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雲翔：漢代人的幸福觀及其表達之考古學管窺

作者：白雲翔

來源：“江漢考古”微信公衆号

原文刊載于《江漢考古》2022年第6期

“王侯合昏千秋萬代宜子孫”錦衾（圖源：“中國新聞社”微信公衆号）

衆所周知，現代考古學的“研究範圍不限于物質文化，而是在于通過各種遺迹和遺物，研究人類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其中包括生産規模、技術水準等物質文化，也包括美術觀念、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的内涵極為豐富，而幸福觀即為其中之一。

所謂“幸福觀”，是指人們對幸福的了解、認識和追求等思想觀念。何謂幸福？按照現代漢語的一般解釋：“幸福”者，使人心情舒暢的境遇和生活之謂也。它既是人們的一種主觀感受，又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客觀存在，并且跟人類與之俱生、與人類社會相伴始終。于是，幸福便成為自古以來人們的一種追求。

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不同時代人們對幸福的了解和感受有所不同，對幸福的追求也有所不同，于是形成了具有時代特色的幸福觀及其表達方式。漢代作為大陸曆史上帝國時代的第一個發展高峰時期，形成了具有時代特色的幸福觀，并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這裡主要就有關的考古發現進行梳理，以管窺漢代人的幸福觀及其表達方式，并就相關問題略作讨論。

一

漢代人的幸福觀，在考古發現的漢代文化遺存尤其是器物銘文以及裝飾紋樣上多有表現和反映，其中，最為常見的是銅鏡等銅器具、瓦當和紡織品等。據此綜合分析可知，漢代人的幸福觀主要由以下六個方面構成。

（一）健康長壽觀

健康長壽觀常見于銅鏡銘文。廣州漢墓出土的西漢前期的草葉紋鏡（M1175∶13），其鈕座周圍方格框内的銘文為“與天相壽，與地相長” ，表達了壽如天長地久的觀念。山東滕州朱窪村漢墓出土的新莽時期的博局四神鏡（M22∶2），其銘文為“作佳鏡哉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壽如金石為國保” 。新莽至東漢時期的銅鏡銘文中，這種觀念常常表述為“壽而金石天之保”等。與之類似，東漢時期流行的雲雷連弧紋鏡，其銘文簡化為“壽如金石”或“壽如金石佳且好兮”等；東漢晚期流行的變形四葉夔鳳鏡中，有的銘文為“延壽萬年，明如日月” 。類似的銘文，還見于“日益壽”銘文的銅帶鈎等。很顯然，這類鏡銘表達了人們對健康長壽的向往和祈盼。

漢代的文字瓦當，同樣表達了人們對健康長壽的祈盼。漢長安城西南角樓遺址曾出土“長生無極”瓦當（T4④A∶11），西安市長安縣窩頭寨漢代鑄錢遺址等地曾出土“延年益壽”瓦當，徐州郭莊漢墓發現一件“壽福無疆”瓦當等。至于漢長安城以及各地官府建築遺址出土的“萬歲”和“千秋萬歲”文字瓦當，盡管其含義非常寬泛，但同樣包含着人們對長壽的祈盼。與之相似，漢代磚瓦上也發現有類似的銘文，如陝西洛川縣發現2塊西漢時期的鋪地方磚，其正面的右上部和左下部分别模印有“人生”和“長壽”兩字。

作為健康長壽觀的形象表達，最為常見的莫過于漢代銅器的龜的造型。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銅鎮中，有一種鎮作龜的造型，鎏金并在其背部鑲嵌玉片，在同出的多種銅鎮中凸顯珍貴。濟南魏家莊漢墓、河北陽原縣北關漢墓、山西朔縣漢墓、呼和浩特市郊格爾圖漢墓以及海昏侯劉賀墓等地發現的西漢後期的爐柄和底座為“立鶴踏龜”造型的銅熏爐，一隻仙鶴展翅伫立在龜背之上。仙鶴自古以來就是寓意長壽的神鳥，有“千年之鶴”之說；神龜同樣是長壽的象征，即“龜以享年長久，受到人們的尊重……形成中國人的長壽觀念，為世俗共同祈求的福、祿、壽三者之一” 。

