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安攝影作品。（受訪者供圖/圖）
62歲的老安已經在中國生活了40年。
1981年，意大利北部小城卡爾皮的“小鎮青年”老安——安德烈·卡瓦祖缇來中國留學，此後決定留在這裡。四十年間，身邊的外國友人大多來了又走，遊人心态，過客心理，隻有老安，将這裡當成了未來的栖息之地。除了最初兩年短暫回國服兵役、完成碩士論文，老安幾乎沒再長久離開過中國，他笑言，自己說過的中文比意大利語還要多。
1980年代初，老安到複旦大學留學，他帶着一台尼康35毫米單反四處拍攝，上海、杭州、南京、廈門、泉州、青島、三亞、昆明、成都、重慶、河南、北京……中國的城市和鄉鎮角落被他拍了個遍。幾千張照片中的一部分，集結成為影像作品《稍息：1981-1984年的中國》。餘華在影集的推薦語裡寫道：“老安的照片，對于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是彌足珍貴的記憶。在這一張張或安靜或活躍的黑白照片裡，我們看到過去的自己如何掙脫束縛，小心翼翼走向真正意義上的生活”。
1990年代，老安成為跨國企業在中國雇傭的第一批外國雇員，工作之餘，他扛起錄影機，将鏡頭對準了當時京城文藝圈的活躍人物，王小波、崔健、洪晃、金星、方力鈞、栗憲庭……他将與他們的訪談記錄下來，制作成三部時長20分鐘的短片，稱為“北京三部曲”，成為那個火熱年代留存下來的珍貴影像。
在積累了财富、不再為生存發愁後，老安辭職拍紀錄片、拍電影、做戲劇多媒體，也為許多項目拍攝商業宣傳片；他是北汽“第一汽車租賃公司”的第一個外籍客人，早早就開啟了自駕“在路上”的生活，見證了高速公路從無到有、一段一段建成。
老安總說自己生逢其時，他在中國的40年，剛好與這個國家飛速變幻的齒輪咬合。老安的故事也是一個時代巨變下的中國叙事。
來中國前，老安在威尼斯大學念的是中國語言文學系。那是1978年，全意大利學中文的學生，加起來也就二十多人，中文是相當冷門的專業。
老安對中國産生好奇，是從象形字開始的。“怎麼有人用這種東西交流？還能用來說話、寫文章。”他打開世界地圖，中國的面積占那麼大塊，但他卻對這一大塊一無所知。
1981年，南京大學組織了一個暑期漢語學習班，老安通過申請，得到了這次為期兩個月的學習機會。他帶着單反相機，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中國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新天地，我沒有選擇，我在哪兒都拍。”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田間嬉戲的小兒、爬煙囪的少年、公園裡相約玩耍的女閨蜜、櫥窗裡展示的塑膠模特，都是他的拍攝對象。南京公園一角，三名年輕女性談笑風生，其中一位邊說邊給朋友盤頭發，老安覺得頗有古代仕女的模樣；不一會兒路過一位穿着波點連衣裙的時髦女子，三人立刻暫停了說笑，将女子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兩個瞬間都被老安的鏡頭捕捉到，收錄進《稍息》影集中，相映成趣。“從她們身上能感受到一個新時代真正來了，在那之前，中國人普遍都穿得很簡單樸素，但這個女人已經穿得很時尚，對時尚有所追求了。”老安說。
1982年，通過申請獎學金，老安再次來到中國，開始了在複旦大學為期兩年的留學生涯。他如饑似渴地拍照，記錄下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日常。
1980年代的中國街頭，一個外國人對着人群舉起相機拍攝，“隻有劣勢，沒有優勢”，老安回憶。比如他在人潮擁擠的南京路上走，隻要停步，馬上就會被好奇的遊客圍觀，導緻他根本無法拍攝。後來他找到了一個方法，常常支一個三腳架，暫時不動，圍觀群衆從最初的好奇到慢慢失去興趣，他這才開始拍攝。
