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當封建帝國走向末路之時，總會有一些傑出的大臣試圖力挽狂瀾。今天，我們就來談一談清朝末期的名臣曾國藩的曆史功績。
既然要談曾國藩，就不得不提到他在洋務運動中所做的貢獻。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主要上司者，同屬洋務派的李鴻章和丁日昌都是他的門生。我們都知道，哪怕到了帝國即将覆滅的時候，哪怕敵人把大炮怼到了我們的臉上，還是會有不少思維僵固的官員，他們仍然做着“天朝上國”的美夢。
是以，在他們眼裡，隻要能夠守住中國的傳統禮儀文化，就能獲得群眾的支援，洋人也自然會意識到自己侵犯他國的錯誤罪行，并向我國賠禮道歉。
不得不說，閉關鎖國使得這些頑固派，被一種程式化的思維路徑給束縛住了。哪怕是戰争失敗的結果甩在他們腦袋上，他們也仍然不能清晰地認識到世界的改變，更不能看清清政府已經面臨的崩潰局面。
但是，清政府内仍有一批智商線上的官員，他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知道清政府再這樣下去隻能是自尋死路。于是，便提出：在保持國家現有體制不變的情況下，主動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建造屬于清政府自己的武器裝備，以此用來牽制西方的侵略。
我們把這些人稱作“洋務派”，後來，發展得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就是由他們發起的。這兩大陣營，因為對世界的認識不同而對立，雙方就“應不應該引進西方先進科技”開始了争鬥。頑固派一直認為：“傳統的才是最好的，我們不需要改變。”而實質上呢，就是一種放棄武裝的投降主義。
但是，頑固派嘴硬，他們認為：“洋務派才是在向西方投降。”甚至，還指責洋務派是：“想用西方的東西改變中國的傳統，是把中國的财産輸往外國的賣國之舉。”然而，洋務派的領頭羊曾國藩自然不能認輸，最終，他毅然決然的扛起了迎戰頑固派的大旗，這也展現出了他思想的進步性。
首先，曾國藩是最先認識到侵略者本質的學者之一。
曾國藩年輕的時候，生活在湖南的一個不為人知的小村莊裡。由于，他長期生活在這種封閉的社會環境之中，也使他束縛在了一種不可避免的階級局限裡，是以，他并不能全面準确地認識到西方侵略者的本質。後來，曾國藩到了北京，看到了世界開闊了視野，是以，他逐漸對侵略者的性質有了一定的了解。
早在鴉片戰争時期，受勞苦大衆反抗英國侵略的鼓舞，地主階級中的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也表現出了強烈的反侵略熱情。而曾國藩與外國一直有着聯系，使他看到了外國人總是以實力強弱論對錯，而他們的實力越強，對清政府的威脅也就越大。這就說明，此時的曾國藩已經看出了侵略者的本質就是“掠奪”。
從這一認識來看，曾國藩對侵略者已經沒有了任何幻想。更重要的是，他在了解侵略者的本質的同時，也清楚地看到了清政府的冷漠與腐敗。有人認為：“曾國藩沉迷于封建王朝官場，因而，無法有效地抵禦外來侵略。”其實，這個說法對曾國藩來說并不公平。
事實上，在中國封建社會逐漸走向崩潰的時候，僅靠曾國藩一個人的思想覺悟還是不行的。總之，曾國藩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還能對世界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這已經算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了。如果，此時還要求他從大局上，拯救國家和人民的話，是不現實的。
其次，曾國藩認識到了西方科學技術的先進性。
如果說，面對洋務不為所動的頑固派是一群愚昧無知的人，那麼，相反，曾國藩就是一個有見識的人。他不僅看到了西方科學技術的先進性，而且，敢于承認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端和倡導學習西方的先進科技。
雖然，由于兩千年來儒家思想的束縛和對清政府的尊重，他還是認為：中國的傳統體系高于西方，但是，他也承認了西方武裝力量的強大，最終，他決心引進西方技術武裝自身，以此來抵抗西方的侵略。當然，由于階級的限制，曾國藩既不能了解也不能承認“遠比封建專制制度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才是西方強大的根本原因”。
但是，他承認：至少在技術方面，中國是不如外國的。
這種認識的價值很大，因為，它标志着中國現代社會逐漸孕育出一種“反思”的意識和“求變”的動力，這更是為中國社會的進步注入了新的動力。
最後，曾國藩重視武器與人的有機結合，而不僅僅是一個唯武器論者。
頑固派始終抱有一種狹隘的政治偏見，抨擊洋務派都是一群唯武器論者。但是，實際上，洋務派不都是如此，至少，曾國藩不是。他興辦近代軍工，制船鑄炮，制作洋器。這就表明，他把武器作為戰争的一個重要因素，放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之上。
但是，曾國藩也曾說過：“戰争取勝的關鍵還是在于人，而不是機器。”簡而言之，他的思想是：武器是戰争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決定戰争的是人，而不是一兩件新武器。由于，曾國藩對侵略者的本質有着清醒的認識，是以，他一直認為抵抗侵略者的手段就是“戰争”，“求和”隻是他的最後手段。
早在鴉片戰争期間，他就希望通過戰争消滅侵略者。他在給其父親的信中寫到：“英國人向來就是野蠻人，他們簡直肆無忌憚，我隻想有一天能把他們全部消滅。”在第二次鴉片戰争中，曾氏更有以生命來捍衛北京的決心。當他聽說英法聯軍進攻天津、逼近北京時，他說服曾國荃道：
“與其不入援而同歸于盡，熟若入援而以正綱常以示忠義？縱使百無一成，死而不自悔幹九泉，不诒譏于百世。”還說：“英夷占據天津，進犯通州，官兵屢挫。夷氛距京僅二十裡，聖賀出幸熱河，飛召外援……若不赴君父之難，則既贻後日之悔，複懼沒世之譏。成敗利鈍，不敢計也。”
可見，國難當頭，曾國藩是毫不含糊。他的抗戰精神，其進步性更是顯而易見的。
是以，綜上所述，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
那就是：曾國藩身為洋務派的領袖，是當時地主階級中的先進知識分子，并且，有着自己獨特的見解和進步的思想。曾國藩提倡發動洋務運動的主要動機，就是希望能夠學習西方先進科技，來抵抗外來侵略，他在實踐中的一些表現，也确實促進了中國的進步。
并且，在洋務運動中，曾國藩更是表現出了誠摯的愛國熱情、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先進的求變意識。當然，作為封建官僚的曾國藩，由于其階級和時代的限制，他的作為還是和他“求變求強”的理想有所沖突，但是，這并不能掩蓋他的許多進步方面。
參考資料：
【《曾國藩家書》、《曾文正公全集·雜著》、《中國近代史》、《洋務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