（二）子孫蕃昌觀

漢代銅鏡的銘文中，充滿了有關子孫蕃昌的内容。河南發現的東漢九乳禽獸紋鏡，鈕座柿蒂紋之間有銘文“長宜子孫”；主紋區有銘文一周：“修翦義兮，報善陰行，記□沼兮，蕭□天端，朝光照兮，宜子孫，長保永福兮，壽萬年” 。山東淄博發現的東漢末年的四乳四獸紋銅鏡，主紋區外環繞銘文一周：“吾作明鏡，幽湅三商，統德宜道，配象萬疆，曾（增）□[年]益壽，子孫番（蕃）昌宜王” 。實際上，新莽和東漢銅鏡中有許多鏡類都鑄有“宜子孫” “子孫蕃昌”之類的銘文，如雲雷連弧紋鏡，常見“長宜子孫” “長生宜子”之類的鏡銘；連弧紋帶鏡，最常見的鏡銘是“長宜子孫”，有的是“長宜子生” 。

漢代文字瓦當中，也有表現子孫繁昌觀念的内容。如陝西鳳翔凹裡秦漢遺址和西安漢長安城遺址等曾出土“大宜子孫”瓦當。

漢代的紡織品上，也有表達子孫繁昌觀念的文字。如新疆尼亞遺址發掘的東漢末年的95MNI号墓地8号墓中，出土有“千秋萬歲宜子孫” “延年益壽長葆子孫”和“宜子孫”等文字織錦。

漢代銅器皿中，也常見有“宜子孫”之類的文字。如鑄有“宜子孫” “長宜子孫” “大吉利，長宜子孫”等銘文的銅熨鬥；山東章丘東平陵城出土東漢銅洗的内底，兩條魚紋之間有“長宜子孫”四字銘。廣西合浦黃泥崗1号墓出土新莽時期的“宜子孫日宜昌”六字出廓玉璧；江蘇邗江甘泉老虎墩東漢墓和山東青州馬家冢子東漢墓等地，都曾出土透雕“宜子孫”三字的出廓玉璧。“宜子孫”在“當時已經是社會普遍的習用語，也是一種公共願望” ，是子孫蕃昌觀念的一種通俗表達。

（三）平安喜樂觀

漢代銅鏡銘文中，平安和喜樂是常見内容之一，并且兩者往往同時出現。西漢前期流行的四乳草葉紋鏡上，常見“樂毋事” “樂未央”等表達歡樂和平安無事之意的銘文。譬如，山東臨淄乙烯墓地出土草葉紋鏡（M21∶3）的銘文為“見日之光，長樂未央”，同墓地另一件草葉紋鏡（M3∶1）的銘文為“長相思，毋相忘，常貴富，樂未央” ；滿城1号墓出土草葉紋鏡（M1∶5224）的銘文為“長貴富，樂毋事，日有熹，常得所喜，宜酒食” 。西漢後期流行的連弧紋銘帶鏡上，也有類似的銘文，如山西朔縣西漢墓出土M222∶6鏡的銘文為“日有熹，月有福，樂無事，宜酒食，居必安，無患息，竽瑟侍，心忠駐，樂已歲，固常” 。

漢代其他文物上也常見有類似的文字。新疆尼亞遺址東漢末年的95MNI号墓地8号墓出土有“安樂如意長壽無極”等文字織錦。“長樂未央”是西漢常見的一種文字瓦當，在陝西、河南和山西等地多有發現。陝西渭南市辛市鄉發現一件“日樂富昌”文字瓦當。遼甯建平西胡素台古城址發現有“安樂未央”文字瓦當。福建武夷山城村漢城遺址出土有“常樂” “樂未央”和“常樂萬歲”等文字瓦當。曆史文獻和考古資料都證明，“未央是漢代習用的吉語” 。

（四）酒食富足觀

“酒食”一語早在先秦文獻中就已出現，指酒和飯菜。漢代銅鏡銘文中，常見表現酒食富足的内容。青島平度界山西漢墓出土草葉紋鏡中有5件帶有“宜酒食”的銘文，其中M1∶13鏡有16字銘文“日有熹，得長熹，常宜酒食，長富貴，樂毋事” 。廣西賀縣河東高寨西漢墓出土草葉紋鏡（M3∶25）的銘文為“日有熹，宜酒食，長貴富，樂毋事” 。鑄有類似銘文的草葉紋鏡，在全國各地多有發現。

