秦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都城的演變更多是一種内向的變革，較多展現出内部的多元性和南、北分立的特征；隋唐和元代的中國都城則更多展現為外向的延伸，即所謂漢式都城形制在邊疆地區乃至中國政權控制範圍之外的顯著影響和輻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