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中)领诸孙及重孙合影于江西南昌，陈寅恪在左二。
△1934年，陈寅恪(左一)与家人陪同陈三立(拄拐杖者)游北平北海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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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上，邻省江西修水的义宁陈氏一脉，在不少研究者看来，似乎隐然代表了中国近世学术文化的正统。广东行政学院主要从事义宁陈氏家族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张求会教授，重写了他20年前写的《陈寅恪的家族史》，他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勾画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这一著名家族的发展脉络——从陈宝箴到陈三立再到陈寅恪诸兄弟，湖南情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清晰可见。
再回长沙，陈寅恪没去寻访旧居
1937年11月27日晚上，冷雨中的一列火车把陈寅恪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女儿送到了长沙。
在女儿们的回忆中，虽然这是陈寅恪和他的兄弟姊妹们的第二故乡，但重回故地，陈寅恪的心情并没有什么好转——这次回长沙，他们在路上辗转了24天，转过好几趟火车，还换乘过邮轮。之所以如此折腾，是因为战事已经吃紧，他们待习惯了的北平已经陷落。更让陈寅恪心情好不起来的，是他的父亲陈三立自北平沦陷后，便断食断药，终致辞世。
陈寅恪的女儿们记得，他没有闲心带她们去寻访旧居。彼时，文夕大火还未发生，无论是陈寅恪的出生地通泰街的蜕园(今周南实验中学)，还是后来他爷爷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他们全家居住的官邸(今长沙青少年宫)，都还在。在女儿们的记忆中，陈寅恪到长沙后，每日频繁外出，不是去清华大学长沙办事处就是去长沙临时大学以及从南京搬到长沙的中央研究院。
会说长沙话的陈寅恪显然是有意不去面对曾见证过他的家族的荣光与中落的庭院。
1957年，在温暖的广州中山大学的寓所，陈寅恪终不禁又一次想起了他和他的父祖以及他的兄弟姊妹在长沙的那些时光。“望断衡云六十秋，潭州官舍记曾游。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他写道。
诗中的“潭州官舍”即他祖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的官邸。陈寅恪和他的兄弟姊妹的第一张合影，便是在这个官邸的后花园照的。陈宝箴是1895年秋被任命为湖南巡抚的，那张合影是他们家族在巡抚官邸的第一个春天照的。照片中，三到九岁的这些孩子们，脸上流露出欢乐和喜庆。
维新失败，离湘时陈家“泪与湘江一样流”
1896年的春天，不止陈寅恪和他的兄弟姊妹们脸上流露的是欢乐和喜庆，他的父祖也是。服膺曾国藩的治国之道、认同郭嵩焘维新之路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终于有了一次实践和体验的机会。
在陈宝箴和陈三立父子看来，湖南虽说位置稍嫌偏僻，但“据东南上游，号天下胜兵处”“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又土地奥衍，煤铁五金之产毕具”。尤其是他们此前在湖南已有多年经营，“习知其利弊”。他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形胜之地用心经营一番，完全可以为天下之先，立下富强之本，“是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
“前辈将才馀几个，义宁孤立古君臣。”这是曾国藩孙曾广钧所记录的昔日湘军非核心人物的陈宝箴执掌湖南时，湘军大佬们凋零的情况。没有湘军昔日师长们可倚仗，但陈宝箴和陈三立父子仍苦心经营出了一支维新队伍。
那支改变了湖南、影响了整个暮霭沉沉的大清帝国的维新队伍，曾被时人称为义宁陈氏开的名士行。这支“名士行”，“乐则啸歌，愤则痛哭，声闻里巷”。
“我湘陈右铭中丞，亟力图维，联属绅耆，藉匡不达。兴矿务、铸银元、设机器、建学堂、竖电线、造电灯、引轮船、开河道、制火柴，凡此数端，以开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国势，善于变法，而不为法所变。”谭嗣同创办的《湘学报》曾如是赞扬陈宝箴治湘的政绩。
年幼的陈寅恪未曾见证他的父祖游宦路上的披荆斩棘，但他目睹了他的家族那座大厦的辉煌与突然倾倒。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把湖南治理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省份的陈宝箴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这一年，陈家的打击是双重的，陈寅恪祖父革职之前，祖母在长沙病逝。
1898年11月，陈寅恪随父祖离开长沙时，走的是水路，船上除了一家老小近20人外，还有他祖母的灵柩。其情状之悲切，难免让陈家人“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
1896年，清政府决心修粤汉铁路，经办此事的盛宣怀担心湖南人“不易从”，打算更改线路，不经过湖南。陈宝箴知道盛宣怀的顾虑后，回复他：“湖南独非王土邪?诚便大计，必力任!”盛宣怀这才决定按原定的规划线路勘察。在湖南勘察时，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不厌其烦地将铁路的无穷利益反复告知民众，消除民众顾虑。
身后的事，虽然他们不知，但事实上巧合的是，正因为当年他们的大力支持，才有了40年后把他们的儿孙送回长沙的铁路——其家族的“湖南情结”，也因而有了后续。
对话
“‘去圣化’‘祛魅化’之后陈寅恪家人反倒更加可亲可敬”
潇湘晨报：虽然您尽可能客观，尽可能让每件事、每句话都有出处，但从您的笔触还是可以看到您在写《陈寅恪家史》的时候，是仰视的视角。这个视角的选择，是出于这个家族在中国政治和文化上的贡献，还是另有原因?
