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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林:奠基于文化生命原點的再出發

李景林:奠基于文化生命原點的再出發

【學者簡介】李景林,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會委員等。主要著作:《教養的本原》、《教化的哲學》、《教化視域中的儒學》、《教化儒學論》、《孔孟大義今诠》、《教化儒學續說》、《孟子通釋》、《中國哲學概論》(主編)等。

中華民族的當代複興,需要有文化的創造和創新。文化的創造和創新,并非各種抽象要素和觀念碎片的外在組合。譬諸騾子與獅虎獸,其體量不可謂不大,但卻喪失了生育和自身繁衍的能力。缺失文化自我認同奠基的文明要素拼接,隻能造成某種“文化意義上的騾子或獅虎獸”,而不能有真正的文化建構。文化的創造,須著力本原,深造自得,盈科後進,成章而達,積之既久,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文化文明,由是乃可得以生生連續而日新無疆。

或謂“文化即是人化”。不過,這“人化”的前提則是自然。人自己就在自然之中,無法超然于自然之外而對其任意施加以“文”。儒家從“文質”的内在連續與整體性的意義上了解人的存在,就特别強調了這一點。《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孟子·離婁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言“文質”,乃就人作為個體的存在而言。《大戴禮記·禮三本》:“凡禮,始于脫,成于文,終于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佚興;其下,複情以歸太一。”此所謂“情文”,亦即“質文”,乃指文明的創制而言。由此言之,“質”或自然,既是人存在的界限,同時亦規定了這“文”之合理性的界限。超出這一界限的“文”之過度擴張,不僅将導緻人自身生存意義的否定,甚而亦将受到自然的報複與懲罰。

是以人類文明的反思,即包涵有一個回歸自然的向度。道家倡言“複歸于嬰兒”“複歸于樸”,以實作人的存在之真實。儒家亦主張“報本反始”“反本修古”,以奠立禮制人文之存在性的意義基礎。福音書裡也記有耶稣這樣的話:“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都表現了這一點。不過,文明之回歸自然,并非、也不可能實質性地“回到”自然,而是要在文明的前行運動中貫注一種文質合一和自然生命整全性的精神。《老子》三十二章切當地描摹了文明的初始情态:“道常無名,樸……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這“始制有名”,或《大戴禮記·禮三本》所謂“禮始于脫”的文明初創,可以視為是一個“自然與文明的交彙點”,它在一種初始的文明形式中,保有着人類自然生命的整體内涵。

今人所謂的“軸心時代”,即本原于對此“文明與自然的交彙點”之反思。它是一個标志人類進入理性化地了解自身及其周圍世界,并規定了各系不同文明發展方向的時代。作為人類對自身存在之“哲學突破”意義的原初自覺,各系文明在此時代所産生的原始經典或“聖經”,亦以一種理性定型化的方式保有着其“自然”的内涵或精神生命的整全性,成為各系文明不斷回溯以獲得其原創性的天府義海或“生命原點”。

這樣看來,人類存在所擁有的、作為“文”(這裡的“文”,是一種動詞義的文)化之前提的自然,乃是某種在文明定向中差異化了的“自然”,而非一種抽象一般性的自然。被各系文明之原始經典或“聖經”所“文”化并保有着的“自然”,亦因哲學突破所獲得的原初自覺與理性指引,而被陶鑄為某種文明的特殊禀性。現身在此特殊自然禀性中的理性,是具有精神生命的理性;而此經由理性自覺規定指引的自然禀性,亦是禀有明覺靈性和精神方向的生命自然。正是在這文化原初的生命差異性中,各系文明實作并獲得了一種向着他者世界的敞開性和價值的普遍性。

《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道家倡導複歸自然,儒家則“信而好古”,并主張“複古”。其實,道家所謂的複歸自然、複歸嬰兒,隻是一種象征性的說法。人類不能實質性地“回到”自然,隻能回向于那個基于“文明與自然交彙點”之反思的“生命的原點”。是以,儒家“複古”的說法,比道家複歸自然之說,更切合實際。儒家所謂“複古”“反本修古”,即指向于那個“生命的原點”。就文化整體而言,這個“生命的原點”,也就是軸心時代所形成的原始經典或“聖經”及其生命自然的精神蘊涵。

我這裡所謂的“文明與自然的交彙點”和“文化生命的原點”,并非一個現成的時空固定性的概念。複古或回歸經典,亦非“回到”現成擺在那裡的“六經”一類原始的經典,而是對原始經典精神生命之诠釋了解性的當下呈現與存在性擁有。一時代的思想文化,見諸器物,形于制度,随時移世變,曆久則會滞著僵化。中國哲學“知止”“複古”觀念的思想旨趣,即在于通過這“生命的原點”之臨在對文明的奠基與解蔽作用,賦予并使之保有生生連續的原創性活力。思想文化的演進,有因有革,有連續有損益。相較于西方而言,中國思想和文化的發展,更偏重于這“因”或“連續”的一面。中國學術和文化,具有一個源遠流長的诠釋傳統,“述而不作”,或寓“作”于“述”,通過經典及其意義系統的诠釋性重建,以因應時代的要求,形成具有當代性意義的思想和禮儀系統,構成了中國思想文化演進發展的一種基本方式。這也是中國思想文化是以能夠生生日新,延續數千年而不中絕,始終保持自身内在生命活力的原因所在。

新世紀以來,中國人的文化意識,已經逐漸擺脫了文化激進主義思潮,代之而起的,則是一種日益增強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我的認同意識。中國當代文化的建構,亦正在經曆一次奠基于“文化生命原點”的再出發。循此以進,假以時日,積厚廣澤,中國文化的創造性重建和當代複興,當可期之不遠。

編輯:陳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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