作為酒食富足觀的一種形象表達，是魚的圖像的流行。陶竈作為一種模型明器，有不少在其竈面上模印出魚的圖案；漢畫像石中，常可見到“四葉四魚圖” “四葉八魚圖”和“雙魚五璧圖”等圖案；東漢時期，流行一種内底有兩條魚紋（有的在兩魚之間鑄出錢币圖案或“長宜子孫” “富貴昌，宜侯王”之類的吉祥語）的雙魚銅洗等。這類情景中的魚的圖像，“便成為富裕的象征和化身，漢代人用魚的形象表達豐足、富裕、年年有餘的美好期盼” 。

（五）家常貴富觀

“貴富”即“富貴”，其意是富裕而顯貴，并且兩者緊密相關。漢代文物中，最直白地表達這種觀念的是銅鏡上的銘文。西漢前期流行的草葉紋銅鏡上，“日有熹，宜酒食，長貴富，樂毋事”，是常見的銘文之一。西漢後期流行的銅鏡中，有一種“家常貴富”鏡，其主紋區四個乳丁之間鑄出“家常貴富”四字作為其主要裝飾，凸顯其含義。

漢代其他文物中，也有類似的表達。内蒙古標頭市麻池古城遺址、天津武清縣蘭城遺址等地，曾出土“安樂富貴”和“大樂富貴”等文字瓦當。漢代銅器中有鑄出“大富” “富貴”“樂未央，宜酒食，長久富”之類銘文的銅壺和銅钫，以及鑄有“日入八千” “日入大萬”等銘文的銅锺。陝西勉縣發現一件雙魚紋銅洗，其内底雙魚紋之間鑄有銘文“日入百千萬” ；安徽蕪湖賀家園1号墓出土的西漢後期銅缶（M1∶9），其蓋上鑄有銘文“長相思，勿相忘，常富貴，樂未央” 。居延新出漢簡中EPT59·340A的簡文為“富貴昌宜侯王富貴昌宜侯王” 。

（六）高官厚祿觀

高官厚祿觀念首先反映在銅鏡銘文中。山東臨淄出土的西漢前期草葉紋鏡中，水泥廠墓地M33∶2鏡和乙烯墓地M46∶1鏡的銘文均為“見日之光，服者君卿”，乙烯墓地M15∶1鏡的銘文為“仙鏡萬明，服者君卿” 。上海博物館館藏的始建國天鳳二年（公元15年）四神博局紋鏡的銘文為“始建國天鳳二年作好鏡，常樂貴富莊君上，長保二親及妻子，為吏高遷位公卿，世世封傳于毋窮” 。“君卿” “公卿”者，高官之謂也。東漢中期開始流行于北方地區的雙頭龍紋鏡（即“直行銘文夔龍鏡”），其銘文最為常見的是“君宜高官” “位至三公”四字銘，或“君宜高官，位至三公” “君宜高官，長宜子孫”八字銘。東漢中期開始流行的變形四葉夔鳳鏡上，常見“位至三公”銘，偶見“君長宜官”銘和“君宜高官”銘。山西曲沃蘇村東漢晚期墓出土的變形四葉夔紋鏡（SM∶6）的銘文為“位至公侯” 。東漢晚期流行的連弧紋帶鏡上，以“君宜高官”銘為常見，也可見到“位至三公”銘。東漢“三公”者，太尉、司徒、司空之謂也，位居百官之首。

