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俞秀松日記》的學術與史料價值：印證《共産黨宣言》中譯本的偉大

《共産黨宣言》是發行量最大、影響範圍最廣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之一；其翻譯與傳播深刻地影響了近代以來中國的曆史程序，是一個極具學術價值的課題。《俞秀松日記》記述了陳望道翻譯《共産黨宣言》的相關資訊，這是關于陳望道翻譯《共産黨宣言》僅存的第一手資料，對于研究陳望道譯《共産黨宣言》的情況和出版時間，提供了重要的資訊，十分珍貴。

《俞秀松日記》佐證了陳望道譯《共産黨宣言》的初版時間

1920年6月27日的日記，記載了陳望道讓俞秀松把《共産黨宣言》交給陳獨秀的事項。其中記有：“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譯的《共産黨宣言》到獨秀家去，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語，現在一時找不到，是以隻用英俄日三國底譯文來對校了。”據陳望道回憶，“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間到上海。在此以前，我被一師趕出來，在家翻譯《共産黨宣言》，這書是《星期評論》約我翻的，原來準備在該刊發表。”從俞秀松日記中可以看到，陳望道到上海後，就與俞秀松等一起住在上海三益裡的《星期評論》社，經常一起讨論問題。是以，這也是陳望道讓俞秀松把《共産黨宣言》譯稿捎給住在老漁陽裡二号的陳獨秀的原因。

關于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初版的時間，曾經有過一些争論。在20世紀有“四月說”和“八月說”兩種觀點。在20世紀70年代末，多采用“四月”說。80年代初以後，“八月”說逐漸替代了“四月”說。 “八月”說主要根據當事人的回憶。例如鄭佩剛的回憶，他說：“一九二〇年七、八月間，共産國際派來兩位同志經海參威到上海（一是俄人Slromisky，一是華人楊明齋任翻譯）推動東方民族解放運動。某日夜晚，在陳獨秀家裡(漁陽裡二号)召開社會主義者同盟會議，傳達共産國際精神，讨論積極開展社會革命工作問題。……議案很多，議決首先是進行宣傳工作，建立一個有力的戰鬥的印刷所，開辟宣傳陣地，委我全權負責。我便在辣菲德路成裕裡租一房子，建立“又新印刷所”(即“日日新又日新”之意)，第一次印刷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根據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在寫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中提到了“《共産黨宣言》已印好”，可知陳望道《宣言》全譯本第一次出版的時間，應在1920年8月17日之前，目前發現的初版末頁也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俞秀松日記》以第一手資料，記載了6月27日從陳望道那裡把《共産黨宣言》譯稿交給陳獨秀，進而明确否定了長期存在的“四月”說，佐證了“八月”說，解決了黨的建立史和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一個重要史實問題。

《俞秀松日記》反映了陳望道等譯校《共産黨宣言》的艱辛過程

習近平多次講述陳望道翻譯《共産黨宣言》的故事，第一次是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與中央政治局常委們參觀《複興之路》展覽，看到陳列的《共産黨宣言》中文譯本時，講述了陳望道在翻譯過程中，錯把墨汁當紅糖吃了，還說“可甜了可甜了”，贊賞陳望道翻譯《共産黨宣言》的專注态度，由此以“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概括陳望道對真理的追求探索精神。

《共産黨宣言》的翻譯是很困難的工作。中國人知道《共産黨宣言》時間很早，報刊上也有過關于計劃翻譯出版《共産黨宣言》的資訊。早在1899年3月，由英國傳教士創辦的《萬國公報》發表題為《大同學》的文章，文中有一段《共産黨宣言》結尾的文字。1903年2月22日，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了日人福井準造撰、趙必振譯《近世社會主義》一書，其第二編第一章之第二節介紹馬克思的學說，并引用了《共産黨宣言》末尾的一段話，稱其“為一大雄篇”。同年，中國達識譯社翻譯出版了日人幸德秋水著、蜀魂譯的《社會主義神髓》一書，書中介紹了《共産黨宣言》的觀點。1906年4月，朱執信以“蟄伸”筆名，在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上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一文，文中翻譯了《共産黨宣言》第二章的十大綱領。同年6月，宋教仁翻譯了《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文中摘譯了《共産黨宣言》的結束語。葉夏聲在《民報》第7号上發表了《無政府黨與革命黨之說明》一文，文中介紹了《共産黨宣言》第二章的十大綱領。1908年1月，《天義報》第15号刊登了民鳴所譯的恩格斯為《共産黨宣言》所作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3月出版的《天義報》第16—19期合刊發表《共産黨宣言》第一章的部分譯文。1912年《新世界》刊登朱執信的《社會主義大家馬兒克之學說》，介紹了《共産黨宣言》的概略。1919年11月，《國民》第二卷第一号發表北京大學學生李澤彰《馬克思和昂格斯共産黨宣言》一文，翻譯了《共産黨宣言》第一章全文。但是，《共産黨宣言》全譯本直至五四運動後，仍未見出版。

陳望道留學日本，受到了日本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并研讀過日本譯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回國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開展新文化運動，曆經“一師風潮”，思想上主張進行制度變革。因為陳望道精通英語和日語，又是語言學學者，是以邵力子向《星期評論》社推薦了陳望道翻譯《共産黨宣言》。

1920年9月30日，沈玄廬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發表了《答人問底發行》廣告短文，其中談道：“這本書底内容，《新青年》《國民》——北京大學出版——《晨報》都零零碎碎譯出過幾章或幾節的。凡研究《資本論》這個學說系統的人，不能不看《共産黨宣言》，是以望道先生費了平常譯書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譯了出來，經獨秀、李漢俊兩先生校對。”“平常譯書的五倍工夫”，又“經獨秀、李漢俊兩先生校對”，反映了《共産黨宣言》翻譯的難度和黨的發起組對這項工作的認真程度。

