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箴(中)領諸孫及重孫合影于江西南昌，陳寅恪在左二。
△1934年，陳寅恪(左一)與家人陪同陳三立(拄拐杖者)遊北平北海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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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史上，鄰省江西修水的義甯陳氏一脈，在不少研究者看來，似乎隐然代表了中國近世學術文化的正統。廣東行政學院主要從事義甯陳氏家族文獻整理和研究的張求會教授，重寫了他20年前寫的《陳寅恪的家族史》，他以大量史料為基礎，勾畫出了中國近代史上這一著名家族的發展脈絡——從陳寶箴到陳三立再到陳寅恪諸兄弟，湖南情結在他們身上的烙印清晰可見。
再回長沙，陳寅恪沒去尋訪舊居
1937年11月27日晚上，冷雨中的一列火車把陳寅恪夫婦和他們的三個女兒送到了長沙。
在女兒們的回憶中，雖然這是陳寅恪和他的兄弟姊妹們的第二故鄉，但重回故地，陳寅恪的心情并沒有什麼好轉——這次回長沙，他們在路上輾轉了24天，轉過好幾趟火車，還換乘過郵輪。之是以如此折騰，是因為戰事已經吃緊，他們待習慣了的北平已經陷落。更讓陳寅恪心情好不起來的，是他的父親陳三立自北平淪陷後，便斷食斷藥，終緻辭世。
陳寅恪的女兒們記得，他沒有閑心帶她們去尋訪舊居。彼時，文夕大火還未發生，無論是陳寅恪的出生地通泰街的蛻園(今周南實驗中學)，還是後來他爺爺陳寶箴任湖南巡撫後他們全家居住的官邸(今長沙青少年宮)，都還在。在女兒們的記憶中，陳寅恪到長沙後，每日頻繁外出，不是去清華大學長沙辦事處就是去長沙臨時大學以及從南京搬到長沙的中央研究院。
會說長沙話的陳寅恪顯然是有意不去面對曾見證過他的家族的榮光與中落的庭院。
1957年，在溫暖的廣州中山大學的寓所，陳寅恪終不禁又一次想起了他和他的父祖以及他的兄弟姊妹在長沙的那些時光。“望斷衡雲六十秋，潭州官舍記曾遊。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他寫道。
詩中的“潭州官舍”即他祖父陳寶箴任湖南巡撫時的官邸。陳寅恪和他的兄弟姊妹的第一張合影，便是在這個官邸的後花園照的。陳寶箴是1895年秋被任命為湖南巡撫的，那張合影是他們家族在巡撫官邸的第一個春天照的。照片中，三到九歲的這些孩子們，臉上流露出歡樂和喜慶。
維新失敗，離湘時陳家“淚與湘江一樣流”
1896年的春天，不止陳寅恪和他的兄弟姊妹們臉上流露的是歡樂和喜慶，他的父祖也是。服膺曾國藩的治國之道、認同郭嵩焘維新之路的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終于有了一次實踐和體驗的機會。
在陳寶箴和陳三立父子看來，湖南雖說位置稍嫌偏僻，但“據東南上遊，号天下勝兵處”“其士人率果敢，負氣可用”“又土地奧衍，煤鐵五金之産畢具”。尤其是他們此前在湖南已有多年經營，“習知其利弊”。他們覺得，在這樣一個具體而微的形勝之地用心經營一番，完全可以為天下之先，立下富強之本，“是備非常之變，亦使國家他日有所憑恃”。
“前輩将才馀幾個，義甯孤立古君臣。”這是曾國藩孫曾廣鈞所記錄的昔日湘軍非核心人物的陳寶箴執掌湖南時，湘軍大佬們凋零的情況。沒有湘軍昔日師長們可倚仗，但陳寶箴和陳三立父子仍苦心經營出了一支維新隊伍。
那支改變了湖南、影響了整個暮霭沉沉的大清帝國的維新隊伍，曾被時人稱為義甯陳氏開的名士行。這支“名士行”，“樂則嘯歌，憤則痛哭，聲聞裡巷”。
“我湘陳右銘中丞，亟力圖維，聯屬紳耆，藉匡不達。興礦務、鑄銀元、設機器、建學堂、豎電線、造電燈、引輪船、開河道、制火柴，凡此數端，以開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國勢，善于變法，而不為法所變。”譚嗣同創辦的《湘學報》曾如是贊揚陳寶箴治湘的政績。
年幼的陳寅恪未曾見證他的父祖遊宦路上的披荊斬棘，但他目睹了他的家族那座大廈的輝煌與突然傾倒。随着戊戌變法的失敗，把湖南治理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省份的陳寶箴受到“革職，永不叙用”處分。這一年，陳家的打擊是雙重的，陳寅恪祖父革職之前，祖母在長沙病逝。
1898年11月，陳寅恪随父祖離開長沙時，走的是水路，船上除了一家老小近20人外，還有他祖母的靈柩。其情狀之悲切，難免讓陳家人“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
1896年，清政府決心修粵漢鐵路，經辦此事的盛宣懷擔心湖南人“不易從”，打算更改線路，不經過湖南。陳寶箴知道盛宣懷的顧慮後，回複他：“湖南獨非王土邪?誠便大計，必力任!”盛宣懷這才決定按原定的規劃線路勘察。在湖南勘察時，陳寶箴、陳三立父子不厭其煩地将鐵路的無窮利益反複告知群眾，消除群眾顧慮。
身後的事，雖然他們不知，但事實上巧合的是，正因為當年他們的大力支援，才有了40年後把他們的兒孫送回長沙的鐵路——其家族的“湖南情結”，也因而有了後續。
對話
“‘去聖化’‘祛魅化’之後陳寅恪家人反倒更加可親可敬”
潇湘晨報：雖然您盡可能客觀，盡可能讓每件事、每句話都有出處，但從您的筆觸還是可以看到您在寫《陳寅恪家史》的時候，是仰視的視角。這個視角的選擇，是出于這個家族在中國政治和文化上的貢獻，還是另有原因?