张求会：我在2000年版《陈寅恪的家族史》的代序《独立精神世所尊》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本书努力追求的是论证严谨细致与笔锋常带感情之间的一种有机结合。”我最初写这书时的年龄不到30岁，最近这次修订重写则年已半百。20年的岁月消磨，让我对义宁陈氏的认识多少也会变得比之前冷静、客观，但留下当年的痕迹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现在看来，“仰望”(或者说“仰视”)依然如故者仍不在少数。
但是，有必要作两点声明：其一，义宁陈氏家族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贡献绝对值得后人仰视和颂扬，首先应该去除的是追述义宁陈氏始迁祖开基拓业的种种谀墓之词，我在修订重写时对此尽力作了节制或淡化，有时甚至忍不住站出来指出其中的夸饰或做作，这一点拳拳之心有必要向读者做个交代。其二，2018年，我为《陈寅恪家史》撰写的后记并不是现在书上这一篇，初稿里的这段话或许值得借此机会说一说：“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和见闻的逐渐丰富，我终于明白了那些永恒的常识：谁都离不了饮食男女，解决了温饱才能谈斯文、谈发展。当我尝试着用一个儿子、丈夫、父亲的眼光去打量另一个儿子、丈夫、父亲时，原来理解不了的事情变得容易理解了，原本接受不了的事情变得能够接受了。作为普通人的一代代陈家人，在‘去圣化’‘祛魅化’之后，反倒更加可亲可敬——面对着‘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这样绵亘古今的难题，总体而言，义宁陈氏给出的答案远远超越了绝大多数人。”
在此作出这样的声明，只是想表明我也认同“去圣化”“祛魅化”在家族史研究和写作中的重要性。但受限于20年前的惯性，也受限于眼到手不到的笨拙，可能还是给读者留下了“仰望”有余而冷静不足的观感吧。
潇湘晨报：义宁陈氏所“发家”的区域，您用了“吴头楚尾”这个颇具历史深度的称谓。您认为这个独特地域对义宁陈氏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张求会：“吴头楚尾”可能谈不上什么历史深度，我的本意主要在于说明修水与湖南、湖北交界的地理位置特点，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想说明它的位置比较偏僻。这个穷乡僻壤，加大了义宁陈氏“发家”的难度。如果没有太平军对义宁州城的侵袭，就没有陈伟琳、陈宝箴父子因为组织团练抵御太平军而闻名远近，也就没有后来陈宝箴加入湘军集团(尽管称不上最核心的成员)继而迈上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可能性。
可以说，在义宁陈氏“发家”的过程中，太平军的“贡献”比“吴头楚尾”更大。至于修水前贤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对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影响，相比而言，倒在其次。
潇湘晨报：陈宝箴从捍卫传统文化根基而奋起抗击太平军到入湘，再到后来“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的远景规划，这个过程，他的“湖南情结”，凝聚了他或者说凝聚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哪些理想追求与政治抱负?
张求会：我在书里标举陈宝箴乃至义宁陈氏的“湖南情结”，最想传递的是陈氏三代人对于湖南的特殊情感。
捍卫传统文化根基与“立富强根基”之间，如果硬要说有什么联系，那只能归纳为“中体西用”的维新之路。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与曾国藩、郭嵩焘的变革之道有所区别。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身体力行的是不伤及国体的渐变之路，接近于曾、郭而不同于康、梁。这一点，在我的书里不止一次地做过对比，尤其是这次重写又着意点明陈寅恪对祖、父维新路径的体认与彰显。
潇湘晨报：陈宝箴并非缺少政治经验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他冒险开“名士行”，办时务学堂，推行维新的动力来自何处?
