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安摄影作品。（受访者供图/图）
62岁的老安已经在中国生活了40年。
1981年，意大利北部小城卡尔皮的“小镇青年”老安——安德烈·卡瓦祖缇来中国留学，此后决定留在这里。四十年间，身边的外国友人大多来了又走，游人心态，过客心理，只有老安，将这里当成了未来的栖息之地。除了最初两年短暂回国服兵役、完成硕士论文，老安几乎没再长久离开过中国，他笑言，自己说过的中文比意大利语还要多。
1980年代初，老安到复旦大学留学，他带着一台尼康35毫米单反四处拍摄，上海、杭州、南京、厦门、泉州、青岛、三亚、昆明、成都、重庆、河南、北京……中国的城市和乡镇角落被他拍了个遍。几千张照片中的一部分，集结成为影像作品《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余华在影集的推荐语里写道：“老安的照片，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弥足珍贵的记忆。在这一张张或安静或活跃的黑白照片里，我们看到过去的自己如何挣脱束缚，小心翼翼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生活”。
1990年代，老安成为跨国企业在中国雇佣的第一批外国雇员，工作之余，他扛起摄像机，将镜头对准了当时京城文艺圈的活跃人物，王小波、崔健、洪晃、金星、方力钧、栗宪庭……他将与他们的访谈记录下来，制作成三部时长20分钟的短片，称为“北京三部曲”，成为那个火热年代留存下来的珍贵影像。
在积累了财富、不再为生存发愁后，老安辞职拍纪录片、拍电影、做戏剧多媒体，也为许多项目拍摄商业宣传片；他是北汽“第一汽车租赁公司”的第一个外籍客人，早早就开启了自驾“在路上”的生活，见证了高速公路从无到有、一段一段建成。
老安总说自己生逢其时，他在中国的40年，刚好与这个国家飞速变幻的齿轮咬合。老安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巨变下的中国叙事。
来中国前，老安在威尼斯大学念的是中国语言文学系。那是1978年，全意大利学中文的学生，加起来也就二十多人，中文是相当冷门的专业。
老安对中国产生好奇，是从象形字开始的。“怎么有人用这种东西交流？还能用来说话、写文章。”他打开世界地图，中国的面积占那么大块，但他却对这一大块一无所知。
1981年，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暑期汉语学习班，老安通过申请，得到了这次为期两个月的学习机会。他带着单反相机，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中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天地，我没有选择，我在哪儿都拍。”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田间嬉戏的小儿、爬烟囱的少年、公园里相约玩耍的女闺蜜、橱窗里展示的塑料模特，都是他的拍摄对象。南京公园一角，三名年轻女性谈笑风生，其中一位边说边给朋友盘头发，老安觉得颇有古代仕女的模样；不一会儿路过一位穿着波点连衣裙的时髦女子，三人立刻暂停了说笑，将女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两个瞬间都被老安的镜头捕捉到，收录进《稍息》影集中，相映成趣。“从她们身上能感受到一个新时代真正来了，在那之前，中国人普遍都穿得很简单朴素，但这个女人已经穿得很时尚，对时尚有所追求了。”老安说。
1982年，通过申请奖学金，老安再次来到中国，开始了在复旦大学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涯。他如饥似渴地拍照，记录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1980年代的中国街头，一个外国人对着人群举起相机拍摄，“只有劣势，没有优势”，老安回忆。比如他在人潮拥挤的南京路上走，只要停步，马上就会被好奇的游客围观，导致他根本无法拍摄。后来他找到了一个方法，常常支一个三脚架，暂时不动，围观群众从最初的好奇到慢慢失去兴趣，他这才开始拍摄。
