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國民黨當局卻推行不抵抗政策，殘暴鎮壓學生愛國運動。寓居上海的宋慶齡毅然發表《宋慶齡之宣言》（即《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明确表示：“不忍見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的中國，因國民黨背棄自己的主義而亡于帝國主義。”她憑借自己的崇高威望，卓有成效地為推動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
赴炮聲隆隆的前線慰問
1932年1月28日，日軍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突襲閘北一帶。十九路軍激于民族義憤，奮起抵抗。
1月30日，宋慶齡和何香凝一起頂風冒雪，帶着兩卡車的物品，到真如十九路軍前線指揮部慰問。她熱情褒獎該軍洗刷了九一八不戰而退的恥辱，還在炮聲隆隆的陣地上向官兵發表講話：“你們抗戰的槍聲一響，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覺得出了口氣！億萬同胞聲援你們，支援你們！”2月6日，宋慶齡偕宋子文夫人張樂怡再次到真如犒軍，她在巡視戰地時邀軍長蔡廷锴合影，并告訴蔡廷锴：“與廖夫人何香凝、楊杏佛先生等正在籌備成立國民傷兵醫院，專門救護并治療十九路軍在前線受傷的弟兄們。”
1932年1月，宋慶齡在真如與蔡廷锴合影
2月12日，宋慶齡前往戰鬥激烈的吳淞前線慰問，她向陣地上的官兵緻意，并鼓勵旅長翁照垣：“守吳淞之功極偉，而尤望繼續奮鬥，不使中國有一寸土地入于敵人之手。”翁照垣當即代表全旅官兵回答：“以衛土為責之将士，決不使敵人稍肆橫暴，使敵人決無越雷池一步之機會。”陸诒的《宋慶齡在抗戰前期》談到，他那時作為上海《新聞報》實習記者到吳淞十九路軍一五六旅采訪，翁照垣告知：“好幾次敵軍的進攻，都給我軍奮勇擊退了”“最使我們激動的是，孫夫人宋慶齡還在兩天以前，由一位女秘書陪同，冒險親臨吳淞前線指揮所來慰問”。
由于國民黨當局沒有發棉衣給部隊，并拖欠軍饷，十九路軍官兵在數九嚴寒中僅穿單薄衣褲。宋慶齡從前線歸來，立即發動各界緊急提供禦寒衣物，得到踴躍響應。數日之内，三萬餘套棉衣、絲棉背心分批送到陣地。
淞滬會戰期間中國軍隊士兵在抗擊日軍
與此同時，宋慶齡作為國際反帝同盟上司成員，還呼籲各國著名人士主持正義，譴責日本侵略中國。這個舉動引起很大的反響，如高爾基于3月2日在蘇聯《消息報》發表《響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的呼籲》，其中說：“援助中國——世界無産階級團結的表現——這是一個偉大的事業。”
上海軍民同仇敵忾，在一個多月的淞滬抗戰中給來犯之敵以沉重打擊。誠如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锴所回憶的：“淞滬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産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通過工會、學生會及其他群衆組織展開了對十九路軍的熱烈的支前工作。他們策動各界人民組織義勇軍、敢死隊、情報隊、救護隊、擔架隊、通信隊、運輸隊等等，有的在前線配合作戰，有的擔任後方勤務的任務，對作戰、供應各方面，起了積極有效的作用。”而宋慶齡與中共黨組織保持聯系，做了大量工作。
宋慶齡在前線殘垣旁手持炮彈留影
3月初，日軍在太倉浏河登陸，十九路軍腹背受敵被迫撤離，許多傷員留在當地。此時，國民傷兵醫院在徐家彙交通大學内建立，它“擁有300張床位”，每天收治的傷兵“常有六七百人，連傷好即回戰線的，多至2000餘人次”。宋慶齡在國民傷兵醫院接受采訪時曾說：“因見十九路軍衛國抗戰之英勇，實為真正之群眾武力，我輩對于其傷兵之救護，自應各盡綿薄……院中全體職員均盡義務，不支任何薪給。”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她為中國群眾而戰》記述：“當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轉向革命，拒絕将該市讓與日本人時，宋慶齡夜以繼日地工作。她在交通大學籌建了一所規模宏大的國際醫院，并且招募了一些婦女準備被服、床單、繃帶等物，還把自己的住宅當作倉庫，每天都從那裡發放這些物品。”
國民傷兵醫院全體職員合影
主持遠東反戰大會
1932年8月，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争大會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召開，會上成立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争委員會，宋慶齡被推選為名譽主席。年底，世界反戰委員會決定組派代表團前往中國調查日本侵略東北事件，并在申城舉行遠東泛太平洋反對帝國主義戰争大會。宋慶齡接到通知後，開始進行籌劃。