比起街頭，老安更喜歡拍雜貨店、小賣部、操場，他稱為“露天舞台一樣的地方”，三三兩兩的人聚在一起，很容易抓到有生活氣息的鏡頭。“以前大家住的是平房，家裡空間很小，人大部分時間都在外面，現在沒有人這樣。”老安觀察。
1983年在泉州，一位漂亮的女性出現在老安的鏡頭裡。她推着自行車，穿着樸素，還用圍脖裹着頭。那張臉笑着，笑容甜美又單純。老安覺得，她的笑容可以代表那個時代很多女性的狀态。
這組拍攝于1981-1984年的中國組照，老安命名為“稍息”。在他看來，那就是“喘一口氣的時代”，“它不是70年代的政治氣氛，又不是90年代大搞建設，有突飛猛進地發展，我覺得它是喘口氣，大家都在檢討自己到底怎麼回事，有點小心翼翼地往前邁步，不知道能邁多大步。”老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老安在複旦大學留學期間，有一次在和平飯店電梯裡偶遇意大利經營鋼鐵裝置的公司代表，因為老安中文說得好，很快收到這家公司的工作邀約。那時，除了外國使館的從業人員，外國人很難在中國找到工作機會，老安是第一批真正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
1986年，老安畢業，順利入職。這家跨國公司當時在内地沒有辦事處，隻有香港有一個代理公司，老安就在香港住了三年。雖然住在香港，管的還是内地市場，老安頻繁在内地各地出差，每次出差，他都會帶上相機和錄影機，隻要有一點時間，就到處跑、到處拍。1990年，公司決定在北京開一個辦事處，老安作為北京辦事處的負責人，從香港遷往北京，從此定居于此。
1999年，老安決定辭職開個人藝術工作室，做自己喜歡的項目。最讓他感興趣的，是北京八九十年代非常活躍的文化氣息。
通過在中央美院學習的朋友，老安認識了當時還沒成名的藝術家，朋友再介紹朋友，就這樣，京城文藝圈的活躍人物都和老安有了交集。他和另一位做攝影、拍紀錄片的朋友奧利沃·巴爾别裡決定把北京當時的文化動态記錄下來，做一批人物訪談，于是有了後來的紀錄片《北京三部曲》。
王小波是老安的第一位拍攝對象。經朋友介紹，老安結識了王小波。他前往王小波和李銀河家中做了幾次訪談，這段影像成了王小波生前留下的唯一一段珍貴影像。
老安鏡頭下的王小波是先鋒的。1990年代末，電腦還是極稀罕的事物，王小波已經在家中購置了一台電腦，用來創作。“他是一個特别開放的人，沒有什麼陳詞濫調的框框，我們天南地北地聊，聊北京的城市規劃、聊同志，對很多事的看法都沒有隔閡。”老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後來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數》裡寫道，“我的意大利朋友說，除了髒一點，亂一點，北京城很像一座美國的城市。”文中提到的那個意大利朋友，就是老安。
崔健也出現在老安的《北京三部曲》裡。老安回憶，1990年代初期是崔健的創作高峰期，那段時間他在全國各地巡演，門票成為黑市的搶手貨，演出又常常臨時取消，“像捉迷藏一樣”。“他的音樂充滿特别的力量，有很多中國的元素，雖然是搖滾，但又完全不像國外的搖滾。”老安評價。後來有一段時間，老安研究中國民間音樂，發現陝西一個有名的華陰老腔藝人“白毛”，唱歌吐字的方法跟崔健特别像，他把拍白毛的視訊拿去給崔健看，崔健頻頻點頭。
除了王小波、崔健，《北京三部曲》裡還有餘華、阿城、方力鈞、栗憲庭等人。“我總體的感覺是，大家都很活躍，而且都很樸實。那個時候中國人的生活都很樸實，很多人還沒有成名，包括王小波也沒有成名。好像随随便便一抓，就能認識一個非常有才的人，大家都特别随和，就是很閃亮的日子。”老安說。
除了拍紀錄片，老安也拍電影。他的老朋友甯瀛曾為貝托魯奇的《末代皇帝》擔任副導演，2005年，甯瀛執導女性題材電影《無窮動》，邀請老安擔任攝影，因為這部電影，老安結識了洪晃、劉索拉。《無窮動》有相當一部分場景是在洪晃的母親章含之家裡拍攝的，洪晃在片中飾演一位成功的時尚雜志出版商妞妞。她借妞妞之口侃侃而談，調侃知識分子，“先得說哲學，然後得說藝術，從東方到西方，給你的感覺是這男的特想了解你”。