比起街头，老安更喜欢拍杂货店、小卖部、操场，他称为“露天舞台一样的地方”，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很容易抓到有生活气息的镜头。“以前大家住的是平房，家里空间很小，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现在没有人这样。”老安观察。
1983年在泉州，一位漂亮的女性出现在老安的镜头里。她推着自行车，穿着朴素，还用围脖裹着头。那张脸笑着，笑容甜美又单纯。老安觉得，她的笑容可以代表那个时代很多女性的状态。
这组拍摄于1981-1984年的中国组照，老安命名为“稍息”。在他看来，那就是“喘一口气的时代”，“它不是70年代的政治气氛，又不是90年代大搞建设，有突飞猛进地发展，我觉得它是喘口气，大家都在反省自己到底怎么回事，有点小心翼翼地往前迈步，不知道能迈多大步。”老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老安在复旦大学留学期间，有一次在和平饭店电梯里偶遇意大利经营钢铁设备的公司代表，因为老安中文说得好，很快收到这家公司的工作邀约。那时，除了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外国人很难在中国找到工作机会，老安是第一批真正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
1986年，老安毕业，顺利入职。这家跨国公司当时在内地没有办事处，只有香港有一个代理公司，老安就在香港住了三年。虽然住在香港，管的还是内地市场，老安频繁在内地各地出差，每次出差，他都会带上相机和摄像机，只要有一点时间，就到处跑、到处拍。1990年，公司决定在北京开一个办事处，老安作为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从香港迁往北京，从此定居于此。
1999年，老安决定辞职开个人艺术工作室，做自己喜欢的项目。最让他感兴趣的，是北京八九十年代非常活跃的文化气息。
通过在中央美院学习的朋友，老安认识了当时还没成名的艺术家，朋友再介绍朋友，就这样，京城文艺圈的活跃人物都和老安有了交集。他和另一位做摄影、拍纪录片的朋友奥利沃·巴尔别里决定把北京当时的文化动态记录下来，做一批人物访谈，于是有了后来的纪录片《北京三部曲》。
王小波是老安的第一位拍摄对象。经朋友介绍，老安结识了王小波。他前往王小波和李银河家中做了几次访谈，这段影像成了王小波生前留下的唯一一段珍贵影像。
老安镜头下的王小波是先锋的。1990年代末，电脑还是极稀罕的事物，王小波已经在家中购置了一台电脑，用来创作。“他是一个特别开放的人，没有什么陈词滥调的框框，我们天南地北地聊，聊北京的城市规划、聊同性恋，对很多事的看法都没有隔阂。”老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后来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写道，“我的意大利朋友说，除了脏一点，乱一点，北京城很像一座美国的城市。”文中提到的那个意大利朋友，就是老安。
崔健也出现在老安的《北京三部曲》里。老安回忆，1990年代初期是崔健的创作高峰期，那段时间他在全国各地巡演，门票成为黑市的抢手货，演出又常常临时取消，“像捉迷藏一样”。“他的音乐充满特别的力量，有很多中国的元素，虽然是摇滚，但又完全不像国外的摇滚。”老安评价。后来有一段时间，老安研究中国民间音乐，发现陕西一个有名的华阴老腔艺人“白毛”，唱歌吐字的方法跟崔健特别像，他把拍白毛的视频拿去给崔健看，崔健频频点头。
除了王小波、崔健，《北京三部曲》里还有余华、阿城、方力钧、栗宪庭等人。“我总体的感觉是，大家都很活跃，而且都很朴实。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生活都很朴实，很多人还没有成名，包括王小波也没有成名。好像随随便便一抓，就能认识一个非常有才的人，大家都特别随和，就是很闪亮的日子。”老安说。
除了拍纪录片，老安也拍电影。他的老朋友宁瀛曾为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担任副导演，2005年，宁瀛执导女性题材电影《无穷动》，邀请老安担任摄影，因为这部电影，老安结识了洪晃、刘索拉。《无穷动》有相当一部分场景是在洪晃的母亲章含之家里拍摄的，洪晃在片中饰演一位成功的时尚杂志出版商妞妞。她借妞妞之口侃侃而谈，调侃知识分子，“先得说哲学，然后得说艺术，从东方到西方，给你的感觉是这男的特想了解你”。