漢代其他文物中，也常見表現這種觀念的文字和圖像。“位至三公” “君宜高官”銘銅帶鈎曾有發現。浙江紹興南郊東漢銅器窖藏出土的一件銅洗的内底鑄出雙魚紋，雙魚之間鑄出“富貴昌宜侯王”六字。山東蒼山柞城遺址出土東漢銅洗内底的圖案是左鹿右鶴，兩者之間是“蜀郡董氏造，宜侯”七字銘。河南南陽、陝西西安南郊缪家寨遺址等地曾發現一種造型為猴子騎在馬背上的陶塑，漢畫像磚和畫像石上也有類似的圖像，而“馬上有猴，隐喻乘馬為官的人，可望進爵封侯” 。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六種常見的觀念之外，有些器物銘文中還表達出其他一些美好的願望。譬如，西漢後期的連弧紋銘帶鏡中，山東五蓮張家仲崮村漢墓M1∶24鏡和洛陽燒溝漢墓M632∶260鏡，其銘文為“日有熹，月有富，樂毋事，常得意，美人會，竽瑟侍，賈市程萬□”，其中的“常得意，美人會，竽瑟侍”在鏡銘中少見，在其他器物銘文中也少見，說明這些觀念似乎不具有普遍性，是以可不視作具有普遍意義的漢代人的幸福觀的組成部分。銅鏡銘文中的“長保二親及妻子”等，同樣如是。

二

漢代人對于幸福觀的表達，可謂多種多樣，并且無所不在。從表達方式來看，主要有語言文字表達和形象表達兩種。

語言文字表達最為常見，也最為直接、明了，廣泛出現于鏡銘等銅器銘文、瓦當文字、玉器文字和織物文字等，從健康長壽觀到高官厚祿觀莫不如此。表達這些觀念的語言文字，都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習用語、吉祥語和祝福語，而這樣的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正是當時人們的共同願望和普遍追求，反映出的是社會大衆共有的、具有一般意義的思想觀念，無疑是漢代人幸福觀的一種直接表達。

幸福觀是由多種具體的觀念構成的，并且各種觀念之間相輔相成、互相關聯，是以，漢代人在分别表達各種具體觀念的同時，在許多場景下往往多種具體觀念同時表達，尤其是銅鏡銘文更是如此。譬如，前述西漢草葉紋鏡銘文的“長貴富，樂毋事，日有熹，常得所喜，宜酒食”，河南出土東漢九乳禽獸紋鏡銘文中的“宜子孫，長保永福兮，壽萬年”，山東出土東漢四乳四獸紋鏡銘文中的“曾（增）□[年]益壽，子孫番（蕃）昌宜王”，新疆尼雅95MNI号墓地8号墓的“千秋萬歲宜子孫”和“延年益壽長葆子孫”織錦等，都是健康長壽、子孫蕃昌、平安喜樂、酒食富足、家常貴富等多種觀念同時表達。又如，河南偃師出土的東漢晚期的變形四葉鏡上，鈕座周圍有“位至三公”四字銘，主紋區的銘文為“長宜子孫保父母，五男七女八九子，位至□□生有□，宜高官世少有兮，大□伯意世未有” ，同時表達了健康長壽、子孫蕃昌、高官厚祿等觀念。再如，成都天回山漢墓出土一件錯金鐵書刀，其上錯金銘文24個字作“光和七年，廣漢工官□□□服者尊，長保子孫，宜侯王□宜□” ，同時表達了子孫繁昌和高官厚祿兩種觀念；内蒙古標頭市召灣91号漢墓出土的“富樂未央，子孫益昌”銘文方磚，河南許昌發現的“宜子孫，富蕃昌，樂未英”銘文方磚等，都同時表達了富貴、喜樂和子孫蕃昌等多種觀念。此類的執行個體還有許多。也正因為如此，上述六種觀念共同構成了漢代人的幸福觀。

漢代人幸福觀的形象表達主要有兩種方式，即圖像紋樣表達和器物造型表達，也就是通過吉祥圖像和吉祥造型的寓意進行表達。就圖像紋樣表達來說，最為常見的是以雙魚紋銅洗為代表的用魚的形象表達豐足、富裕和年年有餘；前述山東蒼山柞城遺址出土銅洗内底的左鹿右鶴圖案，其寓意是“厚祿千年”。就器物造型表達來說，前述龜形鎮、龜鶴造型的銅熏爐等表達健康長壽即為典型的執行個體；造型為猴子騎在馬背上的陶塑，則是利用器物造型名稱的諧音，象征“馬上封侯”，“無疑都是表達為官封侯的願望” 。

值得注意的是，漢代人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采用多種方式表達幸福觀的同時，在埋葬逝者的墓葬中也有多樣的表達，并且表達的觀念與現實生活相一緻。試舉數例。