老安對洪晃印象深刻，“她是一個很西化的人，把西方吃透了的人。她比其他中國人更早明白‘炒作’的規律。不管是一個産品也好，一本書也好，一件藝術品也好，她就一直在想怎麼炒作成功。另外她是很開放的人，天不怕、地不怕，這在中國女性中是比較少見的。”他評價。
綜藝《樂隊的夏天》讓新褲子樂隊主唱彭磊走紅。彭磊和老安相識于2000年左右，是多年好友。那會兒彭磊也做卡通片，DV的部分就找老安來幫忙拍。他還幫彭磊拍過兩部小成本電影，從不問他們收錢。
老安記得，有一次新褲子樂隊去蘇州演出，需要一些新照片，他們四個人找來老安，老安兩小時拍好幾張照片，轉手就發給了彭磊，不到幾分鐘，他就轉來幾萬塊。“我說你别這樣”，老安驚奇。彭磊老惦記老安當初的無條件幫助，動不動就買老安好幾張照片，老安出書了，他一買就是好多本。
老安攝影作品（受訪者供圖/圖）
1980年代末，老安開始了在中國的自駕之旅。他是北汽“第一汽車租賃公司”的第一位外籍客戶，那時住香港，每次來北京出差就租上一輛車，跑河南、山東。
1990年代定居北京後，老安買車了。開着上了“京A”黑牌（外資企業的專屬車牌）的切諾基，老安上路了。沒有高速路，所有的道路都在修。老安從北京自駕去上海，看不到任何訓示牌，出行全靠地圖，就一個縣、一個鎮地跑，快到上海地界了，才出現一個上海的路标。馬路中間常常堆滿了煤、麥草，農民把剛收的麥子放在國道上，有時候幾十公裡都隻能壓着麥子往前開。
漸漸，高速公路一段一段開始施工。老安記得，那時候出北京就非常費勁，因為全在修路。有一次去山海關，下了一場大雨，所有的車陷進泥地裡，還有卡車翻車，裝載的石頭撒了一地，把路全都堵死了。半夜時分，車排成長龍，誰也過不去，場面十分壯觀。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最後還是老安第一個下車，張羅着讓大家都下車，一起使勁兒把石頭運走，這才連夜把路給清了。
最初高速路還不是全程封閉的，而且雙向道路中間隻有一個超車道，就是不管開往哪個方向，都用中間道來超車。那個時候燕子特别多，燕子還不習慣高速路上飛快的車，有時路上上演“生死時速”，成群燕子驚起，有的避之不及；後來出現收費站，收費完了，車往前開，開不多遠就撞上一堵牆，收費站也沒有提示。
“那是一段野蠻生長的時期，生活變了，需要新的規則，但是很多規則還沒有形成。”老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畫家劉小東是老安的朋友，跟老安做了近十年的鄰居，那是北京東部農村裡一小片無産權宅基地。老安、劉小東、解曉東、陶金……十來個文藝界的朋友，一人租上一兩畝地，找施工隊平地建起一間間房，就是他們最初的家。因為他們的到來，那片區域被稱為“明星村”，村裡還給每人頒發了一張榮譽村民證書，意在讓他們幫助提高村民的文化水準。
水電問題，取暖問題，都得自己解決，修路也靠自己弄。小區出門就是臭水溝邊上的水泥路，這條路比小區稍高，老安開着他最初的一輛菲亞特沖出院門，車在半空中轉彎，朋友們笑話他，把一輛菲亞特開出了法拉利的勁頭。
劉小東在給老安《稍息》影集作的序言中寫道：“我們中國人都知道這種無産權的私建房會有許多麻煩，我們周旋其中，苦不堪言，與當地人有時稱兄道弟、酒肉成泥，有時還得針鋒相對、互不相讓”。
後來朋友們陸續搬離“明星村”，但是老安還留在這裡，在這裡經營他的個人工作室，在這裡養育子女，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近年因為孩子上學的緣故，他才在城裡租了房，孩子大部分時間住在城裡，老安則是兩頭跑。
老安的中國故事還在繼續。他喜歡引用貧窮藝術家庫奈裡斯的一句話：“現在的中國充滿史詩性，如上世紀的美國也充滿史詩性”。“人是感性動物、社會動物，能感受到所在地的活力和人氣”，如果可以，老安願意順其自然地留在這裡，感受這裡的一切。
南方周末記者 李邑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