1933年6月18日，中國共産黨發出《中央關于歡迎國際反帝非戰大同盟代表團來華及反帝大會的籌備通知》；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馮雪峰負責具體落實，并設立專門機構，出版《反戰新聞》特刊。宋慶齡作為籌備委員會主席積極開展工作，并發表《反對帝國主義戰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争委員會中國代表的聲明》，其中呼籲：“必須把世界勞工階級和全體勞苦大衆的戰鬥力量組織起來，惟有他們才有使帝國主義列強的戰争計劃歸于零”“一切願意參加這個運動的人們”“都派遣代表出席九月在上海舉行的反戰大會”。世界反戰委員會代表馬萊、古久裡等四人抵滬時，她還親自去碼頭迎接。
遠東反戰大會舊址
9月30日，遠東反戰大會在上海彙山路(今霍山路) 85号召開，國際、國内代表60多人出席，由宋慶齡主持。由于受到百般阻撓，會議籌備一波三折，隻能調整規模、秘密舉行，不少代表無法與會。會議推選馬萊、古久裡、宋慶齡等九人為主席團成員，毛澤東、朱德、魯迅、高爾基等為名譽主席。在馬萊報告各國反對帝國主義戰争形勢之後，宋慶齡作《中國的自由與反戰鬥争》演講，指出：“如果沒有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當局的恐怖和幹涉，而我們能夠公開舉行一個會議的話，那就會有成千成萬的代表，為中國億萬被剝削人民發出他們的呼聲。雖然出席這個會議的代表人數為了明顯的理由不得不受限制，可是這個較小的集會仍然充分地代表勞苦大衆的利益，代表着他們抗議日本以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人民的屠殺戰争。”她同時發出号召：“大家在反對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的鬥争中，即在争取中國的統一、獨立和領土完整的鬥争中，團結一緻！”會議通過《反對帝國主義戰争反法西斯蒂的決議及宣言》《反對白色恐怖的決議》《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對蘇區紅軍的五次“圍剿”的抗議書》等，還成立了由宋慶齡擔任主席的世界反戰委員會中國分會。
熱忱幫助斯諾赴陝北
1936年春，斯諾專程來到上海莫利愛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拜望宋慶齡。
宋慶齡初次會見斯諾，是在1931年9月。那時，來華已三年的斯諾按照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要求，為了撰寫一篇關于宋慶齡的人物傳記，在滬采訪宋慶齡。宋慶齡偉大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斯諾，使他“體驗到了中國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斯諾的《複始之旅》提及：“多虧早結識了宋慶齡，使我領悟到：中國人民有能力從根本上改革他們的國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國提高到憑其曆史和衆多人口在世界上應占有的地位。”可見，由于宋慶齡的啟迪，斯諾從根本上改變了對中國的認識。
宋慶齡與斯諾
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後，斯諾作為戰地記者幾乎采訪了淞滬抗戰全過程。他親眼看到，宋慶齡為了支援十九路軍，積極動員上海市民捐款、為官兵縫制棉衣，并與何香凝帶着慰勞品去前線慰問，還曾在國民傷兵醫院給傷員喂藥。他十分感動，便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作了報道。
1933年春，斯諾攜妻赴北平（今北京），他應聘擔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并相繼擔任美國《星期六晚郵報》駐遠東撰稿人、紐約《太陽報》記者及英國《每日先驅報》特派記者。通過與宋慶齡等交往和從多方面獲得的資訊，斯諾逐漸了解到在中國西北黃土地上活躍着一支與衆不同的軍隊——紅軍，并産生了濃厚興趣，他決定接受英國《每日先驅報》和出版公司的稿約，前往陝北采訪。他向宋慶齡談了自己的想法，并請求給予幫助。宋慶齡聽後，欣然表示同意。