老安对洪晃印象深刻，“她是一个很西化的人，把西方吃透了的人。她比其他中国人更早明白‘炒作’的规律。不管是一个产品也好，一本书也好，一件艺术品也好，她就一直在想怎么炒作成功。另外她是很开放的人，天不怕、地不怕，这在中国女性中是比较少见的。”他评价。
综艺《乐队的夏天》让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走红。彭磊和老安相识于2000年左右，是多年好友。那会儿彭磊也做动画片，DV的部分就找老安来帮忙拍。他还帮彭磊拍过两部小成本电影，从不问他们收钱。
老安记得，有一次新裤子乐队去苏州演出，需要一些新照片，他们四个人找来老安，老安两小时拍好几张照片，转手就发给了彭磊，不到几分钟，他就转来几万块。“我说你别这样”，老安惊奇。彭磊老惦记老安当初的无条件帮助，动不动就买老安好几张照片，老安出书了，他一买就是好多本。
老安摄影作品（受访者供图/图）
1980年代末，老安开始了在中国的自驾之旅。他是北汽“第一汽车租赁公司”的第一位外籍客户，那时住香港，每次来北京出差就租上一辆车，跑河南、山东。
1990年代定居北京后，老安买车了。开着上了“京A”黑牌（外资企业的专属车牌）的切诺基，老安上路了。没有高速路，所有的道路都在修。老安从北京自驾去上海，看不到任何指示牌，出行全靠地图，就一个县、一个镇地跑，快到上海地界了，才出现一个上海的路标。马路中间常常堆满了煤、麦草，农民把刚收的麦子放在国道上，有时候几十公里都只能压着麦子往前开。
渐渐，高速公路一段一段开始施工。老安记得，那时候出北京就非常费劲，因为全在修路。有一次去山海关，下了一场大雨，所有的车陷进泥地里，还有卡车翻车，装载的石头撒了一地，把路全都堵死了。半夜时分，车排成长龙，谁也过不去，场面十分壮观。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最后还是老安第一个下车，张罗着让大家都下车，一起使劲儿把石头运走，这才连夜把路给清了。
最初高速路还不是全程封闭的，而且双向道路中间只有一个超车道，就是不管开往哪个方向，都用中间道来超车。那个时候燕子特别多，燕子还不习惯高速路上飞快的车，有时路上上演“生死时速”，成群燕子惊起，有的避之不及；后来出现收费站，收费完了，车往前开，开不多远就撞上一堵墙，收费站也没有提示。
“那是一段野蛮生长的时期，生活变了，需要新的规则，但是很多规则还没有形成。”老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画家刘小东是老安的朋友，跟老安做了近十年的邻居，那是北京东部农村里一小片无产权宅基地。老安、刘小东、解晓东、陶金……十来个文艺界的朋友，一人租上一两亩地，找施工队平地建起一间间房，就是他们最初的家。因为他们的到来，那片区域被称为“明星村”，村里还给每人颁发了一张荣誉村民证书，意在让他们帮助提高村民的文化水平。
水电问题，取暖问题，都得自己解决，修路也靠自己弄。小区出门就是臭水沟边上的水泥路，这条路比小区稍高，老安开着他最初的一辆菲亚特冲出院门，车在半空中转弯，朋友们笑话他，把一辆菲亚特开出了法拉利的劲头。
刘小东在给老安《稍息》影集作的序言中写道：“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种无产权的私建房会有许多麻烦，我们周旋其中，苦不堪言，与当地人有时称兄道弟、酒肉成泥，有时还得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后来朋友们陆续搬离“明星村”，但是老安还留在这里，在这里经营他的个人工作室，在这里养育子女，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近年因为孩子上学的缘故，他才在城里租了房，孩子大部分时间住在城里，老安则是两头跑。
老安的中国故事还在继续。他喜欢引用贫穷艺术家库奈里斯的一句话：“现在的中国充满史诗性，如上世纪的美国也充满史诗性”。“人是感性动物、社会动物，能感受到所在地的活力和人气”，如果可以，老安愿意顺其自然地留在这里，感受这里的一切。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