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曾這樣評價《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直接道出了它在中國史學界的無上地位。可是，這樣千百年來僅此一部的著作，為什麼會誕生在漢代呢？
這就得從《史記》的誕生背景來說了。從文學分段上來看，秦代和漢代被統稱為秦漢時期，而漢代，是中國第二個大一統的朝代，先前秦始皇統一中國，結束了戰三國時期諸侯紛戰的混亂局面。在這樣的宏大大一統政治背景下，連帶着中國的文學也受到了大一統的政治背景影響，走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隻是，在秦朝剛剛建立的時候，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建立，給文學帶來的不是生機，而是極端的文化專制政策，重典之下，文學創作空前地冷落。不僅沒有出色的作家，連流傳下來的文學作品都屈指可數，但是僅存的一些作品、時代相近的一些作品都展現了當時的政治趨勢。
比如，由呂不韋的門客編撰的《呂氏春秋》，成書于公元前239年，它體系完整，廣泛吸取了諸子百家的觀點，客觀上反映了戰國末年時期國家即将一統的曆史趨勢。而秦代唯一有作品留下的文人是李斯，他的《谏逐客書》鋪陳排比、縱橫議論、邏輯性強，富有文采。記載了秦始皇巡遊封禅的刻石銘文也多出自李斯之手，除了著名的《琅琊台》銘文外，都是三句一韻的詩體，質實雄壯，對後世碑銘文有重要的影響。
可是，到了漢代不僅僅是政治和疆土上的大一統。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學成為了官方支援的學問，自此漢代的治學、著書都受到了儒學的影響。人們當時追求的是一種通過著書立說的方式來揚名立萬的價值取向和聖主賢臣的理想，還有漢朝的大一統、經濟的繁榮下，整個漢朝的作家都充滿了豪邁的情懷，反映在文學上，就是古往今來、天長人間的萬事萬物都要置身于自己的想法之下，比如司馬相如說“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首”，是以《史記》這一著作的創作也是對這一思想的重要展現。
同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背後，還代表着思想界從對曆史的批判轉入對現實的關注，歌功頌德和對現實的批判成為了漢代文學的主要使命。于是，從賈誼的政論，到司馬相如的《哀二世論》，以及司馬遷的《史記》，總體都貫穿着對曆史的批判精神，比如，司馬遷在贊揚霍去病的軍功之卓著，用兵之神的同時，也在其他人的傳記中側面表現了他的奢靡，就是一種反思思想的展現。
再加上漢代是推翻秦朝的暴政而成立的，是以漢代的一個大趨勢就是總結秦朝迅速滅亡的教訓，對曆史進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漢初文學的重要内容；而漢代的文人地位經曆了從獨立到依附、再到獨立的演變過程。是以，司馬遷的《史記》才能在一定意義上還原曆史，發表史家的真實想法，既弘揚漢武帝的偉大，也諷刺了他的好大武功，窮兵黩武。
總之，漢初的文人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特征，不依附天子，努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從事創作，對曆史和現實的批判，其深度、廣度和力度都大大提高。是以，司馬遷的《史記》才能在此基礎上成型，既能在歌頌皇帝和王公貴族的同時，又從側面，以史為鑒批判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