不久，宋慶齡獲悉，中共中央希望邀請一名“誠摯的西方新聞工作者”赴陝北考察，了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邀請一名“訓練有素的西醫”，幫助建立醫療事業。她推薦了斯諾和美國醫學博士喬治·海德姆（即馬海德）。此刻，斯諾想到途中充滿險阻，又不免有點擔心，據路易·艾黎的《對埃德加·斯諾的回憶片段》說：“宋慶齡打消了他的疑慮，使他知道了這次旅行對于她所支援的和多少人為之犧牲的事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1936年6月3日，斯諾乘火車從北平出發，到鄭州車站與喬治·海德姆會合，兩人結伴同抵西安。在宋慶齡委托的“王牧師”（即董健吾）協助下，闖過國民黨軍隊的封鎖，秘密進入陝北。從7月上旬到10月中旬，斯諾在陝北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采訪。
斯諾傳回北平後，很快将自己與毛澤東談話的全文和對陝北的綜述寄給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上海《密勒氏評論報》接到文稿，在1936年11月14日、21日兩期予以全文發表，标題為《與共産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并登載斯諾所攝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的大幅照片。與此同時，斯諾還把關于陝北的報道相繼發表于另外一些英文報刊。在此基礎上，斯諾寫成《紅星照耀中國》一書。1937年10月，他将此書贈給宋慶齡，扉頁寫着：“送給勇敢的革命家慶齡同志，您是中國第一位鼓勵我寫作此書的人，而且是此書的第一位讀者。對書中的不妥之處請見諒。”1938年2月，上海複社出版它的中譯本，為了便于流傳，将書名譯為《西行漫記》。
1938年2月，上海複社出版的《西行漫記》
正義呼聲引起國際關注
1937年8月13日，日軍發動八一三事變，瘋狂進攻上海。中國駐軍頑強反擊，開始了曆時三個月的淞滬會戰。宋慶齡再次挺身而出，不辭辛勞四處奔忙。
硝煙彌漫之際，宋慶齡多次發表抗戰演講，産生了很大影響。如有一次，宋慶齡來到上海南洋女中，向師生們介紹戰争形勢，号召大家為抗戰出錢、出力。在她的鼓勵下，師生們深入社群開展募捐活動，數日内，僅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一帶居民就趕做出千餘件絲棉背心。
在上司婦女救亡工作的同時，宋慶齡熱忱支援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簡稱“文協”)的工作。當“文協”救護組發起募集救護品和慰問品時，她在百忙中抽空參加，盡力為之籌款；“文協”組織救護隊赴前線，她又自己出錢雇兩輛卡車接送傷員，并冒着危險乘車到陣地慰問将士。
宋慶齡一直積極尋求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援助。9月17日，宋慶齡在《緻英國工黨書》中譴責英國政府對日本侵華無動于衷，并熱切期待英國工黨“在一切行動的場合上竭力支援中華民族壯烈的抗戰”。10月3日，宋慶齡發表《緻英國工黨來華調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團的信》：“中華民族現在已經像一個巨人似的站起來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國在精神、行動和意志上這樣的團結一緻，在我國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10月14日，宋慶齡緻電美國總工會，希望該國勞工抵制日貨、阻止将軍火運往日本。10月20日，宋慶齡在上海美商廣播電台用英語向美國發表演講，指出：“日本軍閥必定在我們的領土上遭遇滅亡”“我們發動反抗這些法西斯暴徒的戰争，不僅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一切仍舊愛護自由民主的人們”。宋慶齡的正義呼聲，在國際上引發了強烈反響，如愛因斯坦、杜威、羅素、羅曼·羅蘭等曾聯名籲請各國“共同抵制日貨，全力援助中國人民”。她的一些重要抗戰言論，後被編入文集《中國不亡論》（1938年1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
宋慶齡著《中國不亡論》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在此前夕，宋慶齡發表文章譴責“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及其難以想象的野蠻和殘酷，在我們領土上造成了擾亂和無窮的恐怖”，并臨危不懼地表示：“我們将以火樣熊熊的勇氣，來抵抗他們破壞的現代化的機械。在反抗他們腐敗的武士道戰争中，我們将高擎起我們自己新生的火炬。”她堅守“孤島”，直到40天後接受中共中央意見，移居香港。翌年6月，她在香港建立保衛中國同盟，更廣泛地争取國際友人、海外僑胞從道義上和物資上支援中國人民抗戰。
今年，是宋慶齡逝世41周年，也是一·二八事變發生90周年。回眸這位偉人當年在上海全力推動抗日救亡的情景，實在令人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