河南偃師辛村新莽壁畫墓後室門楣的空心磚上，正面模印有龍虎圖案和“富貴宜子孫”五字；貴州平壩4号東漢墓出土有模印“宜子孫”的墓磚。凡此種種“要求死去的親人為活着的子孫服務” 的做法，實際上是子孫蕃昌觀念的另一種場景的表達。

漢畫像石和畫像磚中常見的各種宴飲圖像，一般認為“是墓主生前現實生活的延伸和繼續” 。在“事死如事生”的喪葬觀念下，這種圖像實際上也是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追求酒食富足的一種表現。

漢代墓葬中，除了随葬死者生前使用的一些器具之外，從西漢初年開始出現模型明器陶倉和竈，此後種類逐漸增加，從井、房屋建築、豬圈、雞埘、水田到馬、牛、羊、雞、狗、豬等各種畜禽，有的陶倉上還墨書“粟萬石” “小麥萬石” “大麥萬石” “大豆萬石”等文字，并且從平民百姓到達官貴人，莫不如此。即使東漢末年的魏王曹操，在其墓葬中也随葬陶竈、井、磨、圈廁、灸爐、釜、甑以及日用器皿等各種模型明器。這樣的模型明器，當然是供死者在冥間使用的，但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的喪葬觀念下，這些做法無論是了解為“把死後的世界當作在世時生活的複制或鏡像再現”還是“把死後生活看作生時生活的一種自然延續”，都是逝者“希望在死後能夠擁有的财富……象征大地産和财富” 。它作為現實生活中的一種變形折射，實際上反映出的是當時人們追求财富的觀念。重慶萬州武陵鎮吊嘴7号東漢墓等地墓磚上的“富貴”磚銘，重慶巫山麥沱27号東漢墓出土的“富貴昌樂未央”銘文磚，其用意同樣如是。

東漢時期以四川盆地為中心流行于西南地區的搖錢樹，其“追求财富、長生不老、祈求豐産和祈求生殖”的多種内涵，實際上是現實生活中富貴、長壽、富裕和多子孫等觀念在喪葬活動中的一種表達。四川綿陽出土的東漢搖錢樹上，常見羊、鹿和猴等圓雕或浮雕圖案，都是利用這些動物名稱的諧音表達祥、祿、侯等美好寓意，與日常生活器具上用類似的形象表達對美好的追求是一緻的。

河南靈寶張灣5号東漢墓出土陶罐上的朱書解適文，“令後世子子孫孫士（仕）宦至公侯，富貴将相不絕” ，反映出當時人們在安葬逝者的同時，還要祈願後世子子孫孫官運亨通，富貴永續，是當時高官厚祿觀念的一種表達。

總之，漢代人通過各種方式和場景對健康長壽、子孫繁昌、平安喜樂、酒食富足、家常貴富和高官厚祿等觀念的表達，無論是語言文字表達還是形象表達，無論是直白的表達還是隐喻的表達，都直接反映了當時人們對美好人生和美好生活的向往、祈盼和追求，表現的是在當時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觀念，無疑是漢代人幸福觀的一種客觀、真實的表達。

三

幸福觀作為人生觀和價值觀的一種集中表現，它是精神的，但又是以物質生活為基礎産生的，是社會曆史的産物，因為“價值觀是社會實踐、社會生活的結晶，是人們在追求生活目标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主觀結果” 。曆史地看，漢代人的幸福觀既有人類幸福觀的一般性特征，又有鮮明的時代性特征。

首先，健康長壽、平安喜樂和酒食富足等觀念，是自古以來人類共有的幸福觀。其中，健康長壽和平安喜樂，是人類與之俱生的一種本能性追求；酒食富足觀念在本質上是以飲食充裕為核心的衣食富足觀念的一種表達，而衣食富足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物質生活需求，正如古人所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或曰“壽、福、多男子，人之多欲也” 。