張求會：我在2000年版《陳寅恪的家族史》的代序《獨立精神世所尊》裡，說過這樣一句話：“本書努力追求的是論證嚴謹細緻與筆鋒常帶感情之間的一種有機結合。”我最初寫這書時的年齡不到30歲，最近這次修訂重寫則年已半百。20年的歲月消磨，讓我對義甯陳氏的認識多少也會變得比之前冷靜、客觀，但留下當年的痕迹也是在所難免的事情，現在看來，“仰望”(或者說“仰視”)依然如故者仍不在少數。
但是，有必要作兩點聲明：其一，義甯陳氏家族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貢獻絕對值得後人仰視和頌揚，首先應該去除的是追述義甯陳氏始遷祖開基拓業的種種谀墓之詞，我在修訂重寫時對此盡力作了節制或淡化，有時甚至忍不住站出來指出其中的誇飾或做作，這一點拳拳之心有必要向讀者做個交代。其二，2018年，我為《陳寅恪家史》撰寫的後記并不是現在書上這一篇，初稿裡的這段話或許值得借此機會說一說：“随着年齡的繼續增長和見聞的逐漸豐富，我終于明白了那些永恒的常識：誰都離不了飲食男女，解決了溫飽才能談斯文、談發展。當我嘗試着用一個兒子、丈夫、父親的眼光去打量另一個兒子、丈夫、父親時，原來了解不了的事情變得容易了解了，原本接受不了的事情變得能夠接受了。作為普通人的一代代陳家人，在‘去聖化’‘祛魅化’之後，反倒更加可親可敬——面對着‘生活的壓力與生命的尊嚴，哪一個重要’這樣綿亘古今的難題，總體而言，義甯陳氏給出的答案遠遠超越了絕大多數人。”
在此作出這樣的聲明，隻是想表明我也認同“去聖化”“祛魅化”在家族史研究和寫作中的重要性。但受限于20年前的慣性，也受限于眼到手不到的笨拙，可能還是給讀者留下了“仰望”有餘而冷靜不足的觀感吧。
潇湘晨報：義甯陳氏所“發家”的區域，您用了“吳頭楚尾”這個頗具曆史深度的稱謂。您認為這個獨特地域對義甯陳氏有哪些方面的影響?
張求會：“吳頭楚尾”可能談不上什麼曆史深度，我的本意主要在于說明修水與湖南、湖北交界的地理位置特點，還有一層意思就是想說明它的位置比較偏僻。這個窮鄉僻壤，加大了義甯陳氏“發家”的難度。如果沒有太平軍對義甯州城的侵襲，就沒有陳偉琳、陳寶箴父子因為組織團練抵禦太平軍而聞名遠近，也就沒有後來陳寶箴加入湘軍集團(盡管稱不上最核心的成員)繼而邁上近代中國政治舞台的可能性。
可以說，在義甯陳氏“發家”的過程中，太平軍的“貢獻”比“吳頭楚尾”更大。至于修水前賢黃庭堅及其江西詩派對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的影響，相比而言，倒在其次。
潇湘晨報：陳寶箴從捍衛傳統文化根基而奮起抗擊太平軍到入湘，再到後來“營一隅為天下倡，立富強根基”的遠景規劃，這個過程，他的“湖南情結”，凝聚了他或者說凝聚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哪些理想追求與政治抱負?
張求會：我在書裡标舉陳寶箴乃至義甯陳氏的“湖南情結”，最想傳遞的是陳氏三代人對于湖南的特殊情感。
捍衛傳統文化根基與“立富強根基”之間，如果硬要說有什麼聯系，那隻能歸納為“中體西用”的維新之路。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主張，與曾國藩、郭嵩焘的變革之道有所差別。陳寶箴、陳三立父子身體力行的是不傷及國體的漸變之路，接近于曾、郭而不同于康、梁。這一點，在我的書裡不止一次地做過對比，尤其是這次重寫又着意點明陳寅恪對祖、父維新路徑的體認與彰顯。
潇湘晨報：陳寶箴并非缺少政治經驗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推動他冒險開“名士行”，辦時務學堂，推行維新的動力來自何處?
