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当封建帝国走向末路之时，总会有一些杰出的大臣试图力挽狂澜。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清朝末期的名臣曾国藩的历史功绩。
既然要谈曾国藩，就不得不提到他在洋务运动中所做的贡献。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同属洋务派的李鸿章和丁日昌都是他的门生。我们都知道，哪怕到了帝国即将覆灭的时候，哪怕敌人把大炮怼到了我们的脸上，还是会有不少思维僵固的官员，他们仍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
所以，在他们眼里，只要能够守住中国的传统礼仪文化，就能获得民众的支持，洋人也自然会意识到自己侵犯他国的错误罪行，并向我国赔礼道歉。
不得不说，闭关锁国使得这些顽固派，被一种程序化的思维路径给束缚住了。哪怕是战争失败的结果甩在他们脑袋上，他们也仍然不能清晰地认识到世界的改变，更不能看清清政府已经面临的崩溃局面。
但是，清政府内仍有一批智商在线的官员，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知道清政府再这样下去只能是自寻死路。于是，便提出：在保持国家现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建造属于清政府自己的武器装备，以此用来牵制西方的侵略。
我们把这些人称作“洋务派”，后来，发展得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就是由他们发起的。这两大阵营，因为对世界的认识不同而对立，双方就“应不应该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开始了争斗。顽固派一直认为：“传统的才是最好的，我们不需要改变。”而实质上呢，就是一种放弃武装的投降主义。
但是，顽固派嘴硬，他们认为：“洋务派才是在向西方投降。”甚至，还指责洋务派是：“想用西方的东西改变中国的传统，是把中国的财产输往外国的卖国之举。”然而，洋务派的领头羊曾国藩自然不能认输，最终，他毅然决然的扛起了迎战顽固派的大旗，这也展现出了他思想的进步性。
首先，曾国藩是最先认识到侵略者本质的学者之一。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生活在湖南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里。由于，他长期生活在这种封闭的社会环境之中，也使他束缚在了一种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里，所以，他并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到西方侵略者的本质。后来，曾国藩到了北京，看到了世界开阔了视野，所以，他逐渐对侵略者的性质有了一定的了解。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受劳苦大众反抗英国侵略的鼓舞，地主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反侵略热情。而曾国藩与外国一直有着联系，使他看到了外国人总是以实力强弱论对错，而他们的实力越强，对清政府的威胁也就越大。这就说明，此时的曾国藩已经看出了侵略者的本质就是“掠夺”。
从这一认识来看，曾国藩对侵略者已经没有了任何幻想。更重要的是，他在理解侵略者的本质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了清政府的冷漠与腐败。有人认为：“曾国藩沉迷于封建王朝官场，因而，无法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其实，这个说法对曾国藩来说并不公平。
事实上，在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崩溃的时候，仅靠曾国藩一个人的思想觉悟还是不行的。总之，曾国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能对世界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这已经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如果，此时还要求他从大局上，拯救国家和人民的话，是不现实的。
其次，曾国藩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
如果说，面对洋务不为所动的顽固派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那么，相反，曾国藩就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他不仅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而且，敢于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和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
虽然，由于两千年来儒家思想的束缚和对清政府的尊重，他还是认为：中国的传统体系高于西方，但是，他也承认了西方武装力量的强大，最终，他决心引进西方技术武装自身，以此来抵抗西方的侵略。当然，由于阶级的限制，曾国藩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承认“远比封建专制制度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才是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
但是，他承认：至少在技术方面，中国是不如外国的。
这种认识的价值很大，因为，它标志着中国现代社会逐渐孕育出一种“反思”的意识和“求变”的动力，这更是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注入了新的动力。
最后，曾国藩重视武器与人的有机结合，而不仅仅是一个唯武器论者。
顽固派始终抱有一种狭隘的政治偏见，抨击洋务派都是一群唯武器论者。但是，实际上，洋务派不都是如此，至少，曾国藩不是。他兴办近代军工，制船铸炮，制作洋器。这就表明，他把武器作为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之上。
但是，曾国藩也曾说过：“战争取胜的关键还是在于人，而不是机器。”简而言之，他的思想是：武器是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决定战争的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武器。由于，曾国藩对侵略者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一直认为抵抗侵略者的手段就是“战争”，“求和”只是他的最后手段。
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就希望通过战争消灭侵略者。他在给其父亲的信中写到：“英国人向来就是野蛮人，他们简直肆无忌惮，我只想有一天能把他们全部消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氏更有以生命来捍卫北京的决心。当他听说英法联军进攻天津、逼近北京时，他说服曾国荃道：
“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熟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示忠义？纵使百无一成，死而不自悔干九泉，不诒讥于百世。”还说：“英夷占据天津，进犯通州，官兵屡挫。夷氛距京仅二十里，圣贺出幸热河，飞召外援……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贻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
可见，国难当头，曾国藩是毫不含糊。他的抗战精神，其进步性更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曾国藩身为洋务派的领袖，是当时地主阶级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进步的思想。曾国藩提倡发动洋务运动的主要动机，就是希望能够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来抵抗外来侵略，他在实践中的一些表现，也确实促进了中国的进步。
并且，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更是表现出了诚挚的爱国热情、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先进的求变意识。当然，作为封建官僚的曾国藩，由于其阶级和时代的限制，他的作为还是和他“求变求强”的理想有所矛盾，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的许多进步方面。
参考资料：
【《曾国藩家书》、《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中国近代史》、《洋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