其次，子孫繁昌觀同樣是人類與之俱生的一種觀念，是人類對本身繁衍生息、世代永續的追求和渴望的一種表達。因為繁衍生息是人類的一種本能，但同時又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客觀要求。正如恩格斯曾經指出：“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曆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産和再生産。但是，生産本身又有兩種……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産，即種的繁衍。” 這裡所說的“種的繁衍”，即子孫後代的繁衍，不僅與家庭和諧、家族的興衰直接相關，而且關乎民族和國家的盛衰，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是以，子孫繁昌觀既是人類繁衍生息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本能性觀念，也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客觀需求所形成的一種社會性觀念，隻不過這種觀念在漢代社會曆史條件下進一步增強，成為當時人們一種強烈的精神願望和實際追求。

其三，家常貴富觀念是階級社會的産物，被深深地打上了階級社會的烙印。“貴富”包括“富”和“貴”兩層含義，并且兩者互為表裡，這裡主要讨論财富問題。在史前時代的原始共産制條件下，生産資料共有，人們共同勞動、共同消費、地位平等，社會上不存在貧富貴賤之别。但是，到了史前時代末期，在社會生産力發展和社會财富出現剩餘的背景下，私有制逐漸産生；随着父權制的發展和父權的上升，家族内的等級地位和财富占有不均的現象逐漸發生，财産占有不均和貧富分化加劇，社會走向了階級分化和對立，最終導緻了國家的誕生，迎來了人類曆史上的文明時代。自此之後，财富的多寡成為人們地位、身份以及生存狀況的重要訓示器，于是，占有更多的财富成為人們的一種普遍追求。正如恩格斯所說：“卑劣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動力；财富，财富，第三還是财富——不是社會的财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财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 《周易》所言“崇高莫大乎富貴” ，孔子所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就是這種觀念的高度概括。

當然，在夏商和西周時期的王國時代，社會經濟掌握在各級貴族手中，庶民階層幾乎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真正獲得大量财富，遑論奴隸。春秋戰國時期，随着封建生産關系的出現和私營工商業迅速發展，地主階級和“富商大賈”逐漸登上曆史舞台，貧富分化加劇，以至于“庶人之富者累钜萬，而貧者食糟糠” 。到了兩漢時期，在以土地私有制為核心的封建生産關系下，地主經濟和私營工商業迅速發展，社會各階層擷取财富已經沒有了制度上的障礙，除了貴族和高官之外，社會上出現了擁有巨量土地及其他财産的大地主、大工場主和大富商。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以财富為主要内涵的富貴，更是成為人們一種普遍的追求。“當時社會對于富貴有比較一緻的價值取向”，“期求富貴，當時被社會公認為一種健康的理想，一種積極的志向”，“富貴追求，在當時完全是一種正面的人生目标，人們公開地毫不掩飾地宣示這一志願” 。“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 ，正是漢代人崇尚富貴的真實寫照。實際上，這種追求财富的觀念後來更是成為整個傳統社會價值觀的核心。

至于如何達到富貴、怎樣才是富貴、怎樣展示富貴，秦漢史學家曾做過專門研究。從考古發現來看，不同的社會階層對财富的了解和追求也有所不同。“五谷滿倉” “百萬石倉”和“六畜藩息”等文字瓦當，反映出農耕民實際上具有地主階層的财富觀。山東蒼山柞城遺址出土的漢章帝元和四年（公元87年）銅壺，其圈足上刻有40字銘文“元和四年，江陵黃陽君作，宜子孫及酒食。吏人得之，緻二千石；□（賈）人得之，緻二千萬；田家得之，千廚萬倉” ，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官吏、商賈、地主及農民等不同社會階層的财富觀念及其标準。

需要指出的是，追求财富是漢代人的共同願望，但漢代的社會現實是，一方面，随着大地主經濟的發展，小農經濟遭到破壞，真正能夠獲得巨量财富的畢竟是極少數，如漢宣帝時期的南陽新野陰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仆隸，比于邦君” ，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外祖父南陽樊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陂渠灌溉，又池魚牧畜” ，乃至于“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 ；另一方面，廣大平民百姓仍然主要為生存而掙紮，“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 ，尤其是遇到災荒之年，更是出現“連年饑馑，百姓乏困，或緻相食” 的悲慘景象。