张求会：“开名士行”，只是比喻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广纳贤才，“名士行”并不是湖南维新的一个机构或者项目。陈氏父子办时务学堂，是为了维新培养、储备人才，延请康或者梁来主持，与康梁名震天下有关，也和康梁极力呼吁变法以救亡图存有关，还与当时康梁所谓的“叛逆”言行尚未招致批判、攻讦有关。
陈宝箴、陈三立对待康梁的态度，我在书里也用了不少笔墨去描摹，而且我至今还是认为戊戌维新时期新旧党争那几节写得最有心得，当然，一己之见未必允恰。
这次重写，我直接标举出湘籍学者黄彰健先生对于光绪丁酉戊戌湖南新旧党争这一课题所作的杰出贡献。原因之一在于黄先生的许多成果迄今仍不过时，原因之二在于他的湖南籍贯以及他父亲与谭嗣同的特殊关系。
潇湘晨报：敢为天下先的湖南，在晚清确实曾一度开风气之先。但为什么一遇到和“洋人”相关的事情，无论之前多受湘中绅民爱戴，陈宝箴的支持率就不如盲目排外的官员周汉?为什么周汉这样的人，似乎总是有着不小的市场?
张求会：将“敢为天下先”标榜为本地文化精神特质或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屡见不鲜，甚至可以预测，今后也不会断绝。
2018年1月，我应邀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作专题演讲时，曾经开玩笑说，120年前的长沙堪称国内一线城市，来自江西、广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顶尖人才集中在一起给长沙人民打工。虽然是戏谑之语，也是实情。由此也可见地方主官对于一地之发展与风气之形成的确至关重要，自古以来莫不如此。
湖南在1895—1898年之间，短短几年，以实绩和言论为全国所瞩目，影响力甚至走出了国门。等到戊戌政变爆发，陈宝箴被罢黜离去，湖南社会发展与影响很快重返低落期。之所以作这些铺垫性的介绍，是想说明“湖南敢为天下先”并不一定时时处处都准确、恰当，周汉盲目排外既有时代的共同属性，也有湖南的地域特质。
我今年夏天认识了湖南前贤廖树蘅的后人廖志敏先生，提前拜读了他写的《廖树蘅年谱长编》，获得许多新知识和新感触。比如，廖树蘅与守旧的王闿运私交甚好，而他与盲目排外的周汉同样交情不浅，对于陈宝箴与周汉的争拗也有着自己的看法(《陈寅恪家史》引用了《廖树蘅自订年谱》的叙述，可参阅)。廖树蘅的言行，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湖南本地士绅或民众的观念。这个方面以往关注的不够，因此，廖志敏的这部《年谱》值得期待。
潇湘晨报：心理学认为，童年的经历对一个人的情绪和人格的构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您认为陈寅恪的父祖参与的维新运动及维新运动的失败对陈寅恪有着怎样的影响?义宁陈氏从政治世界走向文化世界，是因为维新运动的失败吗?
张求会：戊戌政变，彻底改变了义宁陈氏的家族命运。陈宝箴虽并非慈禧赐死，但仍然可以算得上戊戌政变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陈三立同样遭遇革职永不叙用的惩罚，名誉受污等精神打击之外，家庭生计也日渐困顿，甚至一度陷入难以为继的极端困境。
尽管戊戌政变确实在日后为义宁陈氏增添了耀眼的光环，让他们骄傲地走上历史的荣誉殿堂，但在当时当地，深陷其中的每一个当事者，品尝到的可能只有苦涩和辛酸。政变后，义宁陈氏后人退出政坛，转而在文艺、教育、学术等领域经营人生;与之相伴的是，对于激进言论的反感甚至反抗，也从政治变革转移到其他领域，陈寅恪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就可以说渊源有自。
中山大学李坚教授很多年前曾经撰文论述陈寅恪的悲观主义，这个观点现在依然值得重视，值得进一步完善。戊戌政变发生时，陈寅恪九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根据家人的追忆，他少年老成，年幼时就喜欢静思。按照常识常情常理，大致可以推测，家族遭遇的最大一次变故，应该会对九岁的陈寅恪在身心上带来这样或那样的不利影响，而且影响会持续较长一段时期。这一点，《陈寅恪家史》稍稍有所涉及，但还讲得不够透彻、深入，还希望将来能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