張求會：“開名士行”，隻是比喻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廣納賢才，“名士行”并不是湖南維新的一個機構或者項目。陳氏父子辦時務學堂，是為了維新培養、儲備人才，延請康或者梁來主持，與康梁名震天下有關，也和康梁極力呼籲變法以救亡圖存有關，還與當時康梁所謂的“叛逆”言行尚未招緻批判、攻讦有關。
陳寶箴、陳三立對待康梁的态度，我在書裡也用了不少筆墨去描摹，而且我至今還是認為戊戌維新時期新舊黨争那幾節寫得最有心得，當然，一己之見未必允恰。
這次重寫，我直接标舉出湘籍學者黃彰健先生對于光緒丁酉戊戌湖南新舊黨争這一課題所作的傑出貢獻。原因之一在于黃先生的許多成果迄今仍不過時，原因之二在于他的湖南籍貫以及他父親與譚嗣同的特殊關系。
潇湘晨報：敢為天下先的湖南，在晚清确實曾一度開風氣之先。但為什麼一遇到和“洋人”相關的事情，無論之前多受湘中紳民愛戴，陳寶箴的支援率就不如盲目排外的官員周漢?為什麼周漢這樣的人，似乎總是有着不小的市場?
張求會：将“敢為天下先”标榜為本地文化精神特質或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屢見不鮮，甚至可以預測，今後也不會斷絕。
2018年1月，我應邀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作專題演講時，曾經開玩笑說，120年前的長沙堪稱國内一線城市，來自江西、廣東、江蘇、浙江、安徽等地的頂尖人才集中在一起給長沙人民打工。雖然是戲谑之語，也是實情。由此也可見地方主官對于一地之發展與風氣之形成的确至關重要，自古以來莫不如此。
湖南在1895—1898年之間，短短幾年，以實績和言論為全國所矚目，影響力甚至走出了國門。等到戊戌政變爆發，陳寶箴被罷黜離去，湖南社會發展與影響很快重返低落期。之是以作這些鋪墊性的介紹，是想說明“湖南敢為天下先”并不一定時時處處都準确、恰當，周漢盲目排外既有時代的共同屬性，也有湖南的地域特質。
我今年夏天認識了湖南前賢廖樹蘅的後人廖志敏先生，提前拜讀了他寫的《廖樹蘅年譜長編》，獲得許多新知識和新感觸。比如，廖樹蘅與守舊的王闿運私交甚好，而他與盲目排外的周漢同樣交情不淺，對于陳寶箴與周漢的争拗也有着自己的看法(《陳寅恪家史》引用了《廖樹蘅自訂年譜》的叙述，可參閱)。廖樹蘅的言行，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湖南本地士紳或群眾的觀念。這個方面以往關注的不夠，是以，廖志敏的這部《年譜》值得期待。
潇湘晨報：心理學認為，童年的經曆對一個人的情緒和人格的建構起着決定性的作用，您認為陳寅恪的父祖參與的維新運動及維新運動的失敗對陳寅恪有着怎樣的影響?義甯陳氏從政治世界走向文化世界，是因為維新運動的失敗嗎?
張求會：戊戌政變，徹底改變了義甯陳氏的家族命運。陳寶箴雖并非慈禧賜死，但仍然可以算得上戊戌政變的受害者和犧牲品。陳三立同樣遭遇革職永不叙用的懲罰，名譽受污等精神打擊之外，家庭生計也日漸困頓，甚至一度陷入難以為繼的極端困境。
盡管戊戌政變确實在日後為義甯陳氏增添了耀眼的光環，讓他們驕傲地走上曆史的榮譽殿堂，但在當時當地，深陷其中的每一個當事者，品嘗到的可能隻有苦澀和辛酸。政變後，義甯陳氏後人退出政壇，轉而在文藝、教育、學術等領域經營人生;與之相伴的是，對于激進言論的反感甚至反抗，也從政治變革轉移到其他領域，陳寅恪的“中國文化本位論”就可以說淵源有自。
中山大學李堅教授很多年前曾經撰文論述陳寅恪的悲觀主義，這個觀點現在依然值得重視，值得進一步完善。戊戌政變發生時，陳寅恪九歲，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根據家人的追憶，他少年老成，年幼時就喜歡靜思。按照常識常情常理，大緻可以推測，家族遭遇的最大一次變故，應該會對九歲的陳寅恪在身心上帶來這樣或那樣的不利影響，而且影響會持續較長一段時期。這一點，《陳寅恪家史》稍稍有所涉及，但還講得不夠透徹、深入，還希望将來能在這個領域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