其四，高官厚祿觀是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一種觀念。在階級社會裡，高官不僅代表着公權力和社會地位，而且還象征着财富。這種觀念最初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史前時代晚期，但在夏商西周時期的王國時代實行貴族政治的社會曆史條件下，這種觀念一直很微弱。因為“春秋以前，官吏的任用是和分封制、宗法制緊密相連的‘世卿世祿’制……這個官位等級是父死子繼、世世代代固定了的” ，甚至社會各階層的職業也往往是父子承襲相繼，平民和奴隸根本不可能改變身份而成為官吏。

但是，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曆史由王國時代向帝國時代的轉型，秦漢時期中央集權統治取代了王國統治，官僚政治取代了貴族政治。與之相适應，一整套官僚制度“在打破古老的宗法制度的基礎上”随之建立，一整套選官和任官制度也随之建立并逐漸完善。漢初承秦舊制，主要通過軍功制和郎選制選拔官員，不少人因軍功而被授予官職。漢文帝之後，逐漸推行察舉制和征辟制——通過郡國推舉孝廉和從基層直接征聘人才為官的選官制度，社會各階層人士可以通過察舉、征辟、考試、任子乃至納赀、賣官等多種途徑入仕為官。譬如，衛绾“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景帝時封為建陵侯，拜為太子太傅，後官至丞相；主父偃“學長短縱橫之術”，直接上書漢武帝，先是拜為郎中，後又遷為中大夫，官拜齊相；漢武帝時，“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的公孫弘，最初征為博士，最後官拜丞相，封平津侯；漢武帝實行鹽鐵專營之時，領事鹽鐵的大農丞東郭鹹陽是齊地大鹽商、孔僅是南陽大冶鐵主，都是“緻産累千金”的大工商業主。到了東漢後期，士大夫中還出現了累世公卿的官僚家族，如漢安帝至漢獻帝時的弘農郡楊氏“自震至彪，四世太尉” 。

在漢代官僚體制下，高官不僅僅是權力和地位，而且還與财富直接相關。因為，任官必有俸祿，高官必有厚祿。當時，秩萬石的“三公”之下，上自秩二千石（包括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的中央政府高官以及地方政府的郡守、郡都尉，下至不足百石的鬥食、佐史等小吏，皆有等差。與此同時，不少官僚還追逐田宅，聚斂财富。漢成帝時的丞相張禹，不僅“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而且“内殖貨财，……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泾、渭溉灌，極膏腴上賈” 。漢哀帝寵臣董賢，受寵時“旬月間賞賜累钜萬”，死後“縣官斥賣董氏财凡四十三萬萬” ，其家産之巨可見一斑。這種高官既有厚祿又可獲得巨額财富的社會現實，使得高官厚祿成為當時人們一種普遍的向往和追求，并且完全作為一種正面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公開地宣揚。

總之，漢代人的幸福觀是漢代社會曆史的産物，其中既有人類普遍的價值觀念，又有獨具時代特色的價值觀念。

四

漢代人的幸福觀作為當時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一種集中展現，是漢代精神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正如秦漢時期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思想文化對後來的中國産生了極其深遠的曆史影響一樣，漢代人的幸福觀及其表達對近兩千年來中國人的幸福觀及其表達同樣産生了深刻的影響。直至今日，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還似乎經常可以見到漢代人幸福觀及其表達的“影子”。當然，随着曆史的發展，幸福觀的具體内涵因時代不同而有所變化，幸福觀的表達也往往因時代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幸福是人類亘古不變的追求。

由此說開去，考古學的研究對象是物質遺存，但其中包含有豐富而深厚的精神文化内涵。正因為如此，俞偉超先生曾倡導，廣大考古工作者“多花些精力來研究考古學資料所包含的古代精神活動方面的問題” 。這實際上也是考古學“透物見人”的重要方面之一。由于考古資料相當一部分來源于墓葬和宗教等遺存，使得考古學在古人的生死觀、喪葬觀、宗教信仰和藝術美學等精神文化方面研究者衆，成果累累——這無疑是必要的和重要的。然而，精神文化的範圍相當廣泛，内容極為豐富，值得我們對其進行更廣泛、更深入的考古學研究。這樣的研究，不僅可以直接揭示古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有助于從整體上加深對古代社會及其變遷的了解和認識。

作者機關：山東大學曆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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