1920年6月28日《俞秀松日記》記述了俞秀松與陳獨秀關于譯書的一段議論：“九點到獨秀家，将望道譯的《共産黨宣言》交給他，我們說些譯書的事，總該忠實精細，但現在譯書的人，每天以譯書度生活，一天總許有八千字，才能生活，于是不能不誤會的誤會，杜撰的杜撰，這是私有财産制度之下，沒有一件事可做了，譯書度生活的人，我又何責！”這說明陳望道與俞秀松談論過譯書過程的艱辛，也正說明了沈玄廬所說的“平常譯書的五倍工夫”絕非虛言。在俞秀松6月27日日記中記述了“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語，現在一時找不到，是以隻用英俄日三國底譯文來對校了。”與沈玄廬文中所說的“經獨秀、李漢俊兩先生校對”可以互相印證。我們知道，陳望道翻譯《共産黨宣言》的底本是戴季陶從日本帶回來的日文版和陳獨秀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的英文版，俄語版則應該是共産國際代表魏經斯基從蘇俄帶來的，魏經斯基四月底五月初從北京抵達上海，使《共産黨宣言》又多了一個校對的樣本。從《俞秀松日記》中表明，中共發起組十分重視《共産黨宣言》翻譯的準确性。但是，李漢俊懂英語、日語、德語、法語，陳獨秀懂英語、日語、法語，他們都不懂俄語，俄語校對應該還另有他人，最合理的推測是楊明齋。是以，通常黨史著作上寫陳望道譯《共産黨宣言》經陳獨秀、李漢俊校對并不全面，校對者應該還有楊明齋。《共産黨宣言》的翻譯出版，是中共發起組進行思想建設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的重要工作。

《俞秀松日記》印證了陳望道譯《共産黨宣言》的影響和意義

陳望道譯《共産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于中國共産黨的建立工作，對于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确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産生了巨大的作用。

1920年2月份，陳獨秀從北京抵達上海，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準備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4月份陳望道完成了《共産黨宣言》全譯本翻譯，從浙江義烏來到上海；4月底，共産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也從北京來到上海，尋找中國的社會主義者，以建立社會主義團體；大約5月份，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邵力子、俞秀松等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6月份，經多次讨論，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五人，在陳獨秀老漁陽裡2号的寓所，成立了中共發起組，當時叫社會共産黨，後根據李大钊、維經斯基的意見，定名為中國共産黨。

中共發起組成立後，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制訂綱領。6月會議後，五位參會代表各自拿了綱領十多條進行研究。陳望道的《共産黨宣言》譯稿，必然成為中共發起組着重學習的範本。俞秀松是陳望道在浙江一師時期的學生，這時兩人也都住在三益裡原《星期評論》社，好學的俞秀松較早接觸到譯稿，并且有了直接學習的機會。陳獨秀也正處于馬克思主義信仰确立的時期，對《共産黨宣言》的校對，也使他對馬克思主義開始有了較系統的學習。

1936年，毛澤東在同斯諾的談話中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産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别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曆史的正确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産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争》，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1941年，毛澤東在《關于農村調查》一文中又提到，“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争》， 陳望道翻譯的 《共産黨宣言》 ，和一個英國人作的 《社會主義史》”。毛澤東在兩次提出三本書時，這三本書都有中譯者，但隻是提到了陳望道一個譯者，這表明毛澤東對陳望道譯的《共産黨宣言》印象特别深刻，突出了這本《共産黨宣言》的譯本對他确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重大意義。1936年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中還說過：“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讨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産生了深刻的印象。”

陳獨秀與毛澤東談信仰，反映了陳獨秀本人在确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過程中，必然需要對《共産黨宣言》進行系統研讀，對書稿的校對正好提供了很好的學習機會。毛澤東是否在上海看到陳望道譯的《共産黨宣言》呢？毛澤東于5月5日到上海，7月初離滬。《俞秀松日記》記載了6月27日晚從陳望道處取了《共産黨宣言》譯文手稿，28日上午給了陳獨秀。毛澤東等6月底見陳獨秀時，有可能見到手稿。俞秀松的日記并未說明，把手稿交給陳獨秀是請陳獨秀校對，還是已經全部定稿後準備出版。從時間上看，離8月份出版隻有一個月時間了，是以，這也可能是陳獨秀、李漢俊、楊明齋已校對過的稿子，陳望道再複核謄寫後交給陳獨秀。從時間上看，毛澤東有可能在上海讀到陳望道譯本的手稿。

1920年8月，陳望道譯的《共産黨宣言》中文全譯本正式出版，很快成為各地黨的早期組織主要的學習資料，為黨的建立進行了心理準備。此後，陳望道譯本一版再版。新中國成立前，陳望道譯本在全國共發現了17種版本，說明了《共産黨宣言》影響力的巨大。

習近平多次講述陳望道翻譯《共産黨宣言》的故事， 2017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大閉幕僅一周，習近平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們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會址、赴浙江嘉興瞻仰南湖紅船。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習近平總書記了解到這本由陳望道翻譯、1920年9月印刷出版的《共産黨宣言》，是由一位共産黨人的老父親放在衣冠冢中方才儲存下來時，他連稱很珍貴，說這些文物是曆史的見證，要儲存好、利用好。2020年是陳望道翻譯《共産黨宣言》100周年，6月27日，習近平複信複旦大學《共産黨宣言》展示館“星火”黨員志願服務隊全體隊員時，勉勵廣大黨員特别是青年黨員在學思踐悟中堅定理想信念，在奮發